离开乌萨斯冻土那种近乎原始的、赤裸裸的压迫，冯·特里尔搭乘的货运陆行舰驶向了新兴的巨人——哥伦比亚。当自由城那庞大无比、由无数钢铁和混凝土构成的轮廓在地平线上出现时，即使已有心理准备，冯·特里尔依然感到了强烈的视觉与心理冲击。这与他所熟悉的、拥有厚重历史感的莱塔尼亚或粗犷原始的乌萨斯截然不同。自由城，就像一座从泰拉大地上凭空生长出来的、未来主义的巨构建筑。
摩天大楼如同冰冷的钢铁森林，直插云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象征着无尽的野心。纵横交错的高架轨道车线路如同巨蟒缠绕，其上飞驰的车辆汇成钢铁洪流。街道上人群熙攘，衣着各异，从西装革履的商人到工装褴褛的工人，节奏快得令人眩晕。空气中弥漫着煤炭燃烧后的硫磺味、高压蒸汽的嘶鸣、机油以及某种属于狂热建设的粉尘气息。这里的一切都彰显着一种蓬勃的、近乎野蛮的生命力，一种宣称“人人机会平等”的喧嚣承诺。表面上，这里没有世袭的贵族枷锁，没有乌萨斯那种看得见的镣铐，仿佛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攀登至顶峰。
冯·特里尔再次利用他莱塔尼亚学者的身份，通过一些国际学术机构的引荐信，得以进入哥伦比亚所谓的“上流”知识圈，并以此为跳板，接触到这个国家真正的权力核心——那些庞大的工业托拉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如日中天的雷神工业。
他获准参观位于自由城郊区的“雷神工业第六移动平台装配厂”。这座工厂本身就如同一座微型的、高度专制的钢铁城市。穿过戒备森严的大门，冯·特里尔步入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巨大空间。厂房内部灯火通明，堪比白昼，高耸的穹顶下，是错综复杂的钢架、传送带和悬空轨道。空气灼热，混杂着金属切割的锐利气味、焊接的焦糊味和浓重的机油味。震耳欲聋的噪音是这里的主旋律——蒸汽锤有节奏的沉重撞击声（如同巨人的心跳）、金属板材被冲压成型的刺耳尖啸、无数铆钉枪同时作业发出的哒哒声（如同暴雨击打铁皮屋顶），以及传送带永不停歇的摩擦轰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靠声嘶力竭的喊叫，或者简单的手势。
而最让冯·特里尔感到震撼的，是流水线。一条条望不到尽头的传送带，以一种非人的、精确到冷酷的速度缓缓移动。工人们穿着统一的、但质地粗糙、沾满油污的蓝色工装，像被钉在流水线旁的活零件，固定在各自的点位上。他们的动作被分解得极其简单、重复、枯燥到了极致——有的只是不停地拧紧同一个型号的螺丝，有的只是将某个部件安装到固定的卡槽，有的只是用检测仪器扫描一条线路，周而复始，一天重复数千次。他们的脸上很少有表情，眼神空洞，聚焦于眼前那一点无限循环的动作，身体随着机械的节奏下意识地运动，仿佛灵魂早已被抽离，只剩下麻木的躯壳。这是一种与乌萨斯矿场那种肉体鞭挞不同的折磨，它是一种对精神、对人性本身的系统性摧毁。冯·特里尔意识到，这不仅是体力劳动，更是一种将人“零件化”、“去技能化”的过程。
冯·特里尔注意到，工人们的工作时间长得可怕。官方记录是十二小时，但加上强制性的加班（否则无法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定额），实际工作往往达到十四甚至十六小时。工作环境极其恶劣：高温让汗水浸透工装，瞬间又被烤干；噪音导致许多工人听力严重受损；空气中弥漫的金属粉尘和化学气体侵害着他们的呼吸系统。安全措施形同虚设。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惨剧：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工人，因为连续加班极度疲劳，操作时稍有恍惚，整个手臂瞬间被卷入了传送带的齿轮之中。凄厉的惨叫声仅仅持续了一秒，就被机器更大的轰鸣声吞没。附近的监工（他们被称为“工头”）只是冷漠地皱了皱眉，挥手示意几个辅助工将惨叫不止的伤者像拖麻袋一样拖走，流水线甚至没有减速一秒，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生命的价值，在这里被简化为了生产线上一个可随时替换的、微不足道的损耗单元。
为了获取更真实的信息，冯·特里尔脱下了学者的长袍，伪装成一个来自莱塔尼亚、寻找小型机械配件投资机会的小商人。他混入工厂区边缘那些肮脏、嘈杂、充满汗臭和劣质酒精气味的工人酒馆。几杯廉价的、灼烧喉咙的烈酒下肚，换来了工人们卸下部分防备的倾诉。
一个脸上布满皱纹和油污、手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的老工人，灌下一大口啤酒，苦涩地说：“工资？哼，勉强饿不死罢了。学者先生，您看到河对岸核心区那些闪闪发光的新公寓了吗？我们造了它们，用我们的汗水和血，但我们一辈子，连里面一间厕所都住不起。我们每天在噪音里站十四五个钟头，挣的钱，却付不起城里最破旧阁楼一周的租金。只能全家挤在东区的贫民窟里，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像沙丁鱼一样塞在一个房间里。”
“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嗯，更好的工作？”冯·特里尔试探着问。
“更好的工作？”旁边一个年轻些，但眼神同样疲惫、充满讥诮的工人冷笑一声，打断了他，“您看看外面，到处都是人！从破产的乡下来，从战乱的萨尔贡来，从衰落的维多利亚来……像潮水一样涌进自由城。雷神工业？他们从来不怕没人干活。你今天嫌累不干了，明天门口就有十个人，不，一百个人抢着你的位置！他们巴不得你走呢，正好换更年轻、更能熬的。而且，”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恐惧，“他们有自己的安保队，装备比城市警备队还精良，很多是杀过人的退伍兵，甚至听说有高卢外籍军团出来的狠角色。谁敢闹事？不想活了吗？”
