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克里斯再次开口，刚才的对话引发了她的连锁思考。
“图尔西，阅读这段历史，尤其是革命爆发前的部分，”她缓缓说道，手指轻抚着书中那些描述巴列维王朝末期腐败、贫富差距、萨瓦克（SAVAK）秘密警察暴行、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沙阿政权毫无保留支持的段落，“让我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在许多美国人听来有些刺耳的事实。”
她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向图尔西：“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其爆发之初，是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和某种历史正义性的。它反抗的是一个极度腐败、压迫性极强的专制王朝，一个被视为西方傀儡的政权。它回应了民众对社会正义、民族尊严和文化自主的深切渴望。某种程度上，它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反殖民、反独裁的革命一样，起源于对不公正秩序的合理反抗。”
图尔西专注地听着，没有打断，眼神中流露出赞同和理解。作为一位拥有多元文化背景和军事经历的情报总监，她对此有更超越意识形态的理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克里斯的话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而锐利，“这场革命走上了一条极其危险、最终自我背叛的歧路。”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清晰的批判力量。
“它推翻了旧式的君主专制，却建立了一种更僵化、更不容异见的神权专制。它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夺取政权，却很快催生了新的特权阶层（革命卫队经济帝国），社会不公并未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它追求‘独立’，却陷入了更深的孤立和对抗循环。它反抗外部干涉，但其激进的输出革命政策和支持跨国激进组织的做法，本身就成了地区不稳定和干涉他国的源头。”
克里斯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仿佛需要借助动作来梳理思绪。
“革命的悲剧性悖论就在于此：它以美好的初衷开始，却迅速被绝对权力和极端意识形态所腐蚀，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她转过身，眼神明亮，仿佛洞察了某种历史规律，“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们，将一种特定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解读，上升为不容置疑的国家真理，用宗教法庭取代法治，用意识形态纯洁性压制一切社会活力和批判思考。他们为了维护这种‘纯洁性’，对外树敌，对内镇压，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堡垒，也把自己变成了堡垒中最孤独、最偏执的囚徒。”
她走回沙发前，语气变得更加坚定：“这正是‘星火革命’需要时刻警惕和避免的陷阱！我们也在推动一场深刻的变革，我们也在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也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手段不会玷污我们的目标，我们对公平的追求不会演变成新的不公，我们对权力的运用不会走向新的专制！”
图尔西深深点头：“是的，总统女士。这就是为什么您始终坚持程序的合法性、制度的制衡、以及对话和包容的重要性。即使面对最激烈的反对，也不轻易动用非常规手段压制。”
“没错，”克里斯肯定道，“革命的激情易于点燃，但如何驾驭这股激情，将其导入建设性、可持续的制度轨道，避免其吞噬自身，才是真正的领导力考验。伊朗的教训是：当革命试图用一种绝对真理（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取代所有其他声音时，它就注定会窒息而亡。”
她重新坐下，目光再次落在那本伊朗历史书上，语气变得深沉：“因此，我们对伊朗的政策，或许应该包含一种历史的同情——不是同情其现行政权，而是理解其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民众的真实苦难——但同时，也必须包含一种清晰的道德立场：坚决反对其现行体制的压迫性本质和对地区稳定的破坏性行为。”
“我们要区别对待伊朗政权和伊朗人民。”图尔西总结道。
“是的！”克里斯的声音充满力量，“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更迭政权’——那常常带来更大的混乱——而是要通过持续的压力、接触和示范，支持伊朗社会内部逐渐生长的、追求变革的力量（学生、妇女、劳工、艺术家、温和教士），促使伊朗体制内部发生渐进式的、由伊朗人自己主导的演化。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但这是唯一可持续的道路。”
她眼中闪烁着星火般的光芒：“我们要让伊朗人民看到，真正的‘独立’和‘尊严’，来自于开放、包容、法治和繁荣，而不是自我封闭、军事对抗和宗教压制。我们要用‘星火革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证明，还有另一条通往公平和尊严的道路，它不需要通过压制和仇恨来实现。”
图尔西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总统，被她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坚定的价值信念所打动。这不再是简单的权谋或地缘博弈，而是一种基于深刻历史反思的、具有道德力量的战略构想。
“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总统女士。”图尔西提醒道。
“我知道，”克里斯微微一笑，“但这是正确的方向。记住伊朗的教训，是为了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同时，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帮助伊朗人民，找到他们走出历史迷宫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