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的乌云翻卷着,我似乎正在急急地赶路。也不知是怕下雨,还是有什么急事。天很阴沉,我的心情似乎也很压抑……我站在故乡小镇的那座老宅的两楼朝北窗前。窗内只是楼梯上来后,进房门时的过道。窗外是宅院的内天井。天井四周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构成了两道水帘。一道是我眼前的窗前的；另一道是天井对楼的窗前的。对楼的窗是花格木窗,底下是裙板；与左右两侧的木窗和裙板连成一体。这两道雨帘挡住了我朝对面看的视线,我似乎有些着急。朝对面的屋面上看,下落的雨水在屋面上激起了一层水雾……
不知“陆松城”这座宅院的内天井设计,基于什么样的寓意?天井四周楼房的屋面一律朝内倾斜。下雨时,屋面上的雨水全部汇落进天井中。夏天的大雨时,长方形的天井便成了长方形的水池。好在天井的下水道设计得虽小却科学。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因堵塞而需要费力去疏通的事情发生。
我们家住在这座宅院的前楼正屋。西侧通往后楼的过道和东侧往东厢房的木门都已被封死。正屋临南是一排木窗,木窗下是一长排挡板。挡板外应该便是临院长木门窗上的那个斜屋面了。从窗前往外望,斜斜的小青瓦屋面一溜一溜直直的。瓦楞间长着三三两两的瓦楞草,初夏的时节,一根一根的瓦楞草缀满了黄色的小花,像蓬松着的松鼠尾巴一般地直立着。瓦楞草的叶子呈针型,肉质,应该能储存更多的水份,以适合在干燥的地方存活。
窗前是一长溜砖铺的窗台,粉着白色的石灰。只是年代已久远,石灰已脱落,露出底下青色的长砖。窗下院子的前面是一道嵌着双开式的大蝴蝶木门的横隔墙。木门的上方是一块青石雕。石面光洁,雕刻着“槐庭余荫”四个繁体正楷大字。横隔墙的外侧,父亲特意栽上的五色金银花藤。没过几年,藤蔓已攀满了大门东侧的半座横隔墙。而且,金银花的藤蔓上似乎更喜欢在高处张扬。每当春风乍起,卷曲的金银花藤须在横隔墙上张牙舞爪。初夏的时节,藤蔓上绽出了许许多多白色的、黄色的小喇叭形花朵。风从墙那边掠过来,将花香灌满我们的房间。
窗前东西两侧高大的风火墙上,被小青瓦铺阵出缕空的花纹,一朵一朵的五叶瓦花缀连成了漂亮的墙壁。如果说,江南水乡民宅大院的风火墙设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挡风防火的话。那么,在这里,风火墙的原始目的已经被充分弱化,取代它的是富丽的装饰功能。
在窗前西侧的风火墙上,爬满了一种被小镇人俗称为“爬山虎”的藤蔓植物。每当春天来临,红褐色的藤蔓上很快便绽出点点新绿；初夏的时节,绿色已遮掩了整幢墙壁。小青瓦铺就的缕空花纹也被覆盖,只能看见风过空隙时,翻动着的绿叶,恰似片片绿蝶正欲振翅而舞。秋天时,满墙的绿叶会枯黄,黄叶纷纷扬扬,像是满院黄蝶飞舞。
黄叶离去后的藤蔓依旧透出那份雍容的红色,在红色的藤蔓间会三三两两地显出乒乓球大小的褐色果实。因为,其状如乒乓,所以,小镇人便称之为“乒乓”。因为“乒乓”大多都藏在高高的墙上,自然无人能去采摘。但是,往往会在冬风怒号的不经意间,三三两两的“乒乓”便失去了它们的踪影。
冬天里的藤蔓是苍老的,远远望去一片褐色,像是老人经络虬结的手背。但它四处悬攀的触角上,那一个个长着小小吸盘的须蔓,依然透出那份直拗的红色。少年时,我曾沿着墙脚仔细寻找过“爬山虎”的根部,但始终找不到它的踪影。也许,这面墙便是它的根；那到处无所不在的吸盘,便是它真正意义上的根。
在窗前的那个坡屋顶上,我们家还摆上了一长溜的花盆。虽然,那时的花盆大部分都取之于漏底的旧脸盆。偶然有一只瓦盆,摆在那一长溜锈迹斑斑的破脸盆中间,便像是一群叫花子中间站着一个高傲的贵族。花盆中栽种着的花草,都是极其寻常的品种,有太阳花、有朝天椒、有鸡冠花、有莺萝、有串串红、有凤仙花。最高贵的,便是那盘月季了。它被荣幸地栽种在那个大瓦盆中。
