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宅院后面的高墩旁,看宅院后楼底下住着的白胡须老人爬在那棵火桑上。风从宅院西侧的弄堂里掠过来,他的白须在风中乱舞。他身后的桑枝上爬满了黑乎乎的毛虫。都在一耸一耸地弓着背。一旁的那两棵冬枣树上结满了冬枣。我很诧异,这冬枣怎么像是山东大枣,通红通红的。老人在桑枝上怱怱悠悠地走,他竟一直朝冬枣树走去。这时,一只大鸟飞了过来。大鸟的双翅展开时,竟成了一块很大的乌云,将大桑树遮得严严实实。我踮着脚尖,想叫老人赶紧下来,但是喉咙里一时竟发不出声音来,我着急得直跺脚也是没有用……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想通过桑树,攀上高高大大的冬枣树,去采摘冬枣。但是,那是宅院后侧门外徐家的二子。他最终被桑树上的毛毛虫蛰得满裆的红色,痛得直跳脚,却依然不肯放弃手中捏着的冬枣。可是,在梦中,攀爬在桑树上的人,怎么成了宅院后楼底下的白胡须老人呢?
老人是在一天下午被人接走的。据说是去乡下长住了。老人走后,他住的那间临时间隔的木板并没有被拆除。我曾从木板缝中偷看,里面的桌子,椅子,床铺以及他经常躺的那张藤椅都在。只是桌子上已不见了他的那把黄黄的铜水烟壶。我那时估计,老人不久便会回来。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像是改善了许多。按我父母那时在家里的私下说法,是商店里实行了“拆账制”。我那时并不懂“拆帐制”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家经济条件的改善肯定与“拆帐制”有关是必然的。在我父母的商店中,我母亲的技术虽然一般,但我父亲的技术却是一流的。他能根据顾客的脸型和癖好,剪出让顾客满意的发式。
按小镇人的说法是；“顶上功夫十分了得。”据说,最厉害的,是我父亲手中的那把剃须刀。任是顾客满面络腮胡,胡子茬硬得像钢丝,让别的师傅人人怵头的硬茬活儿,在我父亲的手底却并不算什么难题。父亲能将顾客的满面络腮修成满脸溜滑,摸不出一根胡子茬。所以,父亲的顾客都是常客,是铁定要父亲帮助修理的。如果顾客上门时,父亲不在店堂,顾客会立马掉头,等一会儿再来；如果遇上父亲正手中忙着活,顾客宁肯在一边的椅子上稍候,那怕别的师傅手中正没活着,也不会假他人之手。只要父亲在店里上班,他的手中一般是不会空的。
多年之后,县城的一家上档次的理发店曾想调父亲过去。据说,那时为了验证父亲的手艺,还特意安排了他们公认为是难剃头的顾客。但在父亲的手中,照样让他满意而回。后来父亲因此被评为技师七级。这在这个行业中,一县范围内是最高级别了。但父亲却并不因此心动,他去县城那家上档次的理发店只是想学烫发技术。没过几天。父亲便回小镇的店铺,增添了烫发服务。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店实行“拆账制”，对我家显然最为有利。最为有利的显着变化是；我家一改只饲养母鸡母鸭的习惯,开始饲养起了公鸡。而且,父亲买回来的常常是半粒子大还没长全羽毛的小公鸡。这种小公鸡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绒毛没脱尽,硬毛没长全。翅膀后面,屁股上面,甚至肚子上都是光秃秃的,露出红红的皮肤。小镇人将这种鸡称作；“赤膊鸡”。这是十分形象的叫法,也是十分拟人化的叫法。
试想,一个半粒子大的男孩,光着身子,不穿衣服,该有多难看!男孩可能会羞红了脸,用双手捂住私处,朝没有人见的地方躲。“赤膊鸡’却全然不顾这些,照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开它那两支长腿东跑西颠地争食吃。
小公鸡买来后没几天,父亲便会请来阉鸡师傅,将这些小公鸡一只一只阉割了。在阉割小公鸡时,我总会在一旁看个仔细；父亲用喂食的办法招拢小公鸡。然后,趁小公鸡低头啄食时,抓捕它们,往往争食的小公鸡都很贪吃。父亲撒出的食料又少。父亲常常能一抓一个准。
