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八年（598 年），长安城内的长孙府里，一声女婴的啼哭划破了深秋的静谧。府主人长孙晟放下手中的兵书，快步走向内院 —— 这位刚刚迎来女儿的父亲，彼时已是隋朝赫赫有名的右骁卫将军，曾凭 “一箭双雕” 的绝技震慑突厥，更以过人谋略为隋朝稳固北疆立下汗马功劳。他凝视着襁褓中眉眼清秀的女婴，想起妻子高氏（高士廉之妹）孕期时的梦境，轻声为女儿取名 “观音婢”，既含祈福之意，也暗寄了对这个孩子温润品性的期许。
长孙氏的童年，本应是将门贵女的无忧时光。长孙家族源自鲜卑拓跋氏，历经北魏、北周数代经营，早已成为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 —— 她的祖父长孙兕是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外祖父高士廉的父亲高劢则是北齐乐安王，这样的家世背景，让她自幼便浸润在兼具胡风与汉礼的文化氛围中。三岁起，母亲高氏便教她识读《诗经》《论语》，长孙晟也常将她抱在膝头，讲自己出使突厥时的见闻，教她辨认兵符、了解边疆形势。彼时的长孙氏虽年幼，却已显露出过人的聪慧，往往能在父亲讲解兵法时，用稚嫩的声音说出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道理，让长孙晟惊叹 “此女日后必有不凡见识”。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大业五年（609 年），长孙晟在奉命处理突厥部落纠纷时积劳成疾，病逝于张掖任上，年仅 11 岁的长孙氏与 16 岁的兄长长孙无忌一夜之间成了孤儿。按照隋朝礼制，父亲去世后，未成年子女需由宗族长辈照料，但长孙晟的庶子长孙安业素来与高氏母子不和，不仅暗中侵吞家产，更对兄妹二人冷遇有加。高氏无奈之下，只得带着一双儿女投奔兄长高士廉。
彼时的高士廉任隋廷治礼郎，虽官职不高，却为人正直宽厚。他见妹妹一家处境艰难，当即腾出府邸西侧的厢房，悉心照料外甥与外甥女的生活。为了不让长孙氏中断学业，高士廉亲自为她讲授《女诫》《列女传》，还请来先生教她书法与算术；闲暇时，他常带着长孙氏与长孙无忌游览长安城郊的曲江池，教他们辨认农作物，讲述民间疾苦。一次，长孙氏见田间农夫顶着烈日插秧，便问舅舅 “为何他们要如此辛劳”，高士廉叹息道：“民为邦本，农夫劳作方能供天下人衣食，若为政者不知体恤百姓，国家便会根基动摇。” 这番话深深印在长孙氏心中，成为她日后理解 “仁政” 的最初启蒙。
大业九年（613 年），15 岁的长孙氏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节点 —— 与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成婚。这桩婚事早在长孙晟在世时便已定下：长孙晟与李渊曾同为北周禁卫武官，私交甚笃，一次酒后闲谈时，两人见李世民与长孙氏年纪相仿、品性相合，便当场定下婚约。高士廉为了让外甥女风风光光出嫁，变卖了自己珍藏的古籍字画，为她置办嫁妆；成婚当日，他亲自将长孙氏送到太原李渊府中，临行前叮嘱道：“李家二郎素有大志，你嫁过去后，需以温柔持家，以智慧辅夫，莫要辜负你父亲的期望。”
新婚之夜，长孙氏见李世民虽年仅 17 岁，却言谈间满是对天下局势的洞察，不禁心生敬佩；而李世民见这位新婚妻子不仅容貌秀丽，更能在他谈及兵法时提出独到见解（如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也暗自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内助。此时的两人都未曾想到，这场基于父辈情谊的婚姻，将会在日后的乱世中，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长孙氏嫁入李家时，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大业末年，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开凿大运河，繁重的徭役与赋税让百姓苦不堪言，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李世民深知天下将乱，暗中广交豪杰，招纳贤才，而长孙氏则默默承担起打理家事的重任，让丈夫能无后顾之忧地谋划大业。
彼时李渊的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已成年，府中人口众多，妯娌之间、仆役之间难免有摩擦。长孙氏凭借自己的聪慧与宽厚，很快赢得了府中人的认可：对待李建成的妻子郑观音、李元吉的妻子杨氏，她始终以礼相待，常主动分享首饰衣物；对待仆役，她从不随意责罚，若有人犯错，总是先问清缘由，再酌情处理。一次，负责看管库房的仆役不慎弄丢了李世民珍藏的一把宝剑，吓得跪地求饶，长孙氏却并未追责，反而安慰道：“宝剑虽贵，却不及人心重要，你日后仔细便是。” 此事传开后，府中仆役无不感念她的仁慈。
