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三轮摩托车突突地驶进陇西县城，排气管的声音在狭窄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响亮。车子在不算宽敞的街道上穿行，路面有些地方是坑洼的柏油，有些地方裸露着土石，车轮过处，会带起一些浮土，混着路边小摊飘来的烤馍和卤肉的烟火气，迎面扑在脸上。
路两边是些高矮不齐的平房，灰扑扑的墙面，间或有些两层的小楼。电线杆子歪歪扭扭地立着，扯着乱七八糟的电线。杂货铺、面馆、修车摊子挨挨挤挤，门脸大多不大，看着有些年头了。行人不多，节奏慢吞吞的，有几个老汉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眯着眼看我们这辆吵人的边三轮经过。
“就快到了，我家在老街那头，清静点。”老史在前头说着，熟练地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他看起来三十出头，寸头，皮肤是常年在户外晒出的古铜色，身板结实，握着车把的手臂肌肉线条清晰，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耗子坐在摩托车上，双手死死抓着车斗边缘，指关节发白。自从上车后，他就没怎么说过话，脸绷得像块石头，只有眼珠子偶尔转动，扫视着这片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天地。
车子在一条僻静的巷子深处停了下来，停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
老史家是个典型的西北四合院，土墙高耸，门楼低矮。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里面倒还算宽敞。院子当间有口老井，井口磨得光滑。一棵老大老大的桃树杵在院角，枝叶不算茂盛，但虬枝盘曲，遮出一片阴凉。一个看起来挺利索的妇女正在灶房门口忙活，见我们进来，冲老史点了点头，又朝着我们俩笑了笑，回头继续切菜。这应该是老史的媳妇。
老史把我们让进靠东的一间厢房。房子低矮，土炕就占了半间屋，炕上铺着苇席。靠窗摆着一张掉漆的八仙桌，两把条凳。
“先歇歇脚，喝口水。”老史给桌上的粗瓷茶壶里抓了一大把茶叶，又拎起桌腿旁的暖瓶给壶里填满了水，说话间就给我们倒了两碗滚烫的茶水。
耗子接过碗，没喝，放在桌上，双手搓了把脸。他抬起头，看着老史，眼神沉重。
“史哥，”他开口，声音沙哑，“兄弟我这回……栽大了。”
老史没接话，眼神沉稳地看着耗子，等着下文。
“我哥水生，还有我婆娘秀秀，”耗子提到秀秀名字时，声音不易察觉地颤了一下，“被一伙狠人扣下了。那帮人……指名要一件东西。”
他顿了顿，腮帮子的肌肉绷紧了一下：“见不到，怕是……凶多吉少。”
老史眉头微皱，目光在我和耗子之间扫了个来回，这才缓缓开口：“东西，在咱这地界？”
我接过话头，身子往前倾了倾：“史大哥，不瞒你说，我们现在就像没头苍蝇。只知道对方要的东西，可能跟历史上咱这一带的汪家有关。但具体埋在哪儿，这茫茫黄土高原，跟大海捞针没区别。”
我拿出贴身藏着的《坤舆万川考》，小心地放在桌上：“我们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这本书，还有本地可能流传的一些老话、老记载，哪怕只是个大概方向也好。”
老史盯着那本泛黄的古书看了几秒，略一沉吟：“成。明天一早，我带你们去县里档案馆，找我一个在那干活的老朋友。他管着那些旧档，兴许能翻出点啥。”
……
不久，天色刚刚擦黑，老史媳妇撩开门帘，探进头来招呼：“饭好了，都过来趁热吃。”
我们跟着老史进了北屋。方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每人面前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面条宽窄均匀，看着就筋道。中间摆着几样下饭菜——油汪汪的炒土豆丝，干煸得焦香扑鼻的辣椒，一碟清亮酸爽的浆水萝卜，还有一小盘切得厚实的卤肉，酱色浓郁，实实在在。
“嫂子，太麻烦你了，弄这么些菜。”我赶紧开口，心里过意不去。耗子也挤出一个笑，跟着说：“就是，史哥，嫂子，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老史媳妇用围裙擦着手，脸上带着朴实的笑：“麻烦啥呀，都是现成的家常菜，就怕你们吃不惯咱这穷地方的粗茶淡饭。”