抓住一只小公鸡后,父亲并不用绳索缚住它的脚。而是直接将它递给阉鸡师傅,阉鸡师傅早已将围单垫在自己的双膝上,包着小刀和套索的小布包已被打开了放在他坐着的小櫈边,阉鸡师傅伸手接过父亲递来的小公鸡。将鸡的双脚往他自己垫着围单的双膝间一夹。鸡便再不能动弹,但是,小公鸡似是很不甘心,伸长了脖子,朝他翻着白眼。他却不慌不忙地用手在鸡几乎赤裸裸的身子上轻轻抚摸了一把,鸡便安定了下来。
他弯腰从打开的布包中取出一把没有插入鞘的小刀,另一手的手指在小公鸡的翅下与大腿之间来回轻点了一番,似是在寻找合适的部位。小刀的锋口便朝找准的部位轻轻划了下去。小公鸡的软肋处被划出了一条短短的缝,血只是微微地有些渗出。他也不管这些,将刀放回布包,又从布包中取出那片铁皮制的绷弓,将弓的两头,折端,轻轻插入划出的缝中,被弯起的绷弓顿时撑开,一个小方口便呈现在鸡的软肋处。小公鸡此时应该很痛,它“哇”地叫了一声,朝他连续翻着白眼。
他却对小公鸡的白眼熟视无睹。依旧不慌不忙地从他的布包中,取来那根像套马索一样的套杆。只是套马索是一条长绳,顶端挽出一个活扣,他的这根套杆,却是一根细细的白色塑料杆,杆的顶端拴着一根尼龙线。尼龙线在杆的顶端处也打了一个活扣。他用这根细细的仅三寸长的白色塑料杆,将尼龙线活扣送入鸡软肋处被切开的洞中,眯缝起了眼睛,似乎在洞中寻找目标。细细的塑料杆在小洞中慢慢移动着。很快,他扯紧了尼龙线拖在鸡身外的另一端,将塑料杆抽了出来。尼龙线活扣上已套住了一小粒比黄豆还小的东西。他又弯腰取来了小刀,将被牵出来的筋络割断。将尼龙线扣上那小黄豆一般的东西放在他膝盖处的围单上,退松尼龙线活扣,将细细的套杆端在围单上一划,小黄豆一般的东西便留在了围单上。
他如法炮制地又从鸡的身体内取出了另一粒。两粒小黄豆并排躺在了他的围单上。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他嗡声嗡气地答；“蛋子。”
小公鸡却仿佛没感觉痛似地,一点儿不使劲挣扎。也许是他将小公鸡的双脚,夹得太紧了吧,让鸡半点动弹不得,只有朝他翻白眼的份了。
他放下手中的工具,将那张绷紧的小弓松开,抽了出来,小公鸡的软肋处立即只剩下一条短短的依旧渗着血的划痕。他将手掌在鸡身上的划痕上轻轻抚了一下,像是安慰小公鸡似的。然后,双手握住小公鸡,松开双膝,将它轻轻地放在地上。小公鸡被放在地上时,愣了一下,像是还没有明白刚才究竟在它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却已经伸出右手的食指,拈起围单上那两粒“小黄豆”,朝小公鸡弹去。“小黄豆”被弹落在小公鸡的跟前。小公鸡似也不想客气,只偏头朝“小黄豆”看了一眼,便低头啄吃了。
吃到了“小黄豆”后的小公鸡似乎很快活,轻松地颠起它的那对长腿,跑开了,此后的几天,父亲会特别关照那几只被阉了的小公鸡,时不时地给它们喂上一把米。小公鸡们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依旧东跑西颠争着抢食吃。
其实这几天,父亲正忙着为它们建造新住所。新的鸡舍建造在天井东侧半腰墙的里侧,与鸭棚仅一墙之隔。父亲特意将新鸡舍盖得很矮,门洞也很矮。关上门后,只留一只食槽。新鸡舍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几乎不透一丝光线。除了食槽处是透光的外,鸡舍内一团漆黑。新鸡舍盖好后,这些被阉割了的小公鸡们便被一一关了进去。才被关进去的小公鸡们似乎很不习惯,老是在里面吵吵闹闹的。
鸡舍毕竟太矮了,它们只能半蹲着身子。但当用米稀熬成的粥拌糠喂它们后。它们除了一如既往地争着吞食外,便不再吵吵闹闹了。被关在里面虽然失去了自由,但毕竟免了东跑西颠到处觅食的那份辛苦。而且,每次喂给它们的食料都是那么香喷喷地合它们的胃口。显然,它们不想再抱怨,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抱怨的了。
一个多月后,探出头来吃食的鸡头上,已长出了金红色的密匝匝的羽毛。但是,它们的脸已是十分苍白,鸡冠还是跟才关进去一样,不见任何的长高或变红。又半个多月后,鸡舍里偶然传出一两声既不成腔也不成调的打鸣声。常常刚“喔”出了声,还来不及拉长了调便戛然而止。父亲会嘟哝道:“又是一只‘半脚佬’”。我不知道这“半脚佬”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指虽被割出了“蛋子”,但却依旧雄心未泯吧!
