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一月的重庆，潮湿的雾气如同沉重的裹尸布，将这座战时陪都包裹得密不透风。嘉陵江的水汽渗入骨髓，即便是待在参谋本部那间永远弥漫着桐油和陈旧图纸气味的办公室里，我的膝盖也总是在隐隐作痛。这是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的第一个月，新年带来的并非喜悦，而是一种近乎麻木的、被拉扯到极限的等待。
我的军衔依旧是少将，职务是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自大战爆发以来，我便实际肩负起全部的作战指挥责任。那些名义上的上司和同僚，早已习惯了将目光投向我这间简陋的办公室，等待我做出最终的决断。我面前的巨大沙盘上，犬牙交错的战线已经凝固了太久，久到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场战争将永远如此持续下去。
一月的第一周，就在元旦那几日令人窒息的应酬和虚假欢庆中度过。我强迫自己挤出笑容，与那些脑满肠肥的后方要员举杯，心中却在计算着前线的弹药基数和粮食储备。待我摆脱这一切，回到属于我的指挥所时，已是一月三日的深夜。
情报汇总如期而至。作战处处长刘斐将军——他是我倚重的左膀右臂，尽管军衔高于我，却对我保持着绝对的服从——面色凝重地将一叠电报放在我的桌上。灯光昏暗，我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烟雾缭绕中，刘斐的声音低沉而清晰。
“次长，新年伊始，敌情异动频繁。北平的岗村宁次（冈村宁次）按兵不动，但根据我们在华北的情报网显示，有至少三个师团的装备和人员，正从关外秘密调往平汉线南段。方向，直指郑州。”
我的心猛地一沉。关外的兵力，那是日本人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终于忍不住要动用“北进”的本钱来“南下”了。
“具体番号？”我问。
“初步判明，是第62师团和第63师团的骨干，以及一个独立的战车联队。他们以换防为名，化整为零，正向新乡、安阳集结。”刘斐顿了顿，指了指沙盘上的另一个点，“更令人不安的是汉口。”
他指向武汉行营，那里盘踞着横山勇的第11军。“横山勇的部队近期在洞庭湖周边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兵演习，课目是强渡大江和山地攻坚。同时，我们部署在南京的人截获了华中铁道会社的运输计划，未来两个月，他们将优先保证军列南下，目的地是长沙正面。”
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从北平到汉口，再到广州的铁路线，被我用粗重的红色铅笔划过。平汉线、粤汉线。这是贯穿中国腹地的南北大动脉。日本人在一九三八年占领武汉后，这条大动脉就被我们从中间斩断了。他们占据着北段（北平至汉口）和南段（广州至韶关），而我们则死死守住中间的连接点——长沙和郑州。
七年来，他们无数次试图打通这条陆上交通线，均被我们挫败。尤其是薛岳将军在长沙的三次大捷，更是打出了国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北有12军，南有11军。岗村宁次和横山勇同时动作，这不是小打小闹。”我的手指顺着平汉线缓缓南移，“他们想干什么？打通大陆交通线。”
刘斐点头：“恐怕是的。欧洲战场的局势，让德国人节节败退。太平洋上，美国人的攻势也日益凌厉。日本人的海上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彻底切断。他们急需一条从朝鲜半岛直通越南的陆上走廊，将关外和东南亚的资源运回本土，并支撑其在南洋的‘决战’。”
我冷笑一声：“畑俊六（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胃口倒是不小。他以为我们的中央军还是七年前的样子吗？”
话虽如此，我的内心却忧虑重重。我太了解我们前线的实际情况了。
“命令，”我转向刘斐，“一、密电第一战区汤恩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实际指挥），令其立刻停止在豫西的所谓‘整训’，将其主力部队立即向郑州、洛阳、许昌一线收缩，构筑纵深防御。尤其是洛阳，必须死守。二、严令第九战区薛岳，长沙的防御工事必须在春季前再加固一倍。重点是，衡阳。”
我的手指重重地按在衡阳这个点上。衡阳是粤汉线和湘桂黔线的交汇处。如果长沙失守，衡阳将是阻挡日军西进和南下的最后堡垒。
“汤恩伯……”刘斐欲言又止，“次长，第一战区的军纪……尤其是豫中地区，民怨极大。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汤部处置失当，军民关系紧张。我担心……”
“我担心的是，一旦日军重兵压境，他那几十万大军会不会一触即溃。”我打断了他。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汤恩伯那张精明而又不可捉摸的脸。此人非我嫡系，手握重兵，向来听调不听宣。但他镇守中原，是屏障重庆的第一道防线，我不得不用他。
“给汤恩伯的电报，用我的私人名义再加一段。”我沉思片刻，“就说，‘中原安危，系于公一身。若再现（一九四二）年之颓势，韩某必亲赴洛阳，效法武侯，挥泪斩马谡。’你我共署名。”
刘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但立刻立正：“是。”他知道，我这是在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第一周就在这种极度紧张的部署中度过。我几乎没有合眼，参谋本部的灯火彻夜通明。我不仅要调动中原和湖南的部队，还要协调后勤，将我们手中本就少得可怜的重炮和反坦克炮，优先运往郑州和长沙。
进入一月的第二周，也就是一月八日左右，缅甸的局势又成了新的焦点。
驻印度的盟军联络官——一个固执的美国准将——几乎每天都来我的办公室，操着生硬的中文，重复着同一个要求：总反攻。他们急切地希望打通中印公路（雷多公路）。