当紫色的枝叶舒展时,那份雍容、那份高贵,已经溢满了盆里盆外。紫色的枝叶间突然绽出一蓬花蕾时,那一份兴奋伴随着希冀和期待,便一直追随着我们。
月季花,色泽粉红,大如茶盅,母亲说,这盆月季花叫做“伊丽莎白”。
幼年时的我当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盆花取上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但是,月季花开的时节,却是窗前一片灿烂，窗里窗外生辉。连寻常铺满窗台的阳光,也泛出了耀眼的金色。太阳花能开出粉红、大红和黄色等许多种颜色；有单瓣和重瓣,开花时节此谢彼开,也能开出一盆灿烂。但怎么能与“伊丽莎白”的高贵相比呢?绿叶衬托下的肥硕花瓣,每一片都透着华贵。
朝天椒能开出满枝的白色小花,极像满天的星星。白色小花谢后,会结出一个个尖角朝天的黄色小辣椒,小辣椒会渐渐变成大红,像一个一个红透了脸的小精灵,缀满了枝头。但所有这一切,怎么能抵得过“伊丽莎白”在微风中的摇曳生姿呢?那一份风华绝代。
而鸡冠花,茑萝,串串红,凤仙花们,要么花开如血,呆若木鸡；要么随缘攀缘，生性轻佻；要么串红林立；艳得庸俗；要么单叶翻飞,卖弄风情。怎么能与“伊丽莎白”的稳重大方,一摇一曳皆让人注目；一笑一颦皆让人动容的美姿相比呢?
在我久远的记忆深处,窗台上的月季花开,无疑是我们家盛大的节日了。
我们家南窗上的花木格已经被改装上了玻璃,但是安装花木格的插栓却依旧在。改装上玻璃后,房间里的光线更充足了。冬日里,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直接照射在有着自然木纹的楼板上。冬日里,斜照进房间的太阳光柱里,会飘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微粒。这些微粒,在平时是看不到的。
躺在被窝中耍懒的幼年的我,常常会在阳光的背影里,望着这些微粒发呆。我不知道,这些沉沉浮浮的微粒是什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又将会到哪里去?这大概是我面对这世界,在无知和茫然中产生的第一次幻想。我已忘记我那时到底幻想到了什么!但是,与夏日的夜晚,当我躺在床板上,看见满天的繁星,朝我莫名其妙地眨着眼睛时的那一份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未知；一样的莫名其妙；一样的茫然；也一样的无所适从。
我家的房门在房间的东北侧,出门便是通往楼梯的过道。过道上开有一扇临内天井的北窗。梦中的情景,便是我站在这扇北窗前。北窗对面的那个房间住着一户邻居。三口之家,有一个比我略大的女孩。女孩的年龄比我姐略小。她的父亲是一个中医师,她的母亲是一个裁缝。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我们家大人,小孩的衣服似乎都出自于她母亲之手。她家的木窗,与内天井两头的二楼一样,木制的花格仍在。里面也没有被安装上玻璃。晚上一律被拉上浅色的窗帘。昏黄的灯光从窗帘布上透出,又从木窗的花格上透出来。
这家在“陆松城”中住的时间并不长。当小镇第一批临河的水榭式商铺被拆除。壁立的石帮岸变成了斜斜的爬满了蚯蚓式的水泥嵌纹石帮岸,大大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变成了水泥街道之后,她家便搬去了临街的那排长长的楼房的二楼。搬家对于她家来说,似乎是一场灾难,而不是能住上新楼房的庆幸。没过几年,她的父亲————那个中医师,便在一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病患中,因为不堪忍受而自缢身亡了。