几个月过去了,这些被关着的小公鸡们,每天只知道吃食,却从不产出,父亲是舍得花大本钱了。这个大本钱也并没有白花。年关将近,这些鸡被从从鸡舍里捉出来时,哪一只不是被养得肥肥胖胖?原本的“赤膊鸡”早已长成了一身漂亮的羽毛,除了头上没有红红高高的鸡冠外,金红色闪闪发亮的翅羽,乌黑中闪出蓝色的长长的尾羽,并不比任何一只真正的公鸡逊色,只是这些被关的阉鸡,因为总是站不直身子,只能匍伏着的缘故,肚子的羽毛总是很稀疏。
用这样的方法,关养出来的阉鸡,肉质是最美的,又鲜又嫩。用父亲的说法是:“这样的鸡杀白后,放在锅中烧白斩鸡。锅中的水只需一个滚,便可将锅端离火口。用水温将它慢慢闷熟。”
那天,这些阉鸡被捉出鸡舍,放在宅院的天井中,正赶上乡下的亲戚送来一只大公鸡。大公鸡的毛色绝对没有阉鸡们的漂亮。大公鸡的屁股上甚至没有像翎羽一般黑黑长长闪着蓝光的尾羽。但是,大公鸡居然仍在阉鸡的面前昂首阔步。骄傲得像一个王子。而那些阉鸡们竟个个蔫头蔫脑,在大公鸡跟前竭力做出一副巴结,奉承的样子。
我知道,尽管这些阉鸡们仍属于公鸡。却是已经没有了蛋子的公鸡。看来,都是蛋子惹得祸。有蛋子的公鸡与没有蛋子的公鸡毕竟是不同的。有蛋子的公鸡有权在没有蛋子的公鸡面前趾高气扬。没有蛋子的公鸡在有蛋子的公鸡面前只能是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摆出一副低人一等的架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其实,那时的我根本从未涉猎中国的历史。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正常的男人与被阉割的男人之间并不存在着这种必然。被阉割的男人往往更能在正常男人面前昂首挺胸。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有多少被阉割的男人,为自己精彩的人生画出了重重的一笔呵!有多少正常的男人,匍伏在被阉割的男人跟前诚惶诚恐呵。
像明朝,被阉割的男人掌控着锦衣卫,结成了阉党。阉人而结成了派,并以党论,其气焰必然十分了得。哪个正常的男人敢与之抗争呵!像清朝,安德海,李莲英们更像是一长串璀璨的明珠。将大清朝近三百年的宫廷争斗,照耀得格外精彩纷呈,让后人格外地惊心动魄。
过年时,母亲喜欢带上几只这种关养的阉鸡,去上海的亲戚家作为馈赠的礼物。这样肥嫩生猛的美食是大城市久居的人听都没有听到过的,更不要说活生生地摆在眼前了,自然能常常赢得满堂彩。这恰恰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这也是为什么父亲会不惜血本,花大力气饲养这么多关养阉鸡的根本原因吧!当然,自家过年时,其乐融融地吃上几只也是必须的。
家里的经济条件明显好转后,父亲在吃的问题上渐渐朝食不厌精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另一方面,父亲始终认为,将钱花在吃食上最实在,不必吝啬。在这方面,父亲在小镇上似乎小有名气。
小镇的咸鱼铺,每当海鲜上市,尤其是碰到一条大黄鱼或者其它不能切碎了零卖的鱼,他们首先会想到父亲。咸鱼铺的伙计会专门赶到父亲的店铺,低声问父亲,有这样的时新好货要不要?此时的父亲,必定眼睛一亮,轻拍一下顾客的肩膀,让他坐着稍等,去去就来。顾客自然也理解,父亲此时要离开,必定有急事。稍等便稍等,反正这顶上功夫肯定是父亲做了,乐得趁机享受一番。
父亲随伙计赶去咸鱼铺。从不问价格,便让伙计把秤。提了鱼回店后,父亲一脸的兴奋。母亲见父亲提了鱼回来,也从来不问价格。她知道,咸鱼铺的伙计专门来请父亲去买的鱼,价格肯定不菲。母亲的老家在海边,自然识货。一分货一分价。咸鱼铺也不会来讹父亲。都是小镇上的,抬头不见还低头见呢!
