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核文牍处的工作重心，正式转向都水清吏司。
都水司的档案房，比虞衡司大了何止三倍。卷帙浩繁，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墨和淡淡霉味。竹简、木牍、纸册，不同年代、不同规格的记录混杂在一起，仿佛一座沉睡的、关于江河湖海的记忆迷宫。
沈涵带着周算盘和几个新抽调来的算手，一头扎进了这片账海。第一步，依旧是标准化和数据提取。他们仿照虞衡司的经验，设计了统一的摘要表格，要求将所有工程项目的名称、地点、时间、预算、实际开销、主要物料、用工数量等关键信息摘录出来。
然而，都水司的账目复杂性远超青砖生产。河道疏浚的土方量如何标准化？不同地段的漕船维护费用因何而异？汛期抢险的紧急开支如何界定合理范畴？这些问题，让周算盘也时常挠头。
“领事，你看这段，”周算盘指着一卷关于黄河某段堤防加固的记录，“记录上只说‘征发民夫五千，耗麻袋十万，木桩若干’，这‘若干’是多少？五千民夫工作了几天？全无记载。这账，简直是一笔糊涂账！”
沈涵接过卷宗，眉头紧锁。模糊不清的记载，正是滋生贪腐和效率低下的温床。他沉声道：“所以我们的第一步，不是查贪腐，而是立规矩。就从定义这些‘若干’开始。我们要制定出都水司各项工程的《标准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物料消耗基准》。没有标准，一切审计都是空中楼阁。”
这项工作繁琐且耗时，但沈涵知道，这是奠基之功，急不得。他让周算盘带队攻坚数据标准化，自己则开始有意识地寻访刘伯温纸条上提到的线索。
“潘季驯……”沈涵在工部衙门内，借着讨论公务的机会，向几位年老的都水司主事、员外郎旁敲侧击地打听。然而，得到的回应多是茫然摇头。
“潘季驯？没听说过，是哪一科的进士？还是地方的河工好手？”
“治河之法，古来有之，无非堵疏结合。此人有何新奇主张？”
看来，在这个时间点，潘季驯要么尚未出生，要么还籍籍无名。刘伯温此举，用意更深了。他可能不是在指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暗示一种治河的理念？一种尚未被当下主流所接受，但更为有效的方法？
沈涵回想起历史上潘季驯的“束水攻沙”理论，核心是利用水流自身的力量冲刷河道，减少淤积，这相较于单纯加高堤防的“堵”，或者一味开挖新河的“疏”，无疑是一种更符合流体力学原理的思路。
他心中一动，让赵四去搜罗一些关于黄河水情、泥沙淤积以及历代治河方略的书籍和札记。工作之余，他便沉浸在这些故纸堆中，试图理解这个时代面临的真正难题。
一晚，值房内只剩沈涵和孙老道。沈涵将自己对黄河治理的一些粗浅思考，特别是基于“束水攻沙”理念的推演，谨慎地说了出来，隐去了潘季驯的名字，只说是自己阅读古籍后的一点“异想”。
孙老道捻着胡须，听完后久久不语，昏黄的灯光下，他的眼神显得格外深邃。
“领事此思……颇为大胆，甚至可称‘异端’。”孙老道缓缓开口，“如今朝野治河，首重堤防，追求‘水来土掩’，加高加固堤坝乃是正道。
你这‘束水’之说，听起来像是要主动引导水流，甚至利用水势，风险极大。若引导不当，顷刻间便是溃堤百里，生灵涂炭之祸。此论若传出去，恐被斥为妖言惑众，徒增攻击你的口实。”
沈涵心中一沉，知道孙老道说的是实情。在现有技术条件和保守的政治环境下，提出颠覆性的理论，确实危险。
“不过，”孙老道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若只论其理，倒也暗合天道。水无常形，因势利导，确比一味蛮堵更高明。只是，此策非大智慧、大魄力、更非海量钱粮投入不能为也。眼下……绝非提出之时机。”
沈涵点头称是：“我明白，眼下首要还是理清账目，找到可以立刻着手改善的环节，做出实效。此等长远之策，暂且存于心中罢了。”
然而，种子已经播下。沈涵意识到，刘伯温或许不是在给他一个立刻能用的答案，而是在拓宽他的视野，让他看到眼前的账目和官僚斗争，去思考更深层次的、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管理”难题——如何管理一条狂暴的河流，其复杂程度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几天后，郑彦悄悄来访，脸色凝重。
“沈领事，您要小心了。”郑彦低声道，“胡相那边虽然明面上偃旗息鼓，但都水司内部，最近有些暗流涌动。几个老资格的郎中、主事，对稽核处插手账目颇为不满，私下里抱怨这是外行指导内行，吹毛求疵。下官担心，他们可能会在账目上制造些麻烦，比如故意提供残缺不全的记录，或者在专业问题上刁难……”
沈涵冷笑一声：“预料之中。由他们去。我们只管按我们的规矩办事，记录好每一次资料交接、每一次问题询问。他们要玩阳奉阴违，我们就用数据和流程，把他们逼到墙角。”
他走到窗前，看着工部院落里来往的官吏。账海钩沉，考验的是耐心与细致；而理念的冲突，则是一场更漫长、更艰难的博弈。他不仅要在数字中找出“效益”，还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为那些看似异端的、却能真正造福于民的想法，争取一丝生长的空间。
脚下的冰层，似乎更薄了，但前方的视野，却在迷雾中透出些许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