这确实是一桩很奇怪的事:据说,发病前的一天,他在自家的阳台上,遥看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修建石埠打木桩。
医院新建的门诊大楼北大门临河,正对着中医师家的阳台。他那天正休息在家,闲来无事,便站在阳台上看对面打石埠的桩基。一根一根杉木打得很顺利,偏偏在他站着看的时候,一根木桩怎么也打不下去。换了几根桩,将木桩的顶上都打烂了,木桩还是不能打下去。打桩的师傅来看后,吩咐手下去买了一只公鸡来,让人拔出被打烂了顶部的木桩,换上一根新桩,将买来的活公鸡按在桩眼上,将新木桩的桩尖对准公鸡,一下一下,将木桩连同公鸡一并打了下去。
奇怪的是,原先接二连三废桩的这个桩口,这回竟顺利地将木桩打到了预定的深度。只是在公鸡被填在桩尖下,大锤第一次狠砸在桩顶上时,公鸡发出了一声大叫,让站在自家阳台上,隔河远眺的他,只是感觉蓦然一惊,他也不十分在意。看见木桩终于被打下去了,他也回进了自家的房间,身体却开始感觉不舒服起来,当天晚上,便开始周身疼痛,由此而发病。
他自己原本便是中医师,他自己竟也不识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先是自己开了药方,嘱妻子去南街的药铺续了方来,熬汤喝,没有见效,又命妻子去小镇另一位颇有名的老中中医那儿去开了药方来,还是不见效。周身的疼痛反而变本加厉了。
那另一位老中医被小镇人恭称为“俞三帖”。意思是,再疑难的杂症,到他这儿,只需三帖,立马见效。按我父亲的说法是“所谓的‘三帖’，都是虎狼之药,要么三帖,药起回生；要么三帖,准备后事。”父亲的说法,应该是深谙药理的。中医师自然也懂。
据说,中医师的妻子从“俞三帖”那儿取来药方后,中医师还对药方研讨了一番。他知道,这么重药头的方子,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开的。他是抱着将信将疑赌一把的心态灌下这三帖汤药的。但是,喝了药后,他感觉周身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似乎更重了,到后来,自己居然想站立着都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终于没有能抵挡住病痛带给他的痛苦,干脆趁妻女不在家的当口,寻一根绳子挂在梁上,一了百了了。
中医师的死,给他的妻女带来了伤痛,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悲伤。因为我们两家做邻居时,便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家搬离了“陆松城”后,我们两家还时有来往；逢年过节,还时有礼信往来。尽管那时的礼信小得不能再小,也许是一碗赤豆糯米饭,一碗八宝饭；也许是几个新裹的肉粽或者是一碗红烧的熟牛肉。但是,礼轻情义重,说明彼此都还惦记着对方。所谓“千里送鸿毛,路遥情义重”。
她家搬离后,两家人的距离虽然才只二三十米,但这份情份却始终在。
几年过去了,女孩已长得亭亭玉立,我也成了英俊少年,那时候,两家人,总拿我们俩人开玩笑。也许,在大人们的心中,也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毕竟落花无意,流水更无情。我和她总归没有那份缘。记得我与她最亲密接触,只是我曾背着她,送她登上县城的轮船。那是因为她的脚踝扭伤了,得去县城的医院医治。对她家来说,最亲近的,莫过于我们家了,我在家又是长子,这个任务舍我其谁?!