食不厌精。最能体现“精”的。当然是在烹饪上。父亲在烹饪上还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按父亲的说法,自小他便冬天逮兔捕鸟,夏天捕鱼捉蛙。一门心思逮野货烧着吃。哪种烧法没有尝试过?哪种吃法没有品尝过?
父亲说,小时候,乡邻都叫他“黑蛮龙”。“蛮”在小镇的方言中,是“玩”的意思。“黑蛮龙”的意思,便是小时候又黑又特别会玩。经常在野外疯玩,能不黑吗!在家烧个白斩鸡,对父亲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所以,他会说,像这种关养的阉鸡,只要滚个头汤就可以了。这是他无数的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一句话虽然简单,却是多少经验的累积呵!
如果恰巧买到了大黄鱼。父亲首先会在剖杀上做足功夫。刮去鱼鳞后大黄鱼的头皮,是必须要剥掉的；不然怎么会有“剥白黄鱼头”一说呢?腮也必须要挖去,挖腮时,特别要注意,黄鱼嘴、腮等处,是否有钓钩挂着?
那个时候,野生的黄鱼还很多,舟山渔场渔汛来时,海里一片“咕咕咕”的黄鱼叫声。黄鱼在海里排列得密密麻麻,人踩在鱼背上也不会下沉。据说,捕黄鱼有一个诀窍,只要钓住头鱼往网中拉,鱼群便会相继跟着朝网里钻。咸鱼铺的伙计专门来请父亲去买的黄鱼,必定很大,很有可能便是头鱼。所以,看清楚是否留有钓钩是必须的。
黄鱼的肚子是不能剖的。如果像杀其它鱼那样将鱼肚剖开,烧出来的黄鱼,卖相便不行了。只能在黄鱼的头,肚子连接处横切一刀,用一双筷子分开着探进鱼肚,然后,攥紧筷子轻轻一旋,慢慢将肚中货色一股脑儿拎出来。如此剖杀的大黄鱼,洗得干干净净了,还是整条囫囵的。
然后,将洗净了的大黄鱼横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洗干净的稻草,将黄鱼段,用十字捆挷法扎好。煮熟了的黄鱼特别容易散。用稻草的捆挷,便是防止鱼段散架。将捆挷好了的鱼段一段一段码在锅中,加油,加酒,再加蒜瓣慢慢煮。用稻草捆挷鱼段还有一个好处；鱼段用了稻草的间隔,煮时不会粘在锅上,可以不用翻动鱼段而避免鱼焦糊。再在适当的时候加入盐、酱油等调味品。一盆红烧大黄鱼便成了。起锅后的黄鱼段,色泽鲜红,段段分明,满屋飘散的香味中夹着一丝丝熟蒜瓣的香味,能不引人食指大动吗?!
