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火微晃，我正批阅着三州纸坊的报单。书办官立于案侧，指尖沾墨，在册上勾出江州与汉中两地未达产额之处。
“柴薪不足，匠人短缺。”他低声禀道，“成都一地尚可维持日出千张，另两处每日仅得六百，十万张配额恐难如期交付。”
我放下笔，目光停在“江州缺柴”四字上。千渠工程已近尾声，余下民夫尚在归乡途中，正可调度。
“即刻传令。”我说，“抽调五百人专司伐薪运柴，军屯柴场开放三月，烧砖缓行。另命陈良从驿站调派快马，将成都熟手工匠送往两地，每名配驿卒二人，五日内务必到位。”
书办官应声欲退。
我又道：“新纸优先北线。北方五道驿站文书不得断档，若有延误，追责到工坊主事。”
他躬身退出，脚步未远，陈良已自外入。袍角带尘，显然是刚从城外驿点归来。
“先生。”他递上一卷纸，“这是汉中新送来的试纸，用新方所制，尚未大批印行。”
我接过展开。纸色泛黄，厚薄已有准绳，指腹摩过，无毛刺，亦不渗墨。提笔蘸浓墨，在其上写下“扫盲”二字，吹干，揉作一团，再摊开——字迹清晰，纸面虽皱，却未破裂。
“可用。”我点头，“准予量产。首批十万册《百姓识字册》交印书坊，按《千字文》精编，配图注音，以反切法标读。”
陈良记下，忽有迟疑：“此册若发至各乡，谁来教？”
“寒门子弟。”我说，“科举新录百人，皆清贫出身，不受士族牵制。每人派驻一乡，称‘扫盲教谕’，俸禄由丞相府直发。”
陈良颔首，又问：“若地方官敷衍，只挂牌不办学堂呢？”
我站起身，走到墙边舆图前。图上驿路如网，红线已延至边境。手指划过巴郡、犍为、广汉诸地。
“设硬令。”我说，“每乡必设一所学堂，少一乡，主官考评降等；两年不改，免职查办。”
陈良眼中微动。
我继续道：“另设激励——百姓每脱盲一人，奖粮一斗，从地方节余赋税中支取。教会三人者，授‘启蒙牌’，可换铁锄或水车零件。”
他低头疾书，笔尖沙沙作响。
“还有一事。”我说，“教材不可手抄。错一字，误一村。启用活字印刷术，成都设印书坊，日夜赶印。每册成本压至三文以内。”
陈良抬头：“若士族阻挠？”
“他们怕的不是百姓不识字。”我落座文案之后，“是怕百姓识了字，能读减税告示，能看粮价公示，能算自家账目。从此不再任人哄骗。”
他沉默片刻，终道：“属下明日便启程督产，确保纸墨如期送达各乡。”
我点头，又取出一份竹简推至案前：“这是《扫盲令》全文，你带回驿站系统，随军情文书一同下发，加火漆封条，收件人须亲自签押。”
他双手接过，退出大堂。
烛光渐暗，我唤人添油。新纸堆在案角，厚厚一摞，尚未拆封。书办官半个时辰后复返，手中捧着各地回文。
“巴郡回禀，已设学堂四十七所，报名百姓逾万。”他念道，“犍为报称，有老农自发组织夜学，称‘白日耕田，夜里识字’。”
我提笔批下：“速拨纸三千张，墨五百斤，由最近驿站即日发往。”
他又道：“梓潼县令上书，言本地士绅联名反对，称‘民力用于耕织足矣，何必耗于识字’。”
我冷笑一声：“这些人恨不得百姓永远睁眼瞎。回文告诉他——令出如山，抗令者，以‘阻政’论处，抄没家产三分之一，充作学堂经费。”
书办官笔下一顿，随即记下。
“还有。”他犹豫片刻，“有乡吏问，若孩童识字，却不识数，账目仍不会算，如何？”
我略思片刻，道：“编第二册——《百姓算账本》。从一到十，教加减，教记收支。明年春耕前，必须发至各乡。”
他记完，轻声道：“如此铺开，纸张用量恐翻倍不止。”
“那就再扩工坊。”我说，“成、江、汉三地之外，南中与永安亦可设点。原料不限树皮稻草，废麻、旧布皆可回收再造。凡献料满十斤者，换盐半斤。”
他退下后，我独坐案前，翻开一本新送来的《扫盲周报》。纸上字迹工整，是统一活字所印，首页列着各地学堂数目、教师人数、报名百姓统计。
巴郡：四十七所，教谕四十九人，学员一万零三百二十一。
广汉：三十六所，已有孩童能写家书。
犍为：出现“小先生”现象，十岁童教父母识字。
我逐行看过，提笔在广汉一行旁批：“派监察巡吏核查教学实况，防虚报冒领。”
正写着，陈良去而复返，手中捧着一叠册子。
“先生，第一批《百姓识字册》印好了。”他将册子呈上，“每册千字，图文对照，连‘牛’‘田’‘水’都画了样子。”
我翻开一页。松烟墨黑亮，纸面平滑，反切标注清晰。翻至末页，见一行小字：“学会写字，便是掌握自己的命。”
我合上册子，点头：“明日开始分发。驿站快马接力，七日内送至各乡学堂。”
陈良应是，正要退下，忽又止步。
“先生……”他声音低了些，“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看向他。
“昨夜，我在南驿清点纸卷时，听见两名运夫私下议论。”他顿了顿，“一人说，‘如今连种地的都能读书，这世道，真变了。’另一人答，‘变得好。我爹一辈子被里正骗税，若他识字，何至于此？’”
我静默片刻。
“让他们议论去。”我说，“从前百姓怕官府告示，因看不懂；如今看得懂了，才知道哪些是真利民，哪些是假仁政。这才是治国根基。”
陈良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我重新执笔，继续批阅文书。烛火映在纸面，新纸泛着淡淡的光泽。远处传来更鼓，已是三更天。
忽然，书办官急步入内，手中握着一封密报。
“先生！”他声音紧绷，“北方急信——陇西魏军果然南移，已逼近祁山营垒。姜维将军请示，是否依前令加固防线，并派斥候深入敌境？”
我起身，走到舆图前。手指落在祁山位置。
“回文。”我说，“准许出击，但须等三日后第二批军报送达再定主力动向。另告知前线——从今日起，所有军情文书，一律使用新纸新墨，加盖‘扫盲专用’火漆印，以防伪冒。”
书办官疾书完毕，匆匆退出。
我立于案前，望着墙上那幅日益完整的驿路图。红线之下，越来越多的小点被标注为“学堂”。那些曾经只知耕耘的土地，正在一点点亮起灯火。
指尖抚过“长安”二字，我转身回到文案之后，提起笔，在新的进度折上写下：
“扫盲第一期，推行顺利。下一步，账本进户，务使家家能记，人人明账。”
笔尖一顿，墨滴坠落，砸在“账”字右下角，洇开一小团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