大业十三年（617 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揭开了大唐建立的序幕。起兵之初，李渊势力薄弱，不仅要面对隋军的围剿，还要提防其他起义军的袭击。李世民作为李渊麾下最得力的将领，常年领兵在外征战，长孙氏则留在太原后方，承担起 “安抚家属、稳定人心” 的重任。当时，李渊的家眷中有不少老弱妇孺，因战事紧张而惶恐不安，长孙氏便每日亲自登门探望，为她们讲解战局进展，还组织府中女眷缝制衣物、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将士。
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攻克长安，李渊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自任大丞相。次年（618 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废杨侑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此时的唐朝虽定都长安，但天下仍未统一 —— 窦建德在河北称帝，王世充在洛阳割据，刘武周在山西作乱，李世民奉命继续领兵出征，长孙氏则随他迁往秦王府居住。
秦王府的日子，远比太原时更为忙碌。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最长一次曾连续八个月未归，府中大小事务全由长孙氏主持。她不仅要照料丈夫留下的子女（长子李承乾生于武德二年，长女长乐公主生于武德四年），还要接待往来的谋士将领。当时秦王府聚集了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等一大批贤才，长孙氏深知这些人是丈夫成就大业的关键，便常常亲自为他们准备膳食，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房玄龄的母亲生病时，长孙氏派人送去药材与衣物，还亲自登门探望；尉迟恭因遭李建成排挤而心生不满，长孙氏便劝说李世民 “莫要寒了功臣之心”，让他多与尉迟恭沟通，最终稳住了这位猛将的心。
然而，随着李世民的战功日益显赫，他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李建成深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远不及李世民，便联合李元吉，一方面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说他 “意图谋反”；另一方面则在后宫中拉拢李渊的妃嫔（如尹德妃、张婕妤），让她们不断吹枕边风，离间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武德七年（624 年），李建成甚至暗中派人给李世民下毒，导致李世民吐血不止，险些丧命。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长孙氏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与智慧。她深知后宫妃嫔的态度对李渊的决策影响重大，便主动加强与妃嫔们的往来：每逢节日，她都会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妃嫔们有子女出生，她也会亲自前往祝贺。一次，尹德妃的母亲生病，长孙氏带着人参、绸缎前去探望，还亲自为老人熬药，让尹德妃深受感动，此后便不再随意诋毁李世民。同时，长孙氏还多次劝说李世民 “隐忍待时”，不要与李建成正面冲突，以免给李渊留下 “兄弟不和” 的印象。她对李世民说：“如今殿下功高震主，若行事急躁，反而会授人以柄；不如先收敛锋芒，暗中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武德九年（626 年），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阴谋愈发露骨 —— 他们计划在昆明池设宴杀害李世民，同时派大将杨文干在庆州起兵，里应外合夺取政权。得知消息后，秦王府的谋士将领们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却因 “兄弟之情” 而犹豫不决。此时，长孙氏亲自来到李世民的书房，对他说：“殿下若再迟疑，不仅自身难保，秦王府的将士与家眷也会性命不保；昔日周公诛管蔡，也是为了保全大周基业，殿下今日之举，并非不仁，而是大义。” 长孙氏的这番话，彻底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 年 7 月 2 日），黎明时分的长安还笼罩在薄雾中，长孙氏却已起身，亲自为李世民整理铠甲。她的手指轻轻拂过铠甲上的纹路，眼中虽有担忧，却语气坚定地说：“殿下此去，务必小心；若事有成，妾与秦王府众人必当迎接殿下归来；若事不成，妾也愿与殿下共赴黄泉。” 李世民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点头道：“你放心，我定会平安归来。”
