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予安的声音继续在车厢内平稳地响起，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冷静，像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既定的事实：
“叔叔，阿姨，”他通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后座表情逐渐凝重的我父母，“我出事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这不是刚刚发生的新伤。”
他顿了顿，仿佛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给他们消化信息的时间。
“这四年里，国内国外，凡是能打听得到的、在这个领域有名的专家和医院，我基本上都咨询过、也去看过了。该做的检查，该尝试的手术方案……只要是评估后认为有希望的，我也都做过了。”
我的心随着他的话一点点沉下去，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我不敢回头看爸妈的表情。
江予安的语气里没有抱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经历过无数希望与失望轮回后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疲惫：
“月月可能……是怕你们担心，或者想给你们留个更好的念想，所以没跟你们说得太绝对。”他大概能猜到我爸妈为什么这么积极找大夫，也算是在为我开脱，但话里的意思却毫不含糊。
“但我的实际情况是，t10的完全性脊髓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而言，除非未来某天干细胞移植或者神经再生这类技术有了颠覆性的突破，否则……功能上想要有很大的、质的恢复，可能性非常非常渺茫。我能做的，就是坚持复健，维持现状，防止并发症，努力做到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太多麻烦。”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始终专注地看着前方的路况，语气平稳得像是在做一份客观的医疗报告。
然而，车厢后座的空气却仿佛凝固了。
我即使不回头，也能明显感觉到身后传来的低气压。我妈之前那股兴奋和神秘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声的失落。而我爸……
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样子——眉头肯定越皱越紧，嘴角向下撇着，脸色一点点沉下去，变得难看。他甚至可能不再看江予安的后脑勺，而是扭开头看着窗外，胸膛因为那口憋着的、失望的闷气而微微起伏。
果然，我听到我爸深深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声里包含了太多情绪：期望落空的巨大落差，被现实打击的无力感，还有……对被蒙蔽的不满。
紧接着，我感觉到一道锐利的、带着明显责怪意味的目光，像刀子一样从我侧后方射来，钉在我身上。
我僵硬着脖子，几乎能脑补出我爸此刻正狠狠地瞪着我。
我明白那眼神的意思。
他在怪我。怪我之前为了说服他们，给他们画了一张过于美好、近乎虚幻的大饼。我说“有希望”、“能站起来”、“能走路”……
而今天，江予安亲自、冷静、客观说出的话，无异于用一盆掺着冰碴的冷水，将他心中刚刚燃起的、关于“完美女婿”的希望之火，彻底浇灭了。
我如坐针毡，脸颊发烫，心里又慌又愧。我急切地想向江予安传递信号，想让他别再说得这么直白，至少……至少缓和一点。
可我看向他，他依旧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道路，专注地开着车，连一个眼神的余光都没有分给我。我所有的焦急和暗示，都像石沉大海，无从传达。
车厢内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和低沉的寂静之中，只剩下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声，和引擎单调的轰鸣。
江予安的车子平稳地驶入小区，停在了我家单元楼下。
车子熄了火，车内那令人窒息的沉默仿佛也被按下了暂停键，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尴尬。
我爸率先开口，打破了这片寂静。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客气，甚至带着一种过于刻意的疏离感，完全不像前几天在医院里那样亲切自然：
“谢谢安安啊，专门跑一趟送我们回来。辛苦了。”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上下车不方便，就不用特地下来了。忙你的去吧，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拿上去就行。”
后备箱里，确实只有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装着零散物品的大塑料袋，我爸妈两人完全拿得动。
可这明显是托辞。他们不是真的不需要帮忙，而是不想再延续刚才在车里的对话，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在那种低气压下继续面对江予安，急于想要一个单独的空间。
江予安是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刻听出了这客气话里的逐客意味。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那副平静温和的样子，顺从地点点头：“好的，叔叔阿姨你们慢点，好好休息。”
然后，他看向我，眼神里似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安抚，轻声道：“月月，那你帮叔叔阿姨拿东西上去吧。”
江予安不上去，我其实也不太想上去了，但我妈已经伸手拉我，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月月，走了，上楼了。安安，你先回去忙吧。”
我没办法，只能歉意地看了江予安一眼，然后下车，从后备箱拿出行李。
我爸拎起一个行李箱和那个大塑料袋，我妈挽着我的胳膊，几乎是半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向单元门。
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江予安的车还停在原地，没有立刻离开。驾驶座的车窗降下了一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模糊的侧影轮廓，安静地停留在那片阴影里，仿佛被定格了一般。
直到我们走进单元门，感应门在身后缓缓关上，隔绝了外面的视线，我才收回目光，心里沉甸甸的。
电梯上行，狭小的空间里，气压低得可怕。我爸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妈紧紧抿着嘴唇，眉头蹙着。
我知道，一场针对我的“审判”，马上就要开始了。而那辆尚未离开的车，和车里那个孤独的身影，让我的心揪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