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群从北京来的半大孩子，来这儿快一年了，还没完全习惯这地方的脾气。水，是最大的难题。知青点唯一的那口老井，出水越来越吝啬，吊上来的半桶水，浑黄不说，还带着一股子土腥和腐烂的草根味儿。点长老葛，一个脸膛黑红、眉头拧着永远解不开疙瘩的东北汉子，啐了口唾沫，下了决心：“挖！往深里挖！我就不信，在这地界上，还能让尿给憋死！”
新的井址，选在村外三里地的一片洼地。老葛说，他请教过屯子里的老人，这块地儿，早些年是有过水脉的。洼地里长着一人多高的蒿草，秆子枯黄，风一过，摇摇摆摆，像无数招魂的幡子。挖井的活儿，枯燥又沉重。一锹下去，带着冰碴儿的黑土被翻起来，再一锹，又是黑土。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新的血泡，叠在旧茧子上，钻心地疼。
李卫东，我们里头身子骨最单薄的一个，咬着牙，一声不吭地挥着锹。他爹妈是知识分子，前两年出了事，他性子就变得有些闷，眼神里总藏着点惊弓之鸟似的惶然。我挨着他干活，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像只破风箱。
第三天下午，日头已经西斜，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扭曲地投在井壁上。井已经挖了一人多深，光线黯淡下去，坑底泛着阴冷的潮气。
突然，“镪”的一声，是铁器磕到硬物的刺耳声响，震得人牙酸。
“操！碰上石头了？”井底下的赵大勇骂了一句，蹲下身，用手去扒拉。
我们几个在上面探头看。只见赵大勇扒拉了几下，动作慢了下来，最后僵住了。他抬起头，脸上那点不耐烦的神色褪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见了鬼似的煞白。
“不……不是石头……”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老葛跳了下去，我们也跟着溜下去。坑底那硬物，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出了轮廓。那不是石头，是一具骸骨，蜷缩着，姿势极不自然。骨头已经发黑，像是被泥土狠狠浸染过。最扎眼的，是骸骨身上，还残留着一些深蓝色的布片，虽然烂得差不多了，但依稀能辨出是某种制服的样式。而捆缚着骸骨的，是几道锈迹斑斑、几乎要断裂的铁丝，深深地勒进了骨头的缝隙里。
有人低呼：“国民党……”
这三个字像冰块，砸在每个人的心头。那身烂糟糟的军服，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能激起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心里的恐惧。空气瞬间凝住了，只有井口的风，还在不知趣地呜呜吹着。
老葛铁青着脸，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都上去！”他低吼一声，声音干涩。
没人说话，我们手脚并用地爬出井口，互相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最后还是老葛和赵大勇，用一块破席子，胡乱卷了那骸骨，拖了上来，就那么扔在井边的荒草丛里，像扔一截朽木。
那天晚上，知青点死一样的寂静。没人说话，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摇晃的阴影。胡乱扒拉了几口晚饭，我们就早早躺在了大通铺上。李卫东挨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发抖，被子下面，一阵阵轻微的颤栗传过来。
“别瞎想，”我低声说，像是在安慰他，也像是在安慰自己，“睡一觉就忘了。”
他没吭声，只是把身子蜷得更紧了。
后半夜，我是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的。不是风声，那声音哽哽咽咽，断断续续，像是有人被掐住了脖子在哭。我猛地睁开眼，发现声音来自旁边的李卫东。
通铺上其他人都醒了，黑暗中，一双双眼睛惊恐地睁着。
老葛划亮了火柴，点亮了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只见李卫东直挺挺地坐在铺上，眼睛瞪得溜圆，瞳孔里却空空洞洞，没有焦点。他的脸，扭曲成一种极其陌生的表情，绝望，又带着一股积年的怨毒。那哽哽咽咽的哭声，正是从他喉咙里发出来的。
紧接着，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完全变了，不再是李卫东那带着点少年清亮的北京腔，而是一个苍老、沙哑，带着浓重江浙口音的男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浸满了寒意。
“冷……好冷啊……黑……真黑……”
我们全都毛骨悚然，汗毛倒竖。
那声音继续着，泣诉般，时高时低：“……老子……不是逃兵……老子是奉命来接收的……抗战胜利了……哈哈……胜利了……从南边来到这苦寒之地……姓王的……王仁义！你个小人！你看中了老子的金条……那是老子的买命钱！你骗我……绑我……就在这里……活活埋了我……好黑……土往嘴里灌……咳咳……”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仿佛真有无形的泥土塞满了他的口腔。
“我的军装……我的军装还给我……还给我……”他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双手在空中乱抓，“王仁义！你不得好死！你穿着我的靴子！你拿着我的金条逍遥！我冤啊——我死不瞑目——！”
“王仁义”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中了黑暗中的我们。王支书！我们知青点的顶头上司，屯子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他爹的名字，就叫王仁义！几年前去世了，屯子里人都说是个厚道人。
而王支书，确实常年穿着一双半旧的、但质量极好的牛皮靴，和屯子里其他人穿的布鞋、胶鞋格格不入。
一股更深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这不是闹鬼，这是……这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控诉！牵扯到王支书的爹，牵扯到谋财害命，这是天大的忌讳！
老葛的脸色在油灯下惨白如纸，他猛地扑上去，想按住李卫东。可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李卫东，此刻却力大无穷，胳膊一挥，就把老葛甩了个趔趄。
“滚开！你们这些帮凶！都滚开！”那苍老的声音咆哮着，充满了戾气。
这一夜，格外漫长。李卫东时哭时骂，时而又用那种令人心碎的腔调，喃喃地念叨着江南的水，家乡的米糕。我们围着他，不敢靠近，也不敢离开，精神和体力都绷到了极限，像是在地狱的门口站了一宿。
天快亮时，那声音终于低了下去，李卫东像根被抽掉骨头的绳子，软软地倒了下去，昏睡不醒。
老葛不敢耽搁，天刚蒙蒙亮，就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公社汇报了。
事情的处理，快得超乎想象。上午，公社就来了人，戴着红袖标，脸色严肃得能拧出水。他们查看了那具骸骨，听了我们语无伦次、选择性隐瞒了“王仁义”那段落的汇报。然后，指挥着几个跟来的民兵，把骸骨用一口薄皮棺材装了，拉到后山，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草草埋了。没有仪式，没有标记。
他们临走时，严厉地警告我们：“不许传播封建迷信！要破四旧，立四新！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准再提！”
我们喏喏地应着。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公社的人走后的第二天，屯子里传来消息，好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毫无征兆地一齐病倒了，发烧，说明话。而那片洼地，那口废井，有人夜里路过，说听见井口里飘出似哭似笑的呜咽声，随着风，断断续续，听得人头皮发麻。
井，自然是不会再挖了。那地方成了禁区，连牲口都不往那边去。
李卫东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醒。对于昨晚发生的事，他一无所知，只觉得自己像是被掏空了，浑身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明显地变了。他常常一个人发呆，眼神望着虚空，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看透了什么的苍凉。他变得更沉默，但也更坚韧了，那种惊弓之鸟的惶然，似乎被那一夜莫名的“经历”磨掉了一些。
很多年后，我们都回了城。关于那件事，大家心照不宣，很少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