随后，长孙氏来到秦王府的庭院中，面对早已集结待命的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等将领。她身着素色衣裙，却身姿挺拔，声音清亮地说：“今日之事，关乎秦王府的生死存亡，也关乎大唐的未来。诸位将军追随殿下多年，皆是忠义之士；妾在此承诺，若殿下与诸位将军得胜归来，妾必当亲自为诸位斟酒庆功；若诸位将军有所不测，妾也会照料好诸位的家眷，绝不让他们受半分委屈。” 将士们见长孙氏一介女子竟有如此胆识，无不深受鼓舞，齐声高呼：“愿为殿下效死！”
李世民率领将领们出发后，长孙氏立即关闭秦王府大门，组织府中的仆役与女眷拿起兵器，做好防御准备 —— 她深知李建成与李元吉若发现计划败露，很可能会派人袭击秦王府。同时，她还派心腹前往皇宫，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并随时向她汇报。
辰时许，玄武门方向传来阵阵厮杀声，长孙氏的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她站在王府的阁楼之上，远眺皇宫方向，手中紧紧攥着一块玉佩（这是李世民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大约半个时辰后，心腹匆匆回报：“殿下已在玄武门诛杀太子与齐王，如今正在前往武德殿面见陛下！” 长孙氏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她立即下令打开王府大门，组织府中人准备迎接李世民归来。
然而，局势并未完全稳定。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部下得知主子被杀后，在薛万彻的带领下，聚集了两千余人猛攻玄武门，随后又转而攻打秦王府。面对汹涌而来的叛军，长孙氏毫不慌乱，她一方面让尉迟恭的妻子苏娬带领女眷守住内院，另一方面则亲自登上王府的墙头，对叛军喊道：“太子与齐王阴谋作乱，已被殿下诛杀；如今陛下已有旨意，立殿下为太子，诸位若能放下兵器，既往不咎；若执意反抗，便是与朝廷为敌，后果自负！” 叛军们本就因群龙无首而军心涣散，听到长孙氏的喊话后，纷纷放下兵器，薛万彻见大势已去，只得带领少数亲信逃往终南山。
当李世民带着满身风尘回到秦王府时，长孙氏早已在门口等候。她快步上前，为丈夫取下头盔，轻声问道：“殿下无恙吧？” 李世民握住她的手，见她手心满是冷汗，便知她在府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便禅位于他，李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从太原起兵时的默默支持，到玄武门之变时的挺身而出，长孙氏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陪伴李世民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为大唐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贞观元年（627 年）正月，长安皇宫举行了盛大的皇后册封仪式。当礼部官员将象征皇后身份的凤冠戴在长孙氏头上时，她目光平静地望着殿下文武百官，心中所想的并非荣华富贵，而是如何当好这个 “天下之母”，为李世民分忧，为大唐固本。
成为皇后之后，长孙氏首先着手整顿后宫。当时的后宫中，妃嫔数量众多，且出身各异，难免存在争宠夺利的现象。长孙氏制定了一套严格而公正的后宫制度：在待遇上，按照妃嫔的等级分配物资，但禁止过度奢靡；在行为上，要求妃嫔们遵守礼教，不得干预朝政，不得私下结交外臣；在奖惩上，对贤良淑德者予以表彰，对骄纵跋扈者则加以训斥。
为了以身作则，长孙氏带头践行节俭。她的服饰多为素色绸缎，首饰也仅有几件常用的金钗玉簪，从不佩戴珍稀珠宝；宫中的膳食也力求简单，每日仅四菜一汤，禁止铺张浪费。一次，负责后宫膳食的官员为了讨好她，特意准备了一道用孔雀肉烹制的菜肴，长孙氏见后立即下令将其撤下，并对该官员说：“孔雀乃珍稀鸟类，不可因口腹之欲而滥杀；后宫所需，应以够用为度，若一味追求奢华，便是上行下效，最终会累及百姓。” 此后，后宫中再也无人敢铺张浪费。
