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低血糖让我头晕眼花，握着笔的手都在微微发抖。我看着试卷上的题目，很多明明是我以前会做的，此刻却像蒙上了一层雾，怎么都集中不了精神。我拼命地坚持，强迫自己把题目看完，把答案写上去。等到终于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我已经眼冒金星，几乎要虚脱晕倒。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分数低得可怜。最后，我只能去了一所教学质量很一般的民办大专。而周若媛，她毫无悬念地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重点大学。
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高考那天早上，在学校门口看到的一幕：周家的老管家陈伯，开着那辆黑色的、锃亮的奔驰车，稳稳地停在考点门口。周若媛从车上下来，陈伯还慈爱地往她手里塞了好几块包装精美的进口巧克力，叮嘱她考试间隙记得补充能量。
那一刻，我站在不远处的人群里，看着周若媛从容自信的背影，看着她手里那些我可能一年都舍不得买一次的巧克力，再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胃和渺茫未知的前路，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我想放声大哭，哭命运的不公；又想疯狂大笑，笑自己的可怜和可悲。
勉强上了那所大专之后，我知道家里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了。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我不得不一边上课，一边拼命地找兼职。我做过餐厅服务员，在街上发过传单，最后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些的家教工作，给几个初中生补习功课。
那段时间，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白天在学校应付课程，晚上和周末就奔波在家教的路上。很累，真的很累，但看着自己攒下的一点钱，心里多少还有一丝盼头。我总想着，再坚持一下，等我毕业了，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哪怕薪水不高，但至少能稳定下来，能让妈妈别再那么辛苦，我们的生活或许就能慢慢好起来。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总能从泥潭里爬出去一点点。
可是，老天爷好像特别喜欢跟我开玩笑，它似乎打定了主意，不肯给我留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
妈妈在纺织厂那种棉絮飞扬的环境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她的肺，就像一块用了太久、吸饱了灰尘的旧海绵，早就被细小的棉絮纤维塞满了。年轻的时候还能硬扛着，年纪一大，所有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
就在我大二的下学期，眼看着即将毕业，以为终于要看到一点曙光的时候，妈妈开始不停地咳嗽，胸闷，喘不上气。我带她去医院检查，诊断书下来那一刻，我感觉天又一次塌了下来——肺癌，中晚期。和爸爸当年一样的病。
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我看着妈妈那张被岁月和辛劳刻满皱纹、此刻却因恐惧而苍白的脸，巨大的绝望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为什么？为什么偏偏又是我的家？为什么苦难总是盯着我们不放？爸爸已经被它夺走了，现在它连我唯一的妈妈也不肯放过吗？
那一刻，我所有的坚持，所有对未来的那一点点微弱的憧憬，都被这个诊断击得粉碎。我知道，新一轮的、更加残酷的折磨，又开始了。而这一次，我连逃避的资格都没有。
妈妈确诊后，情况急转直下，很快就住进了医院。她那点微薄的工资，在昂贵的医疗费用面前，就像扔进水里一样，没几天就花得一干二净。我学校、医院、兼职的地方三头跑，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才帮她办妥了病退手续，指望着能有点退休金救命。
可是，那点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连支付医院一两天的费用都不够。看着催款单一张张地来，看着妈妈因为没钱而面临停药的风险，我急得嘴上起满了泡。我拼了命地去找家教，接更多的活儿，白天上课，晚上打工，深夜再去医院陪护，整个人都快被榨干了。可就算我把自己累死，挣来的那点钱，在巨额医疗费面前，也只是杯水车薪。
我感觉自己真的走到绝路了，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追兵，看不到一点光亮。
有一天，我实在没办法，又接了一个在商场门口发传单的活。穿着廉价的玩偶服，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宣传单，机械地对着来往的路人递出去，大多数人都是冷漠地避开，甚至看都不看一眼。那种滋味，真的很难受。
就在我浑浑噩噩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周若媛。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一看就价格不菲的香奈儿粗花呢套装，手里拎着精致的小包，正和几个同样打扮光鲜的女伴说笑着走进商场，显然是来购物的。
那一刻，巨大的羞耻感瞬间淹没了我。我穿着可笑的玩偶服，浑身是汗，手里拿着求人接取的传单；而她，光彩照人，从容优雅，是来消费的顾客。我们仿佛处在两个极端的世界。我下意识地想转身躲开，把自己藏进玩偶服里，不让她看见。
可是，她已经看到我了。她跟女伴说了句什么，然后就朝着我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惊讶和她惯有的、那种不谙世事的热忱：“羽柔？你怎么在这里？”
她看到了我手里还没来得及藏起来的传单，眼睛睁得更大了，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真的、或许并无恶意但却刺伤人的惊讶：“你……你是在这里打工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所谓了。脸面？尊严？在生存和妈妈的医药费面前，这些东西早就被碾碎成粉末了。我甚至带着点破罐子破摔的麻木，直接把实话告诉了她，说我妈妈病了，很重的病，需要很多钱，我不得不出来做各种兼职。
我没想到，她会那么“热心”，或者说，那么喜欢“管闲事”。她听完，立刻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当天下午，她就把我妈妈从那个拥挤嘈杂的公立医院，转到了他们周家控股的、环境一流的私立医院。而且，她直接打了包票，所有费用全免，甚至还给我妈妈安排了一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病房。
我不得不承认，有了周若媛的介入和帮助，我肩上的重担瞬间减轻了一大半。至少，妈妈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不用再为钱发愁，病情也暂时稳定了下来。看着妈妈躺在干净舒适的单人病房里，呼吸变得平稳，我紧绷了太久的神经，终于能稍微松弛一下，喘一口气。
可是，这份“恩情”也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了我的身上。从此以后，周若媛隔三差五就会来医院“看望”我妈妈。每次她来，我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脸上堆起最真诚、最感激的笑容，说着那些她爱听的、感恩戴德的话：“媛媛，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然后，我就要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她兴致勃勃地讲那些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傻话”——哪个美术馆又开了新的艺术展，门票多么难求；哪个明星要来开演唱会，她准备买最前排的票；今年秋冬流行什么颜色的口红和包包，她买了多少限量款……
