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们来着重描绘帝国在治理西藏初期，所遭遇的那些棘手且真实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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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旌旗虽已插上世界屋脊，但这片土地千百年形成的独特肌理，并非能被轻易同化。阳光之下，冰山显露的只是其一角，潜藏于下的，是深不见底的暗流与坚硬如铁的阻力。陆弘毅与他所代表的帝国意志，在拉萨初步立足之后，立刻感受到了远比战场厮杀更为复杂和磨人的挑战。
赋税清丈的“软钉子”
宣慰使司衙门颁布的《赋役折色暂行条例》，意在轻徭薄赋，赢得民心。然而，当流官胥吏们带着算盘和丈量工具，真正深入到各“宗”、“溪”去清丈田亩、登记人口时，才发觉举步维艰。
· 模糊的边界与“消失”的人口： 西藏的土地归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沿袭和头人、寺院的“口谕”与信物，少有清晰的文书地契。指认边界时，头人和寺院的管家们往往言辞含糊，彼此推诿，一块草场的归属能牵扯出几代人的恩怨。人口登记更是难上加难，大量的农奴和佃户依附于贵族与寺院，他们不敢，也不能未经主人允许向官府申报自身情况。胥吏们面对的不是公开的抵抗，而是无处不在的沉默、回避和阳奉阴违。
· 旧贵族的“非暴力不合作”： 那些失去了随意摊派特权的旧贵族，表面遵从帝国法令，背地里却用各种方式阻挠。他们暗中威胁属民不得配合清丈，或指使亲信在胥吏测量时“无意中”移动界石，或提供早已过时、错误百出的旧册籍。一位负责林周宗清丈的流官无奈地向陆弘毅汇报：“大人，下官所至，皆笑脸相迎，然所获之数，恐不及实际十一。彼等以柔克刚，令我等有劲无处使。”
司法领域的“水土不服”
帝国律法与西藏习惯法（以及宗教法）的碰撞，在司法实践中尤为激烈。
· 审判与律法的冲突： 一桩发生在拉萨郊外的命案，凶手与受害者分属两个不同的庄园。按照本地习惯，此事应由双方头人、寺院喇嘛介入，通过赔偿“血价”了结，或甚至采用“捞油锅”等审判方式。但宣慰使司坚持要依《大宋刑统》审理，捉拿凶手，公开审判。结果，不仅凶手所在的庄园集体沉默包庇，连受害者家属也在头人和喇嘛的压力下，不敢出面指证，反而请求官府“按老规矩办”。流官依法办事的决心，遭遇了基于古老传统的无形之墙。
· 寺院的特殊地位： 一些不法之徒，甚至普通纠纷的当事人，会逃入寺院寻求庇护。按照帝国承诺，需尊重寺院管辖权。但这常常导致罪犯逍遥法外，或民事纠纷久拖不决。如何在不违背承诺、不激起宗教冲突的前提下，将帝国的司法权威有效覆盖到寺院影响的领域，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难题。
经济命脉的隐性控制
尽管官方茶马司已经建立，但帝国想要完全掌控西藏的经济命脉，依然困难重重。
· 盐粮交易的暗盘： 西藏北部牧区的盐，与南部农区的粮食，有着悠久的物物交换传统。这条传统的贸易线路，大多掌握在地方豪强和与寺院关系密切的大商队手中。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和人脉网络，继续操控着部分必需品的流通，官市有时反而只能收到些次等货或边缘产品。帝国想要通过经济手段加强控制，却发现原有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难以迅速渗透和取代。
· 货币推广的阻力： 帝国希望推广铜钱，以利交易和征税。但民间，尤其是偏远地区，更习惯使用银块（甚至盐块、茶叶）作为等价物，对铜钱的信任度有限。官方强制推行，反而引起了市场交易的短暂萎缩和民间的不满。
宗教层面的无形隔阂
尽管陆弘毅极尽尊崇，但文化的隔阂与猜忌，并非短期能够消除。
· “异教徒”的标签： 在部分极端虔诚的僧侣和信徒眼中，这些不信仰藏传佛教的汉官汉兵，始终是“异类”。官学里教授汉文儒学，被他们视为对佛法传承的潜在威胁。虽然不敢公开反对，但那种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弥漫在空气之中。有流官报告，他们在基层办事时，能明显感受到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 活佛转世体系的潜在风险： 西藏独特的活佛转世体系，是帝国暂时无法，也无意直接干预的领域。陆弘毅深知，任何一个重要活佛的转世，都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博弈的焦点。若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极易引发大规模的动荡。如何未雨绸缪，在这套体系内施加帝国的影响力，而又不引起反弹，是一个需要极高政治智慧的长远课题。
后勤与自然的严酷考验
自然环境的制约，始终是悬在帝国统治头上的利剑。
· 漫长的补给线： 从成都平原到拉萨，数千里之遥，关山阻隔。维持驻藏大军和流官体系的运转，需要耗费巨万。一旦遭遇大雪封山或暴雨断路，补给便会中断，前方的压力骤增。这种对遥远后方的依赖，是帝国在藏统治脆弱性的体现。
· 高原疾病的持续侵袭： 尽管有了《高原防瘴指南》，但随军家属、后续调来的内地官员和胥吏，依然不断有人因高原病倒下。非战斗减员，像一个缓慢流淌的沙漏，持续消耗着帝国治理力量的生命力。
陆弘毅的应对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困难，陆弘毅没有急躁，而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与策略。
他一方面继续严格执行既定政策，保持帝国权威的刚性，对敢于公开挑战者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则更加注重策略的灵活性。他放宽了一些清丈的时限，允许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非原则性问题进行适度变通，更加注重通过经济利益（如给予配合的清丈的村庄优先贸易权）来引导而非强制。
他深知，治理西藏，如烹小鲜，火候稍过，便会焦糊。他给皇帝奏疏中的语气，也从最初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和务实，反复强调此乃“百年大计”，请求朝廷给予更多的耐心和支持。
帝国的统治，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困难、摩擦、调整与坚持中，如同高原上艰难生长的格桑花，一点点地，向着冻土的深处，扎下它纤细却顽强的根系。前路漫漫，挑战依旧，但这正是将一片新附之地，真正转化为帝国疆域，所必须经历的、无法省略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