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谓“山水花月之际，看美人更觉多韵”，此语似将美人置于客位，实则乾坤暗转，主客易位。非美人假山水花月之韵以自彰，乃山水花月必待美人而后生韵。美人之临世，非乞灵于外物，实乃天地清韵之主体，万象因之而焕发神采，荒寂宇宙忽得一颗敏感心灵为之点醒。
夫山水花月者，本为无情趣之死物也，徒具形质而缺神魂。幽谷深潭者，不过顽石积涧而已；春花秋月者，终是草木光影罢了。其之所以能成审美之境，全然依赖人之灵心映照。而美人者，实为人之灵心最为精纯之呈现也。
当美人现身于山水之间时，非但她因山水而增色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山水亦因她之到来而首次真正地存在。试思之，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纵有千般景致，亦不过是物理世界之冷漠运转，又何来“韵”之可言呢？必待美人至，其明眸一转，山方显其青；莲步轻移，水始漾其绿。美人之凝睇，使山水自物质实体升华而为情感符号；美人之呼吸，令花月由自然现象蜕变为意境元素。
回顾历史的长河，有多少山水因为美人的存在而获得了灵魂。就像那西子湖畔，如果没有西施那美丽的倩影倒映在湖波之中，那么西湖不过是一池寒冷的水罢了，又怎么会有“欲把西湖比西子”这样的千古绝唱呢？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西施，西湖才借她而生出了韵味。
再看那昭君出塞，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原本是一片苍凉死寂的景象。然而，当昭君怀抱琵琶站在那广袤的漠野之上时，整个塞外的风光瞬间被赋予了一种悲壮的美。“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昭君在塞外的哀怨和无奈。如果没有昭君，沙漠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昭君一旦到来，大漠便成为了一个充满史诗般故事的场域。这难道不是沙漠借美人生出韵味的明显证据吗？
在《红楼梦》这部文学巨着中，有一幕场景格外引人注目，那便是黛玉葬花。春花凋零，本是再寻常不过的自然现象，但当这一景象落入黛玉的眼中时，却被赋予了别样的情感和意义。
黛玉，这位才情出众、敏感多愁的女子，她眼中的泪水和心中的痛楚，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春花零落的凄美与哀愁。于是，原本普通的自然景象，在黛玉的情感渲染下，瞬间变成了一场天地同悲的审美仪式。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两句诗并非是花本身具有如此深沉的哀愁，而是黛玉以她那颗空灵而敏感的心灵，赋予了落花以深刻的意义。在这一刻，花借助黛玉的情感而焕发出独特的韵味，自然界的花谢与人性中的伤逝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审美境界。
美学的本质，其实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主体的观察和感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山水、花月等自然景观之所以被认为是美的，完全是因为观赏者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了这些事物之上。
而美人，则是情感最为丰富、体验最为深刻的观赏者。她不仅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山水的美妙，更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照亮这些山水。当她站在明月之下时，不仅仅是她自己沐浴在清冷的光辉之中，更是因为她的存在，使得明月成为了相思的象征；当她行走在春花之间时，她不仅仅是在欣赏花朵的颜色，更是以她自身的风采和魅力，让春花都不禁感到羞涩。
这种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并非是一种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美人通过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赋予了山水、花月等自然景观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今人每惑于技术时代，追求山水之游而不得其韵，盖因徒具形览而乏心灵。当我们匆匆拍照留念时，山水花月仍是山水花月，与我们漠不相关。欲得真韵，当学美人之所以为美——非外貌之艳丽，乃内心之敏感与丰富。美人之韵，在于她能以全部生命拥抱世界，使万物着其色彩。我们要让山水生韵，先须自有生韵之能力；要让花月动人，先须自有动人之情怀。
嗟乎！山水花月得美人之韵而永生，美人亦非徒具形貌之空壳。其所以能赋韵于外物，正因其自身就是一个小宇宙，情感充沛，灵性飞扬。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美人”——只要我们培养感受之深、体验之切，能以我之灵明醒天地之沉睡，以我之情感染万物之无情。
当是时也，我即美人，美人即韵主。山水花月皆备于我，随我之悲欢而呈现不同韵致。世界不再是无情的客体，而是与我对话的主体。这种境界，岂非人生至美之体验？韵不在山水花月，而在你我心中；能明此理，则无处不是山水，无时不可观花月，一切皆因人之灵韵而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