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着那本硬壳日记本往屋里挪的时候，后颈还沾着没擦净的蛛网，黏糊糊的像谁的手指——带着一丝凉意和静电般的刺痒，在皮肤上轻轻颤动。
小满蜷在我床脚的样子，让我想起去年冬天在社区花坛里捡到的流浪猫——缩成小小的一团，小鸭子书包歪在脚边，发绳散了半根，碎发贴在汗湿的额角，散发着淡淡的奶香和尘土味。
她呼吸很轻，鼻息拂过被单时像风吹过枯草，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她右手攥得死紧，指节都泛白了，掌心里是半块饼干，包装纸边缘沾着奶渍，是刘翠花常买的橘子味——我一靠近就闻到那股熟悉的甜腻，混着一点汗味。
我上周还见她蹲在院坝剥给小满吃，那时阳光晒得塑料纸反光，像撒了一层金粉。
我蹲下来，指尖刚碰到她手腕，她就轻轻颤了一下，像一只受惊的蝴蝶翅膀。
我不敢惊醒她，用指甲尖慢慢抠开她攥着的拳头，皮肤温热而柔软，带着孩子特有的微汗。
饼干包装内侧有行铅笔字，歪歪扭扭的，像被风吹歪的芦苇：“姐走啦，别怕。”字迹我认得出——上个月社区普查户口，孙会计帮刘翠花填表格，写错了三个字，全用橡皮擦得发白，最后那笔“啦”的竖钩，和这上面的弧度一模一样。
墨迹边缘还有点粗糙，指甲刮过时发出“沙”的一声，像是纸在低语。
后槽牙突然发酸，仿佛咬到了生铁。
我把饼干重新塞进她手心，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玻璃，生怕惊扰她梦里藏着的秘密。
孙会计是镇信用社的，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永远沾着墨迹——那种黑得发亮的油墨味，我每次去办事都能闻到。
上周三我去送社区通知，看见他蹲在刘翠花家院坝帮她修自行车，刘翠花比划着“谢谢”，他红着脸摆手，说“应该的应该的”，声音温和得像春水。
原来那不是热心，是……是“模型社”的转移程序？
想到这里，我的心跳突然加快，胸口闷得像压了块湿布。
小满在睡梦里抽了抽鼻子，翻了个身，小脚丫从裤管里露出来，脚踝上有块青，像枚瘀青的硬币——按下去应该会疼吧？
我没敢碰。
我喉咙发紧，把她抱到床上，被子往上拉了拉，遮住那片青。
棉布贴着她的脸颊时，她咕哝了一声，像小动物似的蹭了蹭。
阳光从窗棂漏进来，照在日记本摊开的那页，红裙子女孩被关进木箱的蜡笔画上，颜料有些地方蹭花了，像是被眼泪泡过——我伸手摸了摸，指尖沾到一点黏腻，是未干透的蜡痕。
上午我教小满折纸飞机。
她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摆着我从灶房扯的废报纸，手指捏着折角，头都没抬：“姐姐要红裙飞机吗？”我嗯了一声，她就从兜里摸出半截红粉笔，在纸面上涂了个歪歪扭扭的圆——是裙子的下摆，粉笔划过纸面时发出“嚓嚓”声，像雨滴落在铁皮屋顶。
第二架飞机她画了副眼镜，镜片涂得很黑，像两个小煤球。
第三架飞机她停了很久，粉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洞，才慢慢画了件长袍，衣摆拖得老长，像戏台上的水袖——那笔画得特别慢，几乎能听见粉笔摩擦纸张的嘶哑声。
“妈妈说，”她突然开口，声音细得像蛛丝，“那些叔叔会给姐姐们吃糖，然后她们就不醒了。糖纸是金色的，有星星。”我折飞机的手顿住，纸角划破了指尖，一阵锐利的刺痛传来，血珠慢慢渗出。
小满抬头看我，睫毛上还沾着晨露似的泪，冰凉一滴落在我手背上。
原来不是孩子的臆想，是她蹲在门后，亲眼看见穿长袍的人递糖，看见姐姐们笑着接过，然后再也没醒过来。