父亲的冰糖河鳗也是颇为自得的一道佳肴。将买来的河鳗脖子处横剪一刀,放尽鳗血。然后,用两根细竹签探入被剪开处,像杀黄鱼一般地旋转竹签,将鳗鱼肚中的肠子等一应搅出。用八成开的烫水将鳗鱼身上的粘液泡去。水不能太烫。若是沸水的话,鳗鱼的表皮会被泡熟。如此烧出的鳗鱼肯定一点卖相也没有了。一道好的菜肴,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父亲深谙此道。
将洗干净的鳗鱼切成段。视鳗鱼的大小,切成寸段或寸许段。将洗干净的老姜切成薄片,平铺在锅底,将一段一段鳗鱼成圈竖码在姜片上。沿着姜片的边沿淋适量熟猪油。将锅坐于火上。待锅盖沿开始冒水汽时,在鳗鱼段上均匀地淋上料酒。焖烧片刻,加适量盐,再淋上白酱油。将冰糖拍散,放入碗中,加适量的开水化开。待锅中的汤汁闷烧至差不多干时,再将冰糖水均匀地淋在鳗鱼段上。再小火焖烧收汤。
做这道冰糖河鳗,最关键之处,是绝对不可以用锅铲去翻动鳗段。得一直让它竖立至烧熟入味。河鳗肉质细腻,极容易粘锅。铺姜片,便是不让它与锅直接接触。同时,要控制好水量。加水太多,鳗段会浮起来；加水太少,鳗段又不能入味至骨。
有一次,父亲将锅坐火上后,便匆匆去了商店。父亲常常这样,利用一丁点的间隙时间,一趟一趟地赶回家来烧他的菜。好在父亲工作的商店距家很近,才能让他工作、做菜两不误。我见锅沿已经在冒热气,怕正煮地菜肴粘底,掀开锅盖,便用锅铲去翻,铲刚入锅,父亲已从门外急步跨了进来,口中急急地喊:“不要动!不要动!”
可惜,我的动作太快,一铲已将一些鳗段铲翻。父亲一迭声的埋怨,我却一时紧张得不知所措。父亲后来将锅端离了火源,细心地用筷子将被翻起的姜片重新一一铺好,再将已倒下的鳗段重新竖在姜片上。这道菜,最后还是做成了。但是,端上桌来的鳗段,有几段表皮显然已经脱落了。脱落了表皮的鳗段,虽然味道依然那么鲜美,但卖相确实不太好看。成了这道菜肴中的瑕疵,让人遗憾。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再加父亲老是这样像箭一样地射进射出,难免会遭人白眼。父亲后来干脆在煮大菜的时候,将煤球炉拎在商店里面的那个小间里。小间原来是堆放杂物的。将杂物清理了一下,放个煤球炉正合适。小间的北边有一个窗,打开窗户,煤气不会溢进店堂来。
小镇周围的农村那时耕田都用水牛。每年的秋季,总有水牛被宰杀。父亲总会买些牛肉来在店里烧。我放学回家,来到父母的商店,只要店堂里飘着牛肉的香味,父亲必定取来一只大碗在碗中剪一些正煮着的牛肉,撒上一些蒜叶泥,舀一勺锅中的牛肉汤。哇,太香了!看着我“嘶啊哈”地喝着牛肉汤,母亲在一旁,会笑得两只眼睛都弯弯的。
父亲年轻时,双脚的脚杆上都长有白殿风。长长的,对衬着的两大块白斑。按父亲的说法是,小时候总捉田里的白鸟吃。那种白色的鸟,双腿细细长长,像鸬鹚一般的长腿,现在的农村,这种鸟已不常见。在我父亲少年时,这种白色的鸟似乎很多。因为吃多了这种白鸟,所以,身上才会长出这种白斑。
年轻时,他总设法弄一些药水涂抹,可总不见效。后来,手上也长出来了,便死了心,不再去费心治疗上的事。其实这种病,对身体并无大碍,既不痛不痒。只是不能在太阳下曝晒,晒得时间长了白斑会变红,会起水泡。
后来,父亲迷上钓鱼,这可苦了父亲了。双手总是被晒得通红。再后来,父亲的脸也全白了。白里透红倒显得年轻了许多。吃多了白鸟便会长这种白斑,父亲的这个说法是错的。大概是因为在小镇的土语中“殿”和“鸟”几乎同音。父亲弄讹了。如果是吃了白色的鸟,身上会长白斑；那么,多吃了黑色的乌鸦,岂不是身上会长黑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