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0日傍晚，元朗东兴实业总部的办公室里，夕阳像融化的金子，顺着百叶窗的缝隙淌进来，在酸枝木办公桌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斑。桌面一角的《香港工业月刊》卷着边，页角沾着几点塑料粉末，旁边的白搪瓷杯冒着袅袅热气，杯壁上“劳动光荣”四个红漆字被茶水浸得发暗，杯底沉着几片没泡开的茶叶。
陈东指尖夹着一支南洋香烟，烟丝燃烧的滋滋声混着窗外车间传来的机器轰鸣，在狭小的办公室里交织。他左手按着塑料花试产简报，右手捏着刚到手的专利证书，简报上用蓝黑墨水标注的数字密密麻麻——“4月20日投产”“累计产出36万2千枝”“单支成本0.5港元”，每一笔都透着扎实的底气，而专利证书上“高分子链有序排列技术”的晦涩术语，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同行远远隔在身后。
“东家，你快看这折线图！”东兴实业的老周推门进来，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卷到肘部，沾着珠光粉的手臂上还留着机器油渍，他几步走到桌前，粗粝的指尖点在简报上，“三条生产线二十天没出一次重大故障，折算下来月产能稳破50万枝！咱们正月就开始练的300个工人真没白熬，两班倒连轴转，夜班给的夜餐补贴虽不多，但没人偷懒，现在动态模具操作的失误率都降到1%以下了，0.5港元的单支成本，钉得死死的！”
老周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伸手拿起桌上一支珠光牡丹样品，拇指摩挲着花瓣：“你再摸摸这质感，经两次工艺调整，成品率飙到92%以上，珠光粉再也不会一摸就掉，太阳光底下看，跟真牡丹的光泽没两样！就这品质，卖3港元一支，客户绝对愿意掏钱！”
陈东弹了弹烟灰，金属烟灰缸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抬头看向窗外，工友们晾晒的工装在晚风里晃悠，褪色的蓝布上印着“东兴实业”的小字，远处的维多利亚港里，货轮正鸣着汽笛归港，桅杆的剪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到了北角——长江塑料花厂的李嘉诚，此刻怕是也在盯着自己的生产线吧。陈东心里清楚，这位同行是真有本事，1957年从意大利偷师回来，转眼就把长江厂盘活了，1958年营业额破千万，净利润超百万，连12层高的工业大厦都动工了，这份魄力在业内没人不佩服。但佩服归佩服，陈东更明白双方的差距在哪：李嘉诚走的是性价比路线，单支利润也就0.2-0.3港元，月销十几万枝赚的钱，大多投去建厂房了，手里能灵活用的资金并不多；而且他的渠道还得靠推销员拎着藤箱，挨家挨户敲杂货店的门，跑一单是一单，批量订单少得可怜。
再看市面上的小作坊，十几台机器、几十个工人就敢开工，生产的单色雏菊又硬又易褪色，成本0.3-0.4港元，售价才0.5-0.8港元，赚的钱刚够糊口。相比之下，东兴的优势简直是降维打击——0.5港元的成本，3港元的售价，单支利润2.5港元，是李嘉诚的8倍多，50万月产能的利润就顶得上长江厂全年的净利润，等下个月七台新设备一到，百万月产的利润更是不敢想。
“要不是提前三个月磨工人技术，这三台德国注塑机的能耐也发挥不出来。”陈东拿起那支珠光牡丹，花瓣边缘薄如蝉翼，花心的厚度过渡得浑然天成，这是动态造型模具的精髓，0.1到0.5毫米的厚度渐变，普通模具连边都摸不到，“0.5港元的成本，3港元的定价，靠的就是技术和工人的硬实力，这才是咱们的底气。”
老周点点头，指着窗外的厂区：“你看那片空地，新厂房地基都打好了，等剩下的设备一到，再招700个工人，百万月产不是梦！到时候单月利润能冲到250万港元，比现在翻一倍！”
陈东没接话，指尖在专利证书上轻轻敲击。他知道，技术和产能只是根基，要让这50万枝塑料花变成实实在在的利润，还得靠渠道——而且，谈渠道绝不能露家底，0.5港元的真实成本，说出去就是把议价权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