“韩将军，”他又一次坐在我的待客沙发上，夸张地比划着，“我们在雷多的x部队（即中国驻印军）已经准备就绪。卫立煌将军的训练成果斐然。你们在滇西的Y部队（中国远征军）也该渡过怒江了。只要你们两面夹击，我们就能在雨季到来之前拿下缅北，彻底解决中国的补给问题。”
我耐心地听着，心中却在权衡。x部队的战斗力我不怀疑，那是我们用最好的兵源和全套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精锐，由卫立煌（时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战将。可Y部队，那是我们滇西的家底，由宋希濂（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统领，一旦投入怒江东岸，短时间内无法撤回。
“准将先生，”我递给他一杯苦涩的茶水，“缅甸的仗，我们比你们更急。但中国战场是一个整体。你是否知道，日本人正在集结重兵，准备对我腹地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攻势？”
“日本人？”美国人不屑地耸耸肩，“将军，恕我直言。根据我们的情报，日军在中国的‘中国派遣军’早已是强弩之末。他们的精锐都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留在中国的，不过是些二流师团。你们在长沙不是三次击败他们了吗？”
我叹了口气。这就是我指挥这场战争最艰难的地方。我的盟友，他们既傲慢又短视。他们看不到中国战场的复杂性。
“准将，我不能在我的心脏地带即将遭到重击的时候，还把我的拳头伸到缅甸去。”我明确地告诉他，“Y部队必须待命。这是我的底线。”
美国人显然对我的答复非常不满，悻悻而去。我知道他会向华盛顿抱怨我的“保守”和“固执”，但我也顾不上了。
送走美国人，我立刻接通了给卫立煌的加密电话。电话线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杂音很大。
“伯陵（卫立煌字）兄，”我对着话筒大声喊道，“情况有变。国内日军异动，中原恐有大战。你那边的压力会很大，美国人会催你。我的命令是：x部队可以按原计划，发动对胡康河谷（hukawng Valley）的攻势，目标，孟关（maingkwan）。但是，必须稳扎稳打，以歼灭日军第18师团有生力量为主，不要急于突进。”
电话那头传来卫立煌沉稳的声音：“韩次长放心。缅北的山林，是日本人的地狱。我的新22师和新38师（师长廖耀湘、孙立人）已经饥渴难耐了。我们会一口一口吃掉他们。只是…… Y部队那边……”
“Y部队暂时不动。”我斩钉截铁地说，“我需要他们作为战略预备队。万一……我是说万一，中原战事不利，我可能需要立刻将他们空运回国，增援衡阳。”
“明白了。”卫立煌没有再多问。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他从不质疑我的全局部署。
一月十日，卫立煌指挥驻印军，正式向盘踞在胡康河谷的日军第18师团发动了猛烈进攻。战报雪片般飞来。新38师的迂回穿插打得极其漂亮，美式火焰喷射器在丛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日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
这是开年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重庆的报纸上一片欢腾。只有我知道，这场胜利的背后，潜藏着多大的危机。
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中原。一月的第三周，一月十五日。我收到了来自第一战区的密报，这份密报让我脊背发凉。
汤恩伯在回电中对我之前的警告表示“惶恐”，并发誓将与阵地共存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关于后勤补给的连篇抱怨，以及……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
“次长，”刘斐的声音在颤抖，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汤恩伯报告，根据他们前线侦察，日军12军近期在黄河渡口……向我方阵地，投送了大量……面粉和牛肉罐头。”
我猛地站了起来，烟头掉在了地图上，烫出了一个小小的焦痕。
“什么？”
“是的。日军在夜间，用小船将物资送到我军前哨阵地附近，并高喊‘我们是来解救（一九四二）年灾民的’。他们甚至在传单上宣称，‘重庆政府不顾你们死活，皇军来给你们粮食’。”
我感到一阵眩晕。这是比十个师团的进攻更可怕的战术。这是攻心。一九四二年的豫中大饥荒，饿殍遍野，第一战区的部队不仅没有有效赈灾，反而横征暴敛，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现在，日本人居然在利用这一点。
“汤恩伯！误国之贼！”我一拳砸在桌子上。我立刻意识到，第一战区的军心，可能已经散了。日本人用几袋面粉，就可能瓦解我几十万大军的斗志。
“命令。”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一、立即成立中央军纪督察团，由你刘斐亲自带队，即刻飞赴洛阳。你有全权，临阵督战，凡临阵脱逃、劫掠百姓者，无论军衔高低，就地枪决。”
“二、立刻从后方调拨我们最后的战略储备粮食，共计二十万担，火速运往豫中，就地开仓放粮。告诉汤恩伯，宁可士兵少吃一口，也要先赈济百姓。军民一心，方可御敌。”
“二十万担……”刘斐倒吸一口冷气，“次长，这是我们全军半个月的储备……”
“执行！”我怒吼道，“如果中原丢了，我们守着这些粮食在重庆喂老鼠吗？”
刘斐领命而去。我独自留在办公室，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我指挥着千军万马，却似乎无法控制一个贪婪的战区司令；我能预判敌人的战略，却无法弥补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
就在我为中原焦头烂额时，缅甸的日本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一月二十日，我收到了来自印度的紧急情报。
