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涵那份关于全国水利设施普查的奏疏，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波澜远超龙王庙闸口坍塌本身。奏疏经由通政司呈送御前，并未如寻常弹劾奏章般被留中或下发部议，而是在次日早朝时，被朱元璋当众拎了出来。
朝堂之上，朱元璋将奏疏的内容概要述说一遍后，目光扫过群臣，最后落在工部尚书和几位侍郎身上：“沈涵此议，尔等以为如何？”
工部尚书年老体衰，多是伴食画诺，此刻唯唯诺诺，不敢直言。都水司李侍郎硬着头皮出列：“陛下，沈领事心系国事，其心可嘉。然……我朝疆域万里，水利设施星罗棋布，若尽数排查定级，所需人力物力浩大，且非一朝一夕之功。眼下漕运繁忙，各地秋粮入库在即，恐……恐扰民伤财，得不偿失啊。”他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劳民伤财”，这是最容易引起朝臣共鸣和皇帝警惕的理由。
立刻有几位御史和科道官附和，言辞虽缓，意思却明确：沈涵此举，是好大喜功，不切实际。
胡惟庸立于班首，眼观鼻，鼻观心，并未直接发言，但其党羽的质疑，已然代表了他的态度。
面对质疑，沈涵早有准备。他出列躬身，声音清晰沉稳：“陛下，诸位大人所虑，臣亦深知。然，臣奏请普查，非为一时兴起，实乃基于现有数据，防患于未然之必要举措。”
他转向朱元璋，条分缕析：“臣稽核工部档案，仅近五年，各地上报因堰塘溃决、闸口损坏而导致的漕运延误、农田淹没事故，共计一百二十七起，累计赔偿、修复费用及粮运损失，折银逾五十万两。而其中，因年久失修、巡检不力等本可预防原因导致者，占八成以上！”
他报出的具体数字，让朝堂上一阵轻微的骚动。许多官员只知道各地时有水患，却从未见过如此清晰、集中的数据统计。
沈涵继续道：“此次通惠河龙王庙旧闸坍塌，正是一次警示！若待主航道闸口、重要河堤出事，损失岂是区区普查所能比拟？且臣所言普查，并非要求各地大兴土木，而是先做排查、定级，建立档案，分清轻重缓急，将有限的钱粮用在最需修缮的刀刃上。此非劳民伤财，实乃省钱省力、保障国计民生之长策！”
他再次强调了省钱这个朱元璋最关心的核心利益。接着，他使出了杀手锏：“至于所需人力，臣以为，可充分调动各地河泊所、巡检司现有人员，制定统一标准，分区域、分阶段进行。
所需经费，亦可从往年因类似事故产生的额外支出中调剂部分。若陛下恩准，臣愿草拟详细章程与预算，力求以最小代价，办成此事。”
一番话，有理有据，有数据支撑，有具体方案，还将普查与省钱、防灾直接挂钩，顿时将劳民伤财的指责化解了大半。
朱元璋听着，面无表情，但手指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的频率，显示他正在认真权衡。沈涵的数据戳中了他的痛点，每年因各种“意外”损失的钱粮，确实让他肉疼。而沈涵提出的方案，听起来也确实比一味事后补救要高明。
“沈涵所言，不无道理。”朱元璋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压下了朝堂上的议论，“水利关乎漕运、民生，确不可掉以轻心。事事等到出了纰漏再补救，非治国之道。”
他目光转向胡惟庸：“惟庸，你以为呢？”
胡惟庸知道，皇帝心中已有了倾向，此时硬顶绝非上策。他出列躬身，语气平和：“陛下圣明，防患于未然确是正理。沈领事心细如发，能从未节数据中窥见大义，臣亦佩服。
只是，此事牵涉甚广，章程制定、人员调配、钱粮筹措，需通盘考虑，稳妥推进。臣建议，可先由工部与稽核处共同议定一个详细的方略，特别是如何不影响当前漕运政务，再行决断。”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肯定了皇帝和沈涵，又将具体事务推给了工部，并要求稳妥推进，埋下了拖延的伏笔。
朱元璋岂能不知其意，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沈涵去推动，让胡惟庸一系去制衡，他在上掌控局面。
“准奏。”朱元璋一锤定音，“此事由工部牵头，稽核文牍处协办，拟个详细章程上来。记住，要以省费、实效为要，不得扰民！”
“臣等遵旨！”工部尚书和李侍郎连忙应下。
“臣，领旨！”沈涵也躬身应道。
退朝后，沈涵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胡惟庸同意议定方略，就意味着接下来在制定具体章程时，必将设置重重障碍。如何在这阳谋的框架下，确保普查方案不至于被阉割成形式主义，将是一场更艰苦的博弈。
但他也成功地将议题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舞台和合法性。接下来，他需要拿出更缜密、更具说服力的方案，用数据和逻辑，在这场御前对弈中，一步步赢得主动。
回到值房，沈涵立刻召集众人。
“周先生，全力搜集整理近十年全国水利相关事故及损失数据，要更详细，分类更清晰。”
“赵四，想办法了解工部以往类似大型普查的旧例和流程，看看有哪些可以借鉴，又有哪些陷阱需要避免。”
“孙先生，留意朝中对此事的舆论风向，特别是胡相门下的动静。”
吩咐完毕，沈涵铺开纸笔，开始构思那份关乎未来的普查章程。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方案，更是一份宣言，宣告着一种基于数据、注重预防的管理思维，将正式登上大明王朝的政治舞台。
窗外，秋雨淅沥，仿佛在洗刷着旧日的尘埃，也预示着新一轮风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