长孙氏对待后宫妃嫔也极为宽厚。太宗的妃子阴氏，其父亲阴世师曾在李渊起兵时杀害了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此处史实修正：阴世师是隋朝官员，曾挖李渊祖坟，杀李渊子李智云，后被李渊处死），阴氏入宫后，因身世原因一直心怀不安。长孙氏得知后，不仅时常与阴氏谈心，还主动为她争取应有的待遇，让阴氏深受感动。还有一次，太宗的充容徐氏（即徐惠）因直言劝谏太宗而惹得太宗不快，长孙氏便私下安慰徐氏，并对她说：“陛下虽一时生气，但内心实则欣赏你的正直，你若坚持己见，日后必能得到陛下的认可。” 后来，徐惠果然因敢于进谏而深受太宗信任。
在教育子女方面，长孙氏更是注重言传身教。她的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长孙氏便亲自为他挑选老师，其中包括名儒孔颖达、于志宁等。她常常教导李承乾：“太子乃国之储君，若想将来成为贤明君主，必先学会节俭、体恤百姓。” 一次，李承乾因宫中的侍卫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玉如意而大发雷霆，长孙氏得知后，立即将他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玉如意不过是件器物，碎了便可再制；但侍卫的性命与尊严，却是千金难换。你若因小事而随意责罚他人，日后如何能体恤万民？” 李承乾听后深受触动，当即向侍卫道歉，并从此收敛了自己的脾气。
长孙氏对女儿的教育也同样严格。贞观七年（633 年），长乐公主即将出嫁，太宗因疼爱女儿，便打算按照长公主（太宗之姐平阳公主）的嫁妆标准为她准备嫁妆，甚至还要额外增加一倍。魏征得知后，立即劝谏太宗：“长公主是陛下的姐姐，长乐公主是陛下的女儿，若女儿的嫁妆超过姐姐，便是违背了礼制，也会让天下人非议陛下‘重女轻姐’。” 太宗听后不以为然，便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氏。
长孙氏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太宗说：“魏征真是社稷之臣啊！他敢于直言劝谏，不为个人私利，只为维护朝廷礼制与天下公平，这正是陛下需要的贤臣。长乐公主的嫁妆，理应按照礼制办理，不可逾越长公主。” 随后，她还亲自召见魏征，赏赐给他五百匹绸缎，对他说：“我一直想向陛下推荐贤臣，如今见你如此正直，便知陛下身边已有良佐，我也能放心了。” 在长孙氏的坚持下，长乐公主的嫁妆最终按照礼制标准准备，此事也成为贞观年间 “遵礼守制” 的典范。
太宗即位后，致力于开创 “贞观之治”，他广开言路，鼓励大臣直言劝谏，而长孙氏虽从不干预朝政，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以温和的方式为太宗提供建议，成为太宗政治上的 “贤内助”。
贞观二年（628 年），太宗因一件小事对大理寺卿孙伏伽产生不满，打算将他贬官。长孙氏得知后，并没有直接为孙伏伽求情，而是在与太宗共进晚餐时，说起了隋朝的往事：“隋文帝晚年时，因猜忌大臣而随意贬黜官员，导致朝中无人敢直言进谏，最终朝政混乱，天下大乱。陛下如今开创盛世，若因小事而贬黜敢于直言的大臣，恐怕会重蹈隋文帝的覆辙啊。” 太宗听后恍然大悟，不仅没有贬谪孙伏伽，反而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并对长孙氏说：“若不是你提醒，我险些犯了大错。”
长孙氏最为人熟知的劝谏事例，莫过于保护魏征。贞观六年（632 年），太宗因魏征在朝堂上直言反驳他的意见而怒火中烧，回到后宫后，他对长孙氏说：“魏征这个老匹夫，总是在朝堂上让我难堪，我一定要杀了他！” 长孙氏听后，并没有劝说太宗 “要宽容”，而是立即回到内室，换上了正式的朝服，然后来到太宗面前行礼道：“恭喜陛下！臣妾听说，君主开明，大臣才敢直言劝谏；如今魏征敢于直言，正是因为陛下是开明之君啊，这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太宗见长孙氏如此举动，顿时消了怒火，笑着说：“还是你说得有道理，我险些因一时之气而杀了忠臣。”
此后，太宗对魏征更加信任，而长孙氏也常常在太宗面前称赞魏征的正直，还多次建议太宗 “多听魏征的意见，才能避免犯错”。贞观十二年（638 年），魏征因年老请求退休，太宗犹豫不决，便征求长孙氏的意见。长孙氏说：“魏征虽年老，但心思缜密，眼光独到，若能让他继续留在朝中，不仅能为陛下出谋划策，还能监督朝中大臣，防止他们徇私舞弊。陛下若担心他身体劳累，可减少他的政务，但不必让他退休。” 太宗采纳了长孙氏的建议，挽留了魏征，而魏征也继续在贞观年间发挥着 “谏臣” 的重要作用。