聋哑人的“说不出”，反而成了最好的掩护——大人们总说“小孩懂什么”，却不知道她把每个细节都刻进了画里，藏在床底。
中午我假装晒被子。
竹晾绳上搭着姥姥的灰布被单，我在最末端别了张白纸，用指甲盖划出一行浅痕：“你见过穿长袍的人吗？”这是我和陈守义的暗号——上个月帮他找走丢的狗，他说“以后有要紧事，用指甲划的字最安全，擦不掉”。
风吹过晾绳，纸页哗啦作响，像有人在远处低语。
下午两点，陈守义的二八杠自行车“吱呀”一声刹在院坝外。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裤脚沾着机油，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攥着车铃，眼睛直勾勾盯着那张白纸。
我躲在门后，听见他呼吸变重，像闷雷滚过地面。
他喉结动了动，左手小指开始摩挲裤兜边缘——那是他紧张时的毛病，去年社区调解矛盾，他被骂急了，就是这样捏着裤兜来回蹭。
他盯了足足一分钟，才猛蹬踏板离开。
车轮碾过碎石子的声音渐渐远了，我数着秒：1，2，3……三十秒，四十秒，一分钟。
他果然沉默了超过三十分钟——这是他的节奏，每次被戳中核心，就会用长时间的沉默掩盖破绽。
我掏出兜里的铅笔，在掌心记下：“陈守义，沉默阈值≥30分钟，关键触发词：长袍。”笔尖划过皮肤，微痒，像蚂蚁爬过。
傍晚我翻到图画日记最后一页。
在两个手拉手的女孩旁边，有串数字被画成了小蚂蚁，歪歪扭扭挤在角落：。
不是本地号段，我用指甲刮了刮，墨迹里混着点金粉——和孙会计桌上的金粉墨水一个颜色，指尖捻开时还能感觉到细微颗粒感。
我把刮下来的墨迹团成小纸球，塞进冰箱冷冻层，和之前藏的带血布料、带泥墙皮放在一起。
这些东西现在还冷着，但总有一天会热起来，烫穿所有谎言。
“小满，”我蹲下来和她平视，“你知道舅舅吗？”她眼睛亮了亮，从书包里翻出张照片，边角卷了毛：“妈妈手机里存的，叫李聋子。”照片里的男人穿着蓝工装，耳朵上别着根烟，笑得很憨，烟味仿佛透过相纸飘了出来。
刘翠花的日记最后一页，电话号码藏得最深的位置，原来不是随便写的——李聋子是她弟弟，常年在外打工，是她唯一能求助的人。
而现在，他是唯一能打破这个沉默之网的证人。
夜深了，堂屋的煤油灯结了灯花，噼啪响，像谁在轻轻拍手。
我翻着社区日历本，空白页上有我用指甲刻的三个字：“我听见了。”指甲缝里渗着血，在纸上洇出淡红的痕迹，像一朵未开的花。
刘翠花每次看我时，眼睛里总像有团火，我以前以为是恐惧，现在才懂——那是等待，等一个愿意弯下腰，听她用蜡笔画说话的人。
窗外起风了，吹得晾绳上的白纸哗哗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
我摸着冷冻层里的小纸球，凉丝丝的，像一颗即将苏醒的心跳。
小满在里屋睡得很沉，均匀的呼吸声像小钟摆，“呼——吸——”，节奏安稳，带着孩子独有的甜梦气息。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模型社”有多强，是那些被藏在床底的画，被塞在饼干包装里的字，被折进纸飞机的秘密——它们早就在告诉世界会发生什么，只是我们总忙着看大人的脸色，没学会看孩子的眼睛。
我合上日历本，把“我听见了”那页折了个角。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躲在地窖里的猎物。
那些画，那些字，那些藏在墨迹里的数字，还有缩在被子里的小满，都是我编织的网。
而网的那一头，正有个人骑着二八杠自行车，在黑夜里碾过碎石子，带着沉默的三十分钟，朝这里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