与我们家用一架木梯上下的是一户姓杨的邻居,寡母带着三个儿子。他们家的长女,似乎比我大了许多,早早地便去它乡插队了。应该是与我后来的知青身份相仿佛,只是比我早了许多批。三个儿子的年龄,与我们家的三兄弟年龄相仿佛。大概是因为他们父亲的原因,邻居的这三个儿子似乎都很内向。喜欢忽闪着眼睛,偷偷地看人。
邻居的那位杨姓户主,听说也是自缢身亡的。应该是在我幼年时,那场运动刚刚开始,他的家中被搜出了一支长枪。这在那时,可真是不得了的大事!小镇人必定个个闻枪色变!原来,那位杨姓户主,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忠义救国军”。但在我幼年的印象中,那位曾经的“忠义救国军”战士,只是一个文弱的书生而已。显然,这位文弱书生难以抵挡在家中被搜出长枪所带给他的压力。在运动才刚刚开始时,便早早地解脱了。这样的解脱,对于一个在经历上曾经留下说不清楚的人来说,也许是真正地说清楚了呢!
在我幼年时,我并不清楚“忠义救国军”是个什么东西,稍长之后,读了一些描写南方一带的抵抗日军的书籍后,我才知道,原来,“忠义救国军”起先也是一支抗日武装,只是后来在部队发展上,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才被后人多有诟病。像京剧《沙家浜》中那支胡传魁的队伍,在纷乱的非常时期,正是由于在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偏差,最后才走上了反动。所谓的“反动”，只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在纷纷乱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谁分得清,是在顺历史潮流而动,还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哦。得失仅在一瞬间。而这一瞬间却便是主宰着无数人命运的一瞬间。可以猜想,我们姓杨的那位邻居年轻时,必定也是一位热血青年。也同样怀着一腔抗日的热血奔赴沙场。只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没有马革裹尸还的幸运。他最后死在自己亲手挽的绳结下。
我无法猜测当他将自己亲手挽的绳结，套上自己的脖子时是怎么想的?在他蹬踢去脚底的木櫈那一瞬间,他是懊悔呢?还是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庆幸?他肯定对自己的妻儿没有了依恋,也肯定对自己不堪的命运产生了许多的怨恨。
在“陆松城”后楼的西厢房原先住着一户黄姓的人家。黄姓的户主,脸焦黄而瘦,女主人倒长得脸白而体胖。这户人家生有两女一子。长女脸圆,说话时表情丰富,常能看见她眉飞色舞的样子；二女笑时,在颧骨上会左右各出现一个笑靥,让人跟着忍俊不禁。似乎很早熟,幼小时,邻里便有一些传言；小儿子惯会说大话,小小年纪便神神叨叨,大话连天。很适应那个年代,如果世道不变,那男孩绝对是一个当大官的料。可惜世道总是难免沧海桑田,听说,那男孩最后上了烹饪学校,但又没能在厨艺上大展身手,后来又去做了保安。
那户人家为了上下楼便利,又仗着户主是小镇木器厂的支部书记,在宅院后门的南侧新安装了一架木楼梯,他们家便成了独户独梯。
这家女主人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直对丈夫低眉顺眼,哪怕丈夫是真男儿,尽显风流。妻子也是逆来顺受。黄姓户主在小镇西的一家木器厂工作,担任着支部书记的职务,反正是一把手吧!这给他的猎艳带来了许多便利。小镇上,这种桃色新闻往往会传得很快。而且,常常是捕风捉影,让人难辨真假。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在小镇,却能“无风浪三尺”。