长孙氏不仅善于劝谏太宗，还能巧妙地避免外戚专权的风险。她的兄长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布衣之交，早在太原起兵时便追随太宗，玄武门之变中更是立下大功，太宗即位后，打算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尚书右仆射）。长孙氏得知后，多次向太宗请求收回成命，她说：“臣妾身为皇后，家族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荣耀；若再让兄长担任宰相，手握重权，不仅会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还可能导致外戚专权，危及大唐社稷。汉朝的吕氏、霍氏，都是因外戚专权而覆灭，臣妾不愿看到长孙家族重蹈覆辙。”
太宗起初并不认同，认为长孙无忌有才能，担任宰相是 “任人唯贤”，而非 “任人唯亲”。长孙氏便又找来长孙无忌，劝说他主动辞去宰相之职。长孙无忌深知妹妹的苦心，也明白外戚专权的危害，便向太宗递交了辞呈。最终，太宗只好收回成命，改任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只让他参与朝政讨论，不掌握实际权力。此事不仅避免了外戚专权的隐患，还赢得了朝中大臣的赞誉，为贞观年间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长孙氏的劝谏，始终坚持 “不越权、不直言” 的原则，她从不用强硬的态度反驳太宗，而是通过讲故事、举例子的方式，让太宗自行领悟道理；她也从不在朝堂上发表意见，而是在后宫私下与太宗沟通，既维护了太宗的君主威严，又达到了劝谏的目的。这种 “润物细无声” 的政治智慧，让太宗对她愈发信任，也让她成为贞观年间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贞观八年（634 年），长孙氏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起初只是偶尔的咳嗽、乏力，她以为只是劳累所致，便没有告诉太宗，依旧坚持打理后宫事务、教育子女。直到贞观九年（635 年），李渊去世，长孙氏因过度悲伤与劳累，病情急剧加重，甚至卧床不起。
太宗得知后，心急如焚，立即召集天下名医为长孙氏诊治，还亲自前往寺庙为她祈福，甚至打算大赦天下，以祈求上天保佑长孙氏康复。长孙氏得知后，连忙劝阻太宗：“大赦天下是国家大事，应根据朝政需要而定，岂能因臣妾的病情而随意为之？若如此，便是臣妾扰乱朝政，罪该万死。” 太宗不听，依旧坚持要大赦天下，长孙氏便以 “拒绝服药” 相威胁，太宗无奈，只好放弃。
在治疗期间，长孙氏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开始着手安排后事。她首先对太宗说：“臣妾死后，请勿厚葬。如今大唐初定，百姓尚未完全安居乐业，若为臣妾修建豪华陵墓，定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重百姓负担。臣妾希望能依山而葬，陵墓中只需放置一些简单的衣物与书籍，无需金银珠宝。” 太宗听后，泪流满面，点头答应。
随后，长孙氏又叮嘱太宗：“臣妾的兄长长孙无忌，虽有才能，但性情过于刚直，若日后陛下重用他，需时常提醒他‘谨言慎行’，莫要因权势而骄纵；臣妾的子女，还请陛下严加管教，让他们成为贤良之人，莫要因出身尊贵而欺压百姓。” 她还特别提到了后宫之事：“臣妾死后，后宫之事可交给徐惠充容打理，她性情温和，又有见识，定能胜任；请陛下善待后宫妃嫔，莫要因臣妾而冷落她们。”
贞观十年（636 年）六月己卯日，长孙氏在立政殿病逝，年仅 38 岁。临终前，她紧紧握住太宗的手，轻声说：“陛下，臣妾不能再陪伴您了；日后陛下治理天下，还请多听贤臣之言，善待百姓，莫要因臣妾的离去而过度悲伤。” 说完，便永远闭上了眼睛。
长孙氏去世后，太宗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昭陵，陵墓依山而建，陪葬品仅有少量衣物与《女则》等书籍。为了纪念长孙氏，太宗还命人在宫中修建了一座层观，每当他思念长孙氏时，便会登上层观，眺望昭陵。一次，太宗带着魏征一同登上层观，问魏征是否看到了昭陵，魏征故意说：“臣老眼昏花，只看到了献陵（李渊的陵墓），却没看到昭陵。” 太宗听后，恍然大悟，明白魏征是在劝谏他 “不要因思念皇后而忽视了对父亲的孝道”，便下令拆除了层观。
长孙氏生前曾撰写《女则》三十卷，书中收集了古代妇女的善举与恶行，旨在为后宫妃嫔与天下女子树立行为准则。她去世后，宫人手将《女则》献给太宗，太宗读后，悲痛不已，对大臣们说：“皇后此书，不仅是后宫的准则，更是天下女子的典范。皇后在世时，常以书中道理教导后宫，如今她离去了，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劝谏了。” 随后，太宗下令将《女则》刊行天下，让天下女子学习。
