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嘛。”王思佳的眼睛红了，“那时候是集体合作社，饭店里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每斤面粉做多少个包子、多少根油条、多少颗糖麻丸，都有定数，少一个都要被经理说
。你外婆也是饭店的职工，负责煮面，每天煮着香喷喷的肉丝面、炸酱面，闻着香味直流口水，却一口都不敢尝——经理整天在各个岗位上转，谁要是私拿一点，就是‘占公家便宜’，要受处分的。”
她擦了擦眼角：“每天忙到下午三点多，家里人才会送点稀粥来，你外公饿得站不起来的时候，就从口袋里掏出个小酒瓶子，抿一口白酒顶饿；口水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又喝一口，说‘酒能压饿’。年复一年，他的胃就这么被折腾坏了——饿一顿饱一顿，还总是空着肚子喝白酒，那酒精对胃的伤害、刺激不知道多大，后来检查出胃癌，我才知道，那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外公是怎么查出胃癌的？”星辰追问，声音里带着心疼。
“57岁那年，你外公突然说头痛、胃痛，心里像堵了块石头。”王思佳的声音低了下去，“一开始以为是累着了，歇两天就好，可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躺在床上直打滚，脸色白得像纸。我赶紧找人把他抬到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胃癌晚期，已经转移了。那时候县医院哪会做癌症手术啊，连治癌症的药都没有，医生只开了点止痛药，让我们带他回家‘好好养着’。”
她吸了吸鼻子，继续说：“家里七个孩子等着吃饭，你外婆每月就二十多块钱工资，除了买止痛药，连像样的饭菜都买不起。你外公每天就喝稀粥，疼得厉害就吃片止痛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总说‘别给孩子们添麻烦’。三年后，在一个冬天的早上，他就那么走了，走的时候才60岁，手里还攥着当年饭店发的搪瓷碗，碗上印着‘为人民服务’……”
说到这里，王思佳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你外公走后十年，你外婆又查出了肝癌。那时候她总说身上痛，全身没一块地方不痛，疼得眼泪直流，却还强撑着照顾孩子。后来大儿子结婚了，带她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肝癌晚期，没法手术。她疼得没法忍受的时候，就看着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说‘妈对不起你们，不能再陪你们了’……检查出肝癌后不到四个月，她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惦记着家里发霉的玉米，说‘别扔，晒一晒还能吃’。”
星辰握住王思佳冰凉的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她想起舅妈兰兰吃霉花生的习惯，想起杨爷爷舍不得扔剩菜的固执，原来这些“节俭”的习惯，早就藏在家族的记忆里——不是他们不懂健康，是当年的贫穷和“公家意识”，让他们不得不把“不浪费”刻进骨子里，却没想到，这些“舍不得”，最后变成了夺走生命的隐患。
“妈，都过去了。”星辰轻轻拍着王思佳的背，声音软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了，发霉的东西不能吃，剩菜要及时扔，也不用再靠白酒顶饿。以后咱们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再也不让外公外婆的悲剧重演，好不好？”
王思佳点点头，紧紧握住星辰的手，眼泪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厨房的灯光暖黄，映着母女俩的身影，茶几上的防癌手册摊开着，上面“饮食防癌”的字样格外醒目——星辰知道，她要做的，不只是收集案例，更是要把这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健康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要从每一顿饭、每一个习惯里，好好守护。
王思佳指尖摩挲着冰箱门上泛黄的旧照片，照片里外公穿着浆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捧着刚蒸好的馒头，笑容里满是面粉的白霜。她的声音带着回忆的温度，慢慢向星辰道来：“你外公年轻时是江远市供销饭店的白案师傅，那手艺在整条街都是响当当的。他和面有诀窍，要先用温水把酵母醒透，揉面时得顺着一个方向，胳膊肘都要用上劲，揉到面团能拉出薄膜才算成。” “每天凌晨三点，他就揣着饭盒去饭店，煤炉的火光映着他的影子，揉面的‘砰砰’声能传到街对面。蒸馒头时，他会在蒸笼边守着，隔几分钟就掀一次盖，根据蒸汽的大小调整火候。蒸好的馒头又大又白，掰开能看见细密的气孔，咬一口带着麦香，街坊邻居都赶早来买，去晚了就只能空手而归。” “最绝的是他炸的糖麻丸。面团要反复揉搓拍打，直到软得能捏出花纹，香油烧到七成热时下锅，他手里的长筷子不停翻动，糖麻丸在油里滚得均匀，金黄透亮时捞出来，趁热裹上红糖和白芝麻，甜香能飘出半条街。还有油条，他炸的油条外皮酥脆，里面蓬松，咬一口‘咔嚓’响，连隔壁学校的老师都特意绕路来买。”
“那时候饭店管得严，每斤面粉做多少个包子、油条都有定数，他饿着肚子忙活一天，连掉在案板上的面渣都要收起来。饿极了就抿一口散装白酒顶饿，久而久之，胃就落下了病根。后来他总说胃疼，以为是老毛病，直到疼得直打滚，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胃癌晚期。他躺在病床上还念叨：‘可惜了我的手艺，再也不能给你们蒸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