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打草惊蛇”的策略，如同持续不断的、沉闷的擂鼓声，重重敲击在台北市的上空，也清晰地传入了身处风暴中心的蔡孝乾（“张先生”）耳中。街头巷尾骤然增多的巡逻队、路口不时出现的临时检查点、以及公共场所那些目光锐利的陌生面孔，都像一根根无形的针，刺向他那因奢靡生活和潜在危机而早已不再坚韧的神经。
他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一种不同于以往、更加具体和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这种环境的变化绝非偶然，很可能是冲着他来的，或者至少，他已经被笼罩在了一张正在收紧的大网之中。
在这种压力下，蔡孝乾做出了一些应对。他并非毫无警觉的庸才，残存的职业本能促使他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降低风险：
减少公开露面：他明显减少了前往“百乐门”等过于招摇的娱乐场所的频率，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应酬也被推掉。外出时，他更多地选择乘坐封闭性更好的轿车，而非显眼的黄包车。
加强行动隐蔽性：与下线的接头，他变得更加谨慎。接头地点选择得更加偏僻、多变，时间也更倾向于选择人流量稀少的深夜或清晨。接头过程力求简短，有时甚至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信息传递。
审视周边环境：他外出时，会更加留意是否有人跟踪，偶尔会突然改变路线或进入商店以观察身后。对于住所附近的陌生车辆和人员，他也多了一份警惕。
从表面看，这些行为显示出他具备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和应对能力。如果他能将这种谨慎贯彻到底，彻底转入深度潜伏，或许还能争取到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谷正文的心理画像精准地捕捉到了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自负与侥幸心理。正是这两点，使得他的“应对”充满了巨大的隐患，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错误。
蔡孝乾的“谨慎”是有限度的，是建立在“自己能够掌控局面”的盲目自信之上的。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敌人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或者认为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足以在敌人的监视下完成关键任务。他低估了谷正文的决心和手段，高估了自己的运气和能耐。
因此，他的“应对”呈现出一种矛盾而危险的状态：
核心工作未停：他并未完全停止地下活动。重要的会议、情报传递、经费交接等核心工作，在他看来仍是“必要”的，他自信能够通过“更隐蔽”的方式完成。这种不愿放弃“业务”的心态，恰恰暴露了他对危险程度的误判和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
生活习气难改：尽管减少了去最顶级的场所，但他依然维持着远超普通潜伏人员的高消费水平，只是转移到了相对不那么显眼但依然奢华的地方。他对物质享受的依赖，使得他难以真正做到“清苦”和“低调”，这继续为他留下致命的线索。
侥幸心理作祟：他可能将 increased 的巡逻和检查视为常规的戒严升级，而非针对性的搜捕前奏。他告诉自己，只要更加小心，就能避开风险。这种侥幸心理，麻痹了他的警惕性，使他无法做出壮士断腕般的彻底隐匿的决断。
因此，蔡孝乾的“应对”，在谷正文眼中，可能恰恰印证了其“大鱼”的身份和正在承受压力的状态，甚至可能因为其“更隐蔽”的活动方式，反而为保密局的监控提供了新的、更清晰的线索。他就像一只被惊扰的兔子，虽然开始躲藏，但奔跑的轨迹反而更容易被猎人捕捉。
这些发生在暗处的博弈与应对，其细节我们（吴石、聂曦）自然无法悉知。但通过我们自身感受到的、日益紧张的外部环境，以及通过隐秘渠道传来的、关于蔡孝乾系统活动似乎并未完全停止的模糊信息，我们得出了与谷正文相似的、却更加令我们焦虑的判断。
“他还在活动……”书房内，老师吴石在听到一些零碎信息后，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愤怒，“在这种时候，他居然还没有完全静默！他这是……这是在玩火自焚！会害死所有人的！”
我们深知，蔡孝乾这种“有限度”的应对，非但不能避险，反而可能加速灾难的来临。他每一次“成功”的隐蔽活动，都可能是在为敌人提供更精确的定位。
“老师，我们必须做最坏的准备了。”我声音低沉，“蔡孝乾这艘船，沉没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船沉时，尽量减小波及范围，并确保‘火种’（朱谌之同志和情报）的安全。”
“没错。”老师目光决然，“再次确认我们的紧急预案。一旦得到蔡孝乾被捕的确切消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启动最终方案，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尝试保住朱枫同志！”
“是！”
我们如同站在即将溃堤的河岸上，眼睁睁看着上游的洪水不断上涨，而堤坝上却还有人在徒劳地试图用沙包修补裂缝。蔡孝乾的“应对”，在我们看来，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的倒计时。下一步，惊涛骇浪，恐将吞噬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