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圣公府案的尘埃虽未完全落定，但其引发的震荡已深刻改变了朝堂的气象。清吏司的权威得以确立，改革派的声音逐渐响亮，而皇帝朱由校在沈惊鸿的潜移默化下，对“格物致用”、“制度治国”的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同。朝野的目光，开始从对个案的追究，转向对更深层次国家治理，尤其是关乎国本的土地与民生问题的探讨。
山东，作为此次吏治风暴的中心，同时也是试验新策的最佳场地。陈子廷与朱统鑍在基本肃清孔府直接关联的利益链条后，并未停歇，而是依据沈惊鸿“三步走”的方略，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复杂和根本性的问题——土地制度与基层治理。
山东布政使司的官衙内，陈子廷与专项督查组的核心成员，以及被紧急召来的几位精通农政、田赋的户部老吏，正对着一幅巨大的山东舆图和一叠叠厚厚的鱼鳞图册副本，眉头紧锁。
“大人，”一位户部老吏指着图册上密密麻麻的标注，声音沙哑，“山东之地，兼并之烈，触目惊心。除孔府外，各地宗室、勋贵、官僚、豪强，以投献、诡寄、强买等手段，隐匿田产无数。在册纳赋之田，十不及七八！小民或沦为佃户，或失去恒产，流离失所。此乃国用不足、民生日蹙之根源啊！”
朱统鑍沉声道：“清丈田亩，虽能厘清一部分，然则，若制度不变，今日清出，明日恐又被他法隐匿。且那些无地少地之民，生计如何保障？山东经此动荡，若不能迅速安民，恐生变乱。”
陈子廷目光锐利，他深知问题的核心。大明的土地问题积弊已深，单一的清丈和惩贪，如同只修剪枝叶，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根基。必须有一整套结合现状、能够落地的改良方案。而这样的方案，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他一个清吏使或山东督查组所能决断，必须由皇帝乾纲独断，并以朝廷名义推行。
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密奏，不仅详细汇报了山东土地问题的严峻现状，更附上了一份与幕僚、户部官员反复商讨后拟定的 《山东等地田亩整顿与安民疏》 草案，请求皇帝圣裁。这份草案，融合了沈惊鸿平日与他通信中提及的一些理念，并力求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1. “限田”与“清退”并举： 建议对宗室、勋贵、官员及地方豪强设定最高拥田限额，超出部分，若为非法所得，坚决清退原主；若为合法购买但超出限额，则由官府以公道价赎买（资金可部分来自追缴的赃银）。
2. “授田”与“垦荒”安民： 将清退和赎买的部分土地，以及清查出的无主荒地，优先授予无地、少地的佃户和流民，承认其永佃权甚至部分产权，只收取较轻的赋税，使其成为国家的自耕农，稳定税基。
3. “减赋”与“规范”减负： 在清丈基础上，重新核定田赋，合并部分苛捐杂税，明确征收额度，杜绝胥吏上下其手。对贫困新垦之地，给予数年赋税减免。
4. “保甲”与“乡贤”共治： 在基层，推行或强化保甲制度，但强调其治安与互助功能，而非单纯的管制。同时，鼓励选拔地方上正直有声望的士绅或致仕官员担任“乡贤”，参与调解纠纷、督导风化、协助官府推行政令，形成官方与民间的共治格局，削弱胥吏和豪强对基层的控制。
这份草案，既试图限制土地兼并，安抚流民，稳定基层，又考虑了执行的可行性，避免过于激进的“均田”可能带来的巨大阻力。
密奏以六百里加急送入京师。
文华殿内，朱由校仔细阅读着陈子廷的奏章和那份沉甸甸的草案。他不再是那个只对木匠活感兴趣的皇帝，接连的大案和沈惊鸿的不断“启蒙”，让他开始真正思考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他召来了内阁辅臣、户部尚书、以及被他倚为臂膀的魏忠贤。
殿内，争论异常激烈。
户部尚书首先担忧：“陛下，限田、赎买，所需银钱巨大，国库如今虽因追赃稍有充实，然辽东战事、各地灾荒，用钱之处甚多，恐难支撑如此大规模之举。且赎买之价若低，则怨声载道；若高，则国库不堪重负。”
一位阁老则从稳定角度反对：“陛下，祖制不可轻动。限田之议，古已有之，然执行极难，极易引发勋贵、官绅剧烈反弹，动摇国本。不若徐徐图之，以劝诫、清丈为主。”
魏忠贤却出人意料地表示了谨慎的支持：“皇爷，陈子廷所奏，虽有些理想，但山东如今就是个烂摊子，不用猛药，难起沉疴。那些蠹虫被收拾了，正好空出地方来试行新法。若成了，是皇爷您的圣明；若不成，也可及时止损。总比现在半死不活，还要不断往里填银子赈济流民强。再者，”他压低声音，“此法若能推行，可是能大大削弱那些不听话的地方豪强和宗室的力量……”
朱由校听着各方意见，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龙椅扶手。他看向一直沉默的沈惊鸿（通过奏章“在场”），脑海中回想起沈惊鸿关于“蒸汽机维护”和“清除积垢”的比喻。旧的系统已经运转不灵，到处都是摩擦和损耗（贪官污吏、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不大修一番，更换一些部件（制度），调整传动（治理模式），这台机器迟早要彻底停转甚至炸裂。
“够了。”朱由校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山东之事，已非一省之事，乃天下缩影。陈卿所奏，切中时弊，其所拟方略，虽有待完善，然方向是对的。”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群臣：“朕意已决。准陈子廷、朱统鑍所请，以山东为试行之地，推行《田亩整顿与安民疏》所列诸项。着户部、清吏司、山东布政使司，即刻根据山东实际情况，细化各项条款，尤其是限田标准、赎买价格、授田细则、赋税额度，务求公允可行。所需银两，以内帑拨付一部分，追缴赃款充入一部分，另由户部设法筹措一部分。”
他特别强调：“此次试行，重在‘安民’与‘稳固’。授田之事，优先考虑无地流民和原有佃户，务必使其能安居乐业，感受到朝廷恩泽。保甲乡贤，亦需慎重选人，使其真正为民办事，而非成为新的盘剥阶层。朕会给山东时间，也会顶住压力。但若有人借此机会徇私舞弊、阳奉阴违，清吏司可先斩后奏！”
皇帝的金口玉言，为山东乃至更大范围的土地与基层治理改革定下了基调。虽然前途依然艰难，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无疑给陈子廷等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圣旨下达山东，陈子廷与朱统鑍立刻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人手，深入州县，宣讲新政策，开始具体的数据核查和土地分配方案制定。过程中，依然有旧势力暗中阻挠，有胥吏试图在新政中寻找漏洞，也有百姓持观望怀疑态度。但有了皇帝明确的旨意和清吏司尚方宝剑的威慑，改革的齿轮开始缓慢而坚定地转动起来。
一些无地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虽然数量不多，却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些原本被沉重租税压得喘不过气的自耕农，得到了赋税定额的承诺，负担有所减轻；基层开始尝试推选那些真正有德望的人参与管理，虽然效果尚待观察，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消息逐渐传开，周边省份的百姓翘首以盼，地方的官员心情复杂。所有人都意识到，一场由皇帝亲自推动的、关乎亿万黎民生计和国家根基的深刻变革，已经从风暴后的山东，悄然揭开了序幕。而这幕后的总设计师之一，那位远在辽东的蓟辽巡抚，正将他现代的知识与智慧，透过复杂的官场网络，一点点地注入这个古老的帝国肌体，试图引导它走向一条不同的道路。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积弊待清，大明的命运，正系于这内外交织的奋力挣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