“嫂子您太客气了，”我连忙摆手，“这看着就香，我们在上海可想不着这么地道的西北味儿。”
老史已经拿起筷子，招呼我们：“行了，都别愣着了，动筷子。到了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没啥好菜，就管饱。”
我们这才坐下，拿起筷子。耗子对着老史媳妇招呼：“嫂子，您也忙活半天了，一起吃。”
“你们吃你们的，甭管我，灶上还有呢。”她说着，又转身出去了。
我们默默地吃着。饭菜味道确实很足，土豆丝脆生，辣椒够劲，浆水萝卜酸爽解腻，卤肉也炖得入味。但此刻吃在嘴里，却都有些食不知味，心里的石头太重，再好的饭菜也压不下去，只是为了维持体力而机械地吞咽着。
一夜无话。
第二天，老史弄了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陇西县档案馆，这个单位在一栋旧楼里，光线昏暗，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纸张发霉和灰尘混合的味儿。老史找的朋友姓周，是个头发花白、戴着厚眼镜的干瘦老头。他听说我们是老史带来的，没多问，直接把我们领进了一间堆满档案架的房间。
“《巩昌府志》、《陇西县志》……还有些没编目的手抄本、碑拓，都在这边了。自己看，别弄坏了。”周老指了指几个书架。
“一定一定，感谢”，顾不上说多的，客气了一句我就一头扎进了纸堆里。
我的指尖小心地避开那些泛黄纸页上脆弱的裂痕，目光一行行扫过密麻麻的文字，偶尔在一些模糊的刻本插图上稍作停留。
“汪世显”、“巩昌总帅府”、“陇西王”……我默念着这些名字，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滩上里捡拾散落的珠子，试图把它们重新串起来。
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录，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家族轮廓，渐渐在我脑中清晰起来：
金末乱世，枭雄并起。汪世显凭借军功成了金国最后一任巩昌节度使。蒙古铁骑南下，他做出了归降蒙古王子阔端的决定。是贪生怕死？还是审时度势？史料语焉不详。
投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华。汪家一跃成为蒙元初期汉地最显赫的世侯——“巩昌都总帅”，开府建衙，权势熏天。子侄辈如汪德臣、汪惟正等人，也让汪家的权势如烈火烹油。
但盛极而衰是铁律。元朝坐稳江山后，巩昌总帅府的地位被一点点削弱，到了明朝，这个家族似乎就悄无声息了。
在翻阅中，我注意到一个地名被反复提及——贵清山。志书里说，汪家的祖茔在徐家坪，那地方紧挨着贵清山。山南面，有重要的驿站“熟羊寨”，还有盐井。有个叫汪惟正的汪家后人，曾“按部至漳”（巡查到漳县），还写过一篇《祈雨文》，里面提到了“漳源灵湫”——看来贵清山的水脉在他们眼里很重要。那些元代摩崖石刻……等等，还有关于“断涧仙桥”的记载，旁边用小字注明了“隆庆元年巩昌总帅府经历汪澜监修”，这倒是明朝的物件了，并非元代。但所有这些碎片信息，似乎都隐隐说明汪氏与这座山有着超乎寻常的关联。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厚厚一叠，线索很多，汪家的历史也很清晰，它们和贵清山的地理交织成一张大网，我站在网中央，却找不到那根能提起整个网的线头。那个被封印的“龙眼”，它到底在哪？贵清山如此之大，具体地点在哪里？
抱着复印来的一大摞资料回到老史家，已是傍晚。耗子迎上来，眼里带着询问。我摇摇头，把资料放在八仙桌上，疲惫地坐下。
“咋样？。”耗子急切地问。
“汪家的历史是摸到点边了，”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指着笔记上反复出现的那个词，“而且，所有的线索，好像最后都隐隐约约指向一个地方——贵清山。”
我顿了顿，眉头皱得更紧：“但这山太大了，线索也太散了，就像一把沙子，看得见，抓不住。具体在哪，还是没头绪。”
夜幕彻底笼罩了陇西。院子里，老史的媳妇在收拾碗筷，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厢房里，昏黄的光晕只能照亮桌子这一小片地方。
我和耗子对坐着。那份焦灼，像这西北夜里的寒气，一丝丝地从脚底往上冒，钻到骨头缝里。
水生和秀秀的脸，还有林念郞那冰冷的威胁，在这种绝对的安静和等待中，变得格外清晰，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