许多时候,往往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俩个当事人却仍像无事人一般。待到女方的夫妻吵得不可开交了,才从他们的争吵声中听出一鳞半爪来。这一鳞半爪的桃色信息透露出来后,小镇人便立即失去了热烈讨论的兴致,原先被加油添醋地传得风起云涌的艳事,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户人家后来搬去了北面靠田边的那幢新房,与我们家的距离渐行渐远。我去县城工作后,有一次回家探亲时,在弄堂口碰到过那位男户主,越发黄瘦的身子,让人感觉有油灯熬尽的那一种苍老。双眼视人倒仍是炯炯有神。
在“陆松城”后楼的底下,西北角有一间铺有木地板的房间,住了一位姓巢的青年。他应该是梅花洲巢氏的后代。只是在他的身上,再找不到半分他的祖先那种文人雅士的风韵,他的祖父住在他的房间的外侧,用木板粗粗围起来的一个房间中。
老人有一部齐胸的长须,常常手捧一把黄铜水烟壶。吸水烟时,媒纸棒在他的手上一抖,一粒如豆的小火苗,便呈现在他的媒纸棒头。将火苗凑近已垫好烟丝的烟锅,随着水烟壶中“卟、卟”的冒泡声,烟锅中的烟丝便一闪一闪地燃了起来。老人以制作冥具为生。他扎的纸船,塑的小泥人倒真的是栩栩如生。男青年的父亲倒常常会冷不丁地送些米来。男青年却对老人不闻不问。老人也不以为忤。常常哼着他自己才懂的曲调,慢条斯理地扎着纸船,捏着小泥人。
在我们家楼梯的底下,用木板间隔出了一个房间。房间的窗前,正对着一个更小的天井。天井中间有一个用乱砖堆砌的花坛,栽着一棵万年青。这是除了小天井四周的墙壁上长着的青苔外,唯一的一丛绿色。被间隔出一个房间后,使原本的楼底厢房,变成了一条弄堂。
在这间被间隔出来的房间里,住了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据说曾是上海一个大资本家的小妾。新政权建立后,不允许一夫多妻。她离开了上海的夫家后,来到了小镇,改嫁给了现在的男人。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再难找得见原先自为小妾时的那一份富贵,更没有原先的那一份跋扈。
老年夫妇一直谦恭地,与世无争地躲在这一隅生活着。他们的那张大床,永远挂着蚊帐,躲在板壁的阴影中。便是在白天,走进他们的房间,也是黑咕隆咚地看不真切。女人会做针线,后来的生活,似乎主要靠女人的针线活维持。女人佝偻着背,原本的一张鹅蛋形的脸上,布满了竖竖横横的绉纹。她长有一双出奇大的耳朵,大大长长的耳轮,下面垂着同样长长大大的耳垂。耳垂上有曾挂耳环的耳洞。只是在我幼年时,她的耳洞上已是空无一物。相书上总是说,耳朵大,耳轮大的人命相好。我看未必,那女人的脸上,布满着的风霜,似乎足以说明这一切。
在宅院的边门侧,还住着一户人家。自从宅院的前楼底下被征用做了仓库之后,我们家只能从正门东侧的那个边门进出。边门侧住的那户人家,房子并不属于“陆松城”这座宅院,既不是它的耳房；也不是它的厦屋。但是这户人家却从“陆松城”的边门进出。所以,也成了“陆松城”的一分子了。
这户人家子女众多。其中似乎并不缺乏颇有野心的人。在那个让每个人充满了激情的年代,那户人家的那个大儿子的激情似乎比旁人迸发得更加猛烈了些。时势确实也曾一度让他成了小镇上的风云人物,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历史往往喜欢给一些充满幻想的人搞一些恶作剧。当一切都像云烟一般散去时,许多曾经的辉煌,便成了荒唐,成了小镇人饭前茶余的谈资,成了人们忍俊不禁的笑柄。
这户人家最小的女儿是我少年时的玩伴,长有一双睫毛长长的美目,美目巧笑兮,倒也撩人。可她巧笑时,总喜欢用手背遮掩住嘴巴,生怕她那对足够大且外突的门牙露出来,在和我们一起玩扑克时,她总能算出我手中的最后几张牌。这一直让我自叹弗如,佩服得无以复加。
我母亲的养父并不住“陆松城”中,而是住在西街另外一幢宅院的客厅过道上。就好像巢家住在“陆松城”中的那位老人,用木板间隔出一个房间,一个人蜗居在那儿。但白天却一直在我家,帮助我们家做做饭而已。外祖父很会裹粽子,他包出的粽子棱角分明,像模像样。我母亲似乎得了他的真传,也很会包粽子。每年的端午节前夕,母亲总会整理好箬叶,浸好糯米,准备好馅料,为我们包出各种内馅的粽子,让我们一饱口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