长孙氏的去世，对太宗而言是巨大的打击。在她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宗常常独自一人坐在立政殿中，看着长孙氏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回忆两人相伴的岁月，甚至多次因过度悲伤而影响朝政。房玄龄、魏征等大臣多次劝谏太宗 “节哀顺变，以国事为重”，太宗才逐渐调整状态，但对长孙氏的思念却从未停止。
长孙氏的遗愿，太宗始终铭记在心。他对长孙无忌的任用始终保持着 “信任而不纵容” 的态度，每当长孙无忌因直言而得罪大臣时，太宗都会提醒他 “收敛锋芒”；对于子女的教育，太宗更是亲自过问，常常将李承乾、长乐公主等子女叫到身边，讲述长孙氏生前的教诲，让他们牢记 “节俭、仁善” 的准则。
在政治上，太宗也更加重视大臣的劝谏，尤其是魏征的意见。他常对大臣们说：“皇后在世时，常劝我多听贤臣之言，如今皇后不在了，我更要牢记她的话，若有过错，还请诸位及时指出。” 贞观年间的许多善政，如减轻赋税、完善科举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等，都与太宗对长孙氏的思念与遵从密不可分。
长孙氏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太宗一朝，更延续到了整个唐朝。她所倡导的 “节俭、仁善、不干预朝政” 的皇后准则，成为后世唐朝皇后的典范 —— 如玄宗时期的王皇后、肃宗时期的张皇后（早期），都曾以长孙氏为榜样，致力于维护后宫稳定与朝政清明。她撰写的《女则》，虽然在宋朝以后逐渐失传，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却通过史书的记载得以流传，对中国古代女性的道德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
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太宗在终南山翠微宫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诏，要求将自己与长孙氏合葬于昭陵。当太宗的灵柩送入昭陵时，距离长孙氏去世已过去了 13 年，这对相伴走过风雨岁月的帝后，最终在地下实现了 “生同衾，死同穴” 的誓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孙皇后无疑是一位特殊的女性。她出身将门，却兼具儒家的仁善与胡人的果敢；她身为皇后，却始终保持着对权力的敬畏，从不干预朝政，却能以温和的方式影响太宗的决策；她拥有尊贵的地位，却始终践行节俭，善待他人，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
长孙皇后的一生，是与贞观盛世紧密相连的一生。她陪伴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到登基称帝，见证了大唐的建立与崛起；她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为贞观之治的开创与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正如《旧唐书?后妃传》中所评价的：“长孙皇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太宗甚重之，常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及疾笃，与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长孙皇后的智慧，在于她深刻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 —— 她既是太宗的妻子，也是天下之母；她既要维护太宗的权威，也要为百姓着想；她既要保护家族的利益，也要避免外戚专权的隐患。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 “贤后” 的真正含义：不是对丈夫言听计从，也不是对权力趋之若鹜，而是以温柔的力量，成为丈夫最坚实的后盾，成为国家最稳定的基石。
如今，昭陵的封土早已在岁月的侵蚀中变得平缓，但长孙皇后的故事却始终流传。她的形象，不仅是中国古代女性的典范，更是贞观盛世最温柔的底色 —— 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她以女性的智慧与善良，为大唐的繁华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光彩，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