日军在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正在向印缅边境的钦敦江（chindwin River）大规模集结。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即将发动一场旨在攻占印度英帕尔（Imphal）和科希马（Kohima）的大规模攻势，代号“乌号作战”（U-Go）。
这个牟田口廉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居然想越过那片被丘吉尔称为“绿色地狱”的崇山峻岭，进攻英军在印度的主要基地。
“他这是在自杀。”我对着地图分析。
“次长，”作战参谋分析道，“虽然看似疯狂，但如果让他得手，英军在印度的防线将全线崩溃。更重要的是，这会彻底切断我们x部队的后路。卫立煌将军的部队将成为一支孤军。”
我明白了。畑俊六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他在中原策划“一号作战”（Ichi-Go，即打通大陆交通线），在缅甸策动“乌号作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他在赌，赌我无法同时应对两个方向的决战。如果我增援缅甸，他就趁虚而入，占领中原；如果我死守中原，他就让牟田口吃掉我的驻印军，彻底封死中国的对外通道。
这是一个阳谋。我必须做出选择。
一月的最后一周，重庆的雾气似乎更浓了。我做出了整个一月份最艰难的几个决定。
一月二十五日。我再次拒绝了美国人要求Y部队渡江的请求。我告诉他们，除非日军在缅甸的“乌号作战”被证明是虚晃一枪，否则Y部队必须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应对国内和缅甸的突发状况。为此，我几乎与盟军联络官拍了桌子。
一月二十七日。我命令卫立煌的x部队，在占领孟关后，立刻转入防御。在日军“乌号作战”意图彻底明朗前，停止向密支那（myitkyina）的纵深突击。我不能让我的精锐之师陷入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卫立煌对此表示理解，但他手下的孙立人和廖耀湘（均为师长）却在电报中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是错失战机。我只能压下他们的意见。
一月二十九日。刘斐从洛阳发回密电，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汤恩伯的部队军心涣散，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几乎毫无抵抗力。刘斐已经当着汤恩伯的面，枪决了三个营级军官，才勉强稳住局势。他报告，日军在郑州正面的集结已经接近完成，估计兵力在十五万以上，配有重型坦克和航空兵。
一月三十日。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急电。日军第11军在长沙正面的活动也达到高潮。武汉的日军航空兵力，史无前例地增加到了近三百架。薛岳判断，日军对长沙的第四次进攻，规模将远超前三次。
一月三十一日，深夜。这是本月的最后一天。我站在沙盘前，一夜未睡。我的左手是缅北的丛林，右手是中原的平原。两边都是熊熊烈火，而我的水，只有一桶。
我必须承认，畑俊六的“一号作战”部署，抓住了我最致命的弱点。我们的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散，而日军则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准备实施中央突破。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疯狂推演着。如果我是畑俊六，我会先打哪里？
是汤恩伯驻守的豫中。
第一战区的部队军纪最差，民心最失，地理上也最平坦，适合日军机械化部队展开。只要突破郑州和洛阳，日军就能迅速南下，与武汉的第11军会师。
“来人。”我睁开眼，眼中已满是血丝。
一名参谋冲了进来。
“以参谋本部最高指令，”我的声音沙哑而坚定，“一、调集我们手中所有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我通过联络官协调）的全部轰炸机，从即日起，对郑州黄河铁桥实施饱和轰炸。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迟滞日军第12军的南下速度。”
“二、急电薛岳，告诉他，横山勇在长沙正面的一切行动，都可能是佯攻。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方。令其抽调一个军的兵力，立刻北上，隐蔽运动至平汉线南段，准备支援第一战区。”
“三、电告汤恩伯，日军主攻方向必在郑州。令其放弃外围阵地，收缩兵力，以洛阳、许昌、南阳为三角支撑点，节节抵抗，消耗敌人。告诉他，援军……已经在路上。”
参谋飞快地记录着，但他抬起头，迟疑地问：“次长，我们真的要放弃郑州外围吗？那可是中原门户……”
我没有回答他。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刺骨的寒风灌了进来。雾气中，重庆的灯火如同鬼火般闪烁。
就在这时，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发疯般地响了起来。这是连接洛阳第一战区前敌指挥所的专线。
我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刘斐因为电流干扰而断断续续，却又急迫万分的声音：
“次长！……日军……日军第37师团……今晚……强渡黄河……中牟……中牟阵地……失联了！”
我握着冰冷的话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最后一天，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比我预想的，还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