冯·特里尔还了解到，工人们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医疗保险，受伤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伤残等死。没有养老金，干到干不动的那天，就被像垃圾一样扫出门，流落街头。而与之形成天堂地狱般对比的是，他受邀参加了一次雷神工业新型高速陆行舰的下线庆典。在鲜花簇拥、铺着雪白桌布的会场，衣着光鲜的资本家、政客、将军们谈笑风生，衣着暴露的服务生穿梭其间，香槟塔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雷神工业的董事长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谈论着“哥伦比亚梦”、“技术进步”和“无限机遇”。冯·特里尔看着那些肥硕的手指上戴着的宝石戒指，听着他们谈论着天文数字的利润和新的并购计划，脑海中浮现的却是装配厂里那个被机器吞噬手臂的年轻工人惨白的脸，以及贫民窟里挤作一团的身影。
他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剥削更加“文明”，更加隐蔽，因而也更具欺骗性。 它不像乌萨斯的皮鞭直接抽打在肉体上，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系统——饥饿的威胁（低工资）、债务的锁链（预支工资、公司商店）、以及刻意制造的庞大劳动力后备军（失业压力）——无声无息地将工人牢牢束缚在机器旁，榨干他们的每一分精力，直至报废。更可怕的是“异化”：工人创造了如此强大、如此先进的产品（陆行舰、重型装备），但这些产品却不属于他们，反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压迫性的力量（资本）；劳动过程本身不再是创造性的活动，而是令人痛苦的、被迫的谋生手段；工人与自己的同伴也处于竞争关系，难以形成真正的阶级团结；甚至，工人与自己作为“人”的类本质（自由、创造、社群）也相分离了。
不久之后，冯·特里尔亲眼见证了这异化体系下的必然产物——阶级反抗的萌芽与残酷镇压。第六装配厂的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工资，进行了第一次有组织的罢工。起初是和平的，工人们聚集在工厂门口，举着用粗糙木板和破布制成的标语，上面写着“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我们要活下去”。
然而，回应他们的，不是资方的谈判代表，而是雷神工业雇佣的私人安保部队。这些身着统一黑色制服、装备精良的壮汉，如同出笼的野兽。他们许多人是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眼神冰冷，动作训练有素，甚至能从一些人的战术动作和装备上，看出明显的高卢外籍军团的痕迹。他们骑着装配轻型装甲的战斗摩托，挥舞着警棍和防爆盾，甚至动用了高压水枪（尽管是夏天，冰冷的水柱依然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催泪瓦斯，对聚集的工人发起了凶狠的、毫不留情的冲击。
场面瞬间陷入混乱。工人的怒吼、受伤者的惨叫、警笛的尖啸、金属与肉体碰撞的闷响混杂在一起。工人们用石头、木棍、甚至从工厂里带出的工具进行自卫反击，但在训练有素、装备碾压的安保部队面前，如同以卵击石。罢工被迅速而血腥地镇压了。多人死伤，鲜血染红了工厂门前的土地，大批工人被逮捕，下场可想而知。
冯·特里尔躲在远处一个仓库的阴影里，目睹了全过程，浑身冰冷，心如铅坠。他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的法律和国家机器（警察和法庭），在资本的利益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纵容、配合乃至直接充当打手。 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契约自由”，在阶级力量的绝对差距面前，成了一句空洞的笑话。那些高卢背景的安保人员的存在，更让他刺痛地意识到，高卢的资本和影响力，已经如同病毒般深度渗透并武装了哥伦比亚的资产阶级镇压力量。哥伦比亚表面上的“独立”和“民主”，对于广大的工人阶级而言，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掩盖着其作为高卢经济附庸和新式剥削试验场的实质。
这次经历让他彻底认清，工业无产阶级是泰拉大陆上一支全新的、因高度集中而潜力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受到的剥削是现代化的、系统性的，他们的反抗也必将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但他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一种能穿透“自由市场”、“机会平等”等意识形态迷雾，揭示其背后冷酷的阶级压迫本质的理论武器。他们需要认识到，他们的痛苦根源并非某个残忍的工头或贪婪的厂长，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本身。
在离开哥伦比亚的货运陆行舰上，伴随着蒸汽核心的轰鸣和船舱的摇晃，冯·特里尔在昏暗的油灯下，再次摊开了他的笔记本。他的笔尖带着愤怒和冷静的思考，写下了新的标题：《哥伦比亚日记：论现代工业资本、异化劳动与阶级对立》。他开始系统地剖析资本如何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榨取剩余价值，论述异化劳动的种种表现及其对人性的摧残，并明确指出，哥伦比亚的资产阶级与高卢金融资本是利益共同体，反对本国资本家的斗争，就是国际范围内反对高卢霸权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的思想，在哥伦比亚这座“镀金时代”的幻灭之城，完成了从对前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到对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洞察的关键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