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辰办完了荫昌这边的大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但并未立刻离京。他谨记江荣廷的另一个吩咐——务必去拜见现任军机大臣的徐世昌。
江荣廷特意交代过，见徐世昌只叙旧情，问安即可，切莫提及谋求官职之事，以免让这位义父为难，或者显得自己太过功利。
当刘绍辰来到徐世昌府上递帖求见时，徐世昌倒也未曾怠慢这位“义子”的心腹。
在雅致清净的书房内，徐世昌屏退左右，看着风尘仆仆的刘绍辰，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他端着盖碗茶，语气温和却带着洞悉世情的了然：
“绍辰啊，不在吉林辅佐荣廷，怎么有空跑到京城来了？可是荣廷在吉林遇到了什么难处？”他看似随口一问，实则那双被称为“水晶狐狸”的眼睛，早已将刘绍辰此番来京的意图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刘绍辰心中一惊，暗叹这位老大人果然眼明心亮。他本想按江荣廷的吩咐含糊过去，但面对徐世昌那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目光，他知道任何搪塞都显得可笑。
他苦笑一声，躬身道：“老大人明鉴万里，真是什么也瞒不过您。卑职此番进京，确实……确实与吉林新军之事有些关联。”
徐世昌轻轻吹开茶沫，呷了一口，淡淡道：“是为了那个二十三镇统制的位置吧？”他放下茶碗，目光变得严肃起来，“你告诉荣廷，让他千万不要去争那个位置！”
刘绍辰连忙解释：“老大人放心，我家大人并未争抢统制之位。此事牵扯太多，我家大人有自知之明。”
“哦？”徐世昌微微挑眉，有些意外，“那你们此番是……？”
话已至此，刘绍辰知道隐瞒无益，索性坦诚部分实情：“回老大人，我家大人是觉得，孟恩远若升任统制，其留下的巡防营督办一职关系地方安危，至关重要。故而希望能在督办人选上，有所作为。”
徐世昌听完，沉默了。他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扶手，脸上看不出喜怒。他是个传统的文人出身，虽身处高位，精通权术，但内心深处，对这种托关系、走门路的官场龌龊，是颇为不喜，甚至有些厌恶的。他更欣赏正大光明的政绩和才干。
良久，徐世昌才缓缓开口，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嗯，督办之位，确实关乎地方稳定。荣廷能想到这一点，也算是有心了。”
他没有表态支持，也没有反对，更没有询问刘绍辰具体是如何操作的。他不喜欢这种方式，但如今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无力改变。既然江荣廷没有来找他，他也就乐得装糊涂，不再深究此事。
“你回去告诉荣廷，”徐世昌最后嘱咐道，“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以国事为重，兢兢业业，不负朝廷厚望。”
“是！卑职一定将老大人的教诲带到。”刘绍辰恭敬应下，知道这次会面该结束了。
就在刘绍辰离京返回吉林后，吉林这边的棋局也开始进行。
一道由陈昭亲自草拟的公文，发往了奉天总督府。公文中，指出新军统制责任重大，必须专任，孟恩远督办恐难兼顾。接着，他便“举贤不避亲”，大力推荐江荣廷，称其“熟悉吉林营务，勇略兼资，战功卓着，于地方情势洞若观火”，是接任巡防营督办，“辅助新军、稳定地方”的“不二人选”。
奉天总督府内，锡良看着陈昭这份公文，嘴角不由泛起一丝冷笑，他将公文递给一旁的陈宧：“二庵，你看看，这个陈昭，还真是锲而不舍啊。”
陈宧快速浏览一遍，也笑了，带着几分讥诮：“大帅，陈抚台这心思，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他是斗走了吴禄贞还不满足，现在又卯足了劲要跟孟恩远斗到底。这是想着把江荣廷推上督办之位，继续给他当枪使，用来制衡孟恩远呢。”
锡良哼了一声，语气带着不耐烦：“他就不能消停点？整天就知道内斗！孟恩远当统制，江荣廷当督办，听起来倒是平衡了，可这吉林军界，还能有宁日吗？还不是得天天吵翻天？”
他正欲将陈昭的提议搁置一旁，认为这不过是地方官员之间的又一次倾轧，不值得过多关注。
就在这时，一名亲随幕僚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一封刚刚译出的电报，神色凝重：“大帅，陆军部荫昌大人的电报！”
“荫昌？”锡良和陈宧对视一眼，都感到有些意外。
锡良接过电报，仔细看去。电报是以荫昌私人名义发来的，措辞颇为客气，先是肯定了锡良保举孟恩远为统制的考量，表示陆军部“原则上认可”。但紧接着，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
“……然，新军编练，统制官责任重大，千头万绪，必须专任其事，全力以赴，方能在限定时间内成军，以固边防。孟恩远若同时兼任巡防营督办，身兼两大要职，军政事务繁杂，难免分身乏术，精力分散。恐致新军编练迟滞、旧营务弛懈，两头落空，反为不美。为保障新军编练大计，统制官应专任军职，不宜再兼地方营务。此乃为公事计，还望清弼兄酌裁。”
这封电报，看似是建议，实则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它巧妙地利用了“为新军编练大计”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直接斩断了孟恩远兼任督办的可能性！
陈宧在一旁也看完了电文，他凑近锡良，压低声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大帅，荫昌大人这封电报……来者不善啊。他这哪里是怕孟恩远分身乏术？这分明是不想让孟恩远在吉林一家独大，要分他的权啊！”
锡良拿着电报，久久不语，脸色阴晴不定。他岂能看不出这其中的玄机？陈昭的推荐，他可以置之不理，但陆军大臣荫昌亲自发来的电报，他却不能不顾及。这不仅仅是荫昌个人的意思，很可能也代表了北京中枢某种不愿看到北洋势力过度膨胀的倾向。
他原本倾向于孟恩远的平衡策略，被这封来自北京的电报，彻底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