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流程优化之后，瓦窑堡兵工厂的生产效率确实上了一个台阶，整条“制造流水线”运转得更加顺畅。但没过多久，一个新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而且这个问题更加隐蔽，更加让人头疼——质量问题追溯难。
这天，组装车间出了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一名工人在组装一支“八一式”步枪时，发现枪机在闭锁时有些滞涩，不够顺滑。拆下来仔细检查，发现是枪机上的一个闭锁凸笋尺寸似乎有微小的偏差。问题不大，换个枪机就能解决，但麻烦的是：这个有问题的枪机，是谁在什么时候加工的？是哪个环节出的错？是材料问题还是加工问题？
组装车间主任拿着这个“问题枪机”，跑遍了零件加工车间、热处理车间，问了一圈，大家都说“可能是我这儿，也可能不是”，“记不清了”，“那批活儿都混在一起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把问题枪机报废了事，但隐患却留了下来——万一没检查出来呢？万一类似的毛病还有呢？
类似的情况偶有发生。有时是子弹底火击发无力，追溯不到是哪个批次的火药或者底火帽问题；有时是迫击炮弹弹体有砂眼，查不清是铸造时哪一炉铁水的问题。
李云龙得知后，气得直瞪眼：“这他娘的成了无头案了？出了问题找不着主儿？那以后谁还敢对质量负责？都当甩手掌柜得了！”
林烽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追溯体系，质量控制就是一句空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无法提升整体质量水平。他在每日生产例会上提出了这个难题，希望大家集思广益。
会场上一时陷入了沉默。这年头，兵工厂生产能跟上趟就不错了，还要记录每个零件是谁做的、哪天做的？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就在这时，一个略带怯怯但很清晰的声音从角落响起：“林……林部长，我……我有个想法。”
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是赵小花。就是那个当初带着女学员挂湿麻袋解决弹药车间防潮问题、后来又负责统计和生产跟进的姑娘。她现在已经是厂部生产调度组的重要成员，以心思缜密、做事认真着称。
“小花同志，有什么好点子，快说说！”林烽鼓励道。
赵小花站起身，脸上有点红，但语气很坚定：“俺觉得，咱们可以给那些重要的零件，像枪管、枪机、炮管啥的，都上个‘户口’，贴个‘标签’！”
“上户口？贴标签？”众人都愣住了。
“对！”赵小花越说思路越清晰，“就像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和出身一样。咱们可以在每个核心零件加工完成、检验合格后，就在它不碍事的地方，用钢印或者刻刀，刻上几个简单的记号。比如，哪个车间产的（用缩写，比如‘锻’ for 锻造，‘制’ for 制管），哪天产的（用数字，比如‘1120’ for 11月20日），还有……还有是哪个师傅主要负责加工的（可以给他编个工号）。”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比如，一支枪管上，刻上‘制-1120-05’，那咱们就知道，这是制管车间11月20日、工号05的师傅加工出来的。将来这支枪管要是出了问题，一查这个‘户口’，不就马上知道该找谁，该查哪天的生产记录和工艺了吗？”
会场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
“哎？这法子……听起来好像可行啊！”
“就是麻烦点，每个零件都得刻字。”
“麻烦啥？总比出了问题干瞪眼强！”
李云龙摸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猛地一拍大腿：“嘿！小花同志，你这脑袋瓜子可以啊！这办法好！就像老子带兵，每个兵都有番号，谁立了功，谁犯了错，一清二楚！就这么干！给老子的枪炮零件都编上号！”
林烽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赵小花的这个想法，正是他想要的“质量追溯”的雏形！虽然简陋，但原理完全正确，而且以目前的条件完全可以实现！
“太好了！小花同志，你这个建议非常有价值！”林烽高度肯定，“我们就叫它‘零件身份标签’制度！先从最核心的零件开始试行！”
说干就干。林烽立刻让赵小花牵头，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他们选定了枪管、枪机、炮管、炮弹弹体等几类最关键零件作为首批实施对象。为每个相关车间设定了简写代码，为每位涉及这些零件关键工序的操作工编制了唯一的工号。又找刻章师傅做了几个小巧耐用的钢印数字和字母码。
制度推行之初，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些老师傅觉得麻烦，不习惯，抱怨道：“干了一辈子活儿，也没见刻字，不也照样打鬼子？”甚至有人刻字时马虎潦草，看不清。
赵小花也不着急，就耐心地一个个车间跑，一个个师傅地解释这么做的重要性。她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老师傅，您想啊，您辛苦做出来的零件，要是因为别人的问题被牵连了，说不清楚，多冤枉？刻上您的工号，那就是您的金字招牌！做得好，功劳是您的！出了问题，也能很快帮您查明是不是您这儿的原因，免得背黑锅啊！”
这么一说，老师傅们心里舒坦了，觉得有道理。是啊，谁不想自己的手艺得到认可呢？
李云龙也来“助阵”，他拿起一个刻着清晰编号的枪机，大声说：“都给老子听好了！以后这零件上的号，就是你们的脸面！谁刻的字清楚，活儿干得漂亮，老子月底发奖励！谁要是糊弄，字刻得跟鬼画符似的，或者活儿出了岔子被这‘标签’逮住，别怪老子扣他的小米！”
恩威并施之下，“零件身份标签”制度很快在全厂铺开。一个个核心零件上，都多了一个小小的、却意义非凡的“身份证”。
制度实施后不久，就立竿见影地发挥了作用。
一次，部队反馈一批子弹中有个别哑火。质检组根据弹壳底部的标识（也推行了标签制），迅速锁定是某日弹药车间某工号操作员压装的底火批次。一查记录，发现那天该操作员使用的底火压装设备气压略有不稳，导致了部分底火装配不到位。问题很快得到针对性解决，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损失。
还有一次，一门试射的迫击炮出现炸膛险情，万幸没伤人。根据炮管上的编码，立刻追溯到是锻造车间某日生产的一批毛坯中，有一根内部存在极其隐蔽的微小裂纹。通过对该批次毛坯全部进行严格探伤（土法敲击听音和放大镜观察），排除了其他隐患。
质量问题追溯的效率，相比之前如同大海捞针，提升了足足百分之八十！
更重要的是，这套制度无形中极大地增强了操作工的责任心。现在每加工一个零件，都像是在完成一件需要签名的艺术品。大家更加注重工艺，更加精益求精，因为那个小小的编号，代表着他们的声誉和手艺。
赵小花也因此成了厂里的名人，大家都佩服这个姑娘的巧思。李云龙更是逢人就夸：“看见没？咱们兵工厂的姑娘，顶的不只是半边天！这脑子，比好多大老爷们都好使！”
林烽看着生产报表上持续下降的故障率和不断提升的优质品率，心中欣慰。赵小花的“身份标签”制度，就像给兵工厂的质量管理装上了一双“眼睛”，让问题无处遁形，也让优秀的工匠得到了应有的认可。瓦窑堡兵工厂的质量管理体系，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更加精细化的台阶。而这一切，始于一个细心姑娘的智慧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