这些东西，离我的世界太遥远了。艺术展？我连生活都快维持不下去了。演唱会？我盘算的是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里。流行色？我关心的是我那件穿了好几年、袖口已经磨破开始钻绒的旧羽绒服还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必须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耐心地听着，还要适时地投其所好，附和几句：“是吗？那个展览听起来真不错。”“你真厉害，总能买到这么好的位置。”“那个颜色确实很衬你的肤色。”
她似乎真的很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时光，觉得和我特别投缘，甚至把我当成了她无话不谈的“最好的朋友”。看着她那双毫无阴霾、充满信任的眼睛，我心里只觉得无比疲惫。原来，时时刻刻戴着面具，假装成另一个人，假装对别人的世界充满兴趣，是这么累的一件事，比打三份工还要累。
每当她滔滔不绝的时候，我的思绪总会飘走，飘到现实的压力上：下个月的房租快要交了，房东已经催过一次；我那件破了的羽绒服还没来得及补，眼看就要立冬了，冷风钻进破洞的感觉可真不好受；妈妈虽然暂时稳定，但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多少钱，我心里根本没底……
我们虽然坐在同一间病房里，看似在亲密地交谈，但实际上，我们活在两个永远无法交汇的平行世界里。她的烦恼是下一季的流行和演唱会的座位，我的烦恼是下一顿饭和明天的栖身之所。这种认知，像一根细小的针，藏在每一次虚假的笑容后面，时不时地刺我一下，提醒着我我们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日子就在这种看似亲密、实则令我疲惫不堪的交往中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周若媛又跑来医院，这次她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合着羞涩与极度兴奋的光彩。
她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告诉我，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子，是她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拿出手机，迫不及待地翻出那个男生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男生眉眼清俊，笑容阳光，确实是个标准的大帅哥。
我看着她递过来的手机屏幕，又抬眼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周若媛——她那不算挺拔、甚至有些扁塌的鼻子，以及显得有些暗淡粗糙的皮肤，心里下意识地冒出一个尖锐又刻薄的念头：就她这样？那个看起来如此出众的男孩，怎么会真心喜欢上她？
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解答。周若媛沉浸在恋爱的喜悦里，毫无防备地向我倾诉着关于那个男孩的一切。她告诉我，男孩家里是农村的，条件非常困难，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平时还要勤工俭学。
听到这里，我瞬间就明白了。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随即涌上一股混杂着嘲讽、悲哀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的复杂情绪。
那个男孩，他哪里是真心喜欢周若媛？他分明就是……就是另一个“我”啊！只不过，他扮演的是“恋人”的角色，而我扮演的是“闺蜜”。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周若媛背后代表着什么——庞大的财富、唾手可得的资源、可以轻易改变人命运的助力。我们都不过是为了从她身上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戴上面具，假装喜欢她，围在她身边。
我太清楚这种游戏的规则了，因为我每天都在玩。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周若媛对那个男孩投入了极其深厚的感情，爱得近乎痴狂。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爱情美梦里，看不清，或者说不愿意去看清背后的真相。他们的关系发展得极快，没过多久，周若媛就兴高采烈地跑来向我宣布，他们决定结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住了。一方面，我有点同情那个即将被牢牢绑在周家这艘大船上的男孩，他或许也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快，这么决绝；另一方面，一种更阴暗的情绪在我心底滋生——看吧，周若媛，你所以为的纯粹爱情，不过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绕着你家财富的表演。而你，却甘之如饴。
事情的发展快得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的婚礼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周若媛完全沉浸在待嫁的喜悦中，每次见到我，都叽叽喳喳地说着婚礼的筹备细节，哪家的婚纱设计师，哪里的蜜月旅行地。我看着她那张因为兴奋而泛红、却依旧掩盖不了本身平庸底子的脸，心里冷得像块冰，但脸上必须绽开最灿烂、最替她高兴的笑容。
“媛媛，恭喜你！终于要和你最爱的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了，我真是太为你开心了！”我说着言不由衷的祝福，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表演。
她显然对我的“真诚”反应非常满意，立刻热情地拉住我的手，用一种不容拒绝的语气说：“羽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婚礼，你一定要做我的伴娘！我已经让人给你订做礼服了，一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最好的朋友？伴娘？我看着她那副毫无心机、全然信任的样子，胃里一阵翻涌。但我能拒绝吗？我不能。我不仅不能拒绝，还要表现出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
“真的吗？媛媛！谢谢你这么看重我！”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充满惊喜和感动，“能做你的伴娘，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好好配合的！”
于是，我“荣幸”地成为了周若媛婚礼的伴娘之一。她给我订做的伴娘服确实昂贵，料子柔软顺滑，剪裁精致合身，是我这辈子摸都没摸过的高级货。当我穿上那身漂亮的裙子，站在镜子前，看着里面那个妆容精致、衣着光鲜，却眼神空洞的自己，只觉得无比讽刺。
这场盛大的婚礼，我当然得参加，而且要以“最好闺蜜”的身份，全程陪在她身边，分享她的喜悦，见证她的“幸福”。不然，怎么对得起她对我“深厚”的友谊？怎么对得起她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恩情”？怎么对得起我这个被她亲手推上“最佳闺蜜”宝座的角色呢？
我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穿着华美的衣服，挂着完美的笑容，准备在她人生最重要的这场戏里，陪她演完这最“感人”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