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谈与彼得?卡明斯基的那次事故，你能从你的角度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吗？” bbc记者凯瑟琳?西蒙斯接着问道。
“嗯，我希望那次事故没有发生。彼得和我当时在争夺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很遗憾他退赛了，也很遗憾我掉了名次。至于谁有过错？我在那个弯道走了常规路线，而彼得出现了锁死。我猜他在某个时候设法恢复了控制，并且出人意料地完成了一次很好的出弯，坦率地说，我不确定他是如何在走那条线路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领先于我的。显然，我会说我是对的，彼得也会说他是对的，作为一名车手，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后，很容易希望看到另一名车手受到惩罚，但实际上……这是一次赛车事故。”我解释道。
回顾这次事故，我认为两位车手显然都对这次事故感到沮丧，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坦率地说，我没想到卡明斯基能恢复过来并仍然在外侧，更不用说仍然领先于我了，而彼得可能也没想到我会在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后会发起进攻。
我相信他也很不喜欢自己犯了错误并锁死轮胎的事实，所以这位波兰人拼命地试图回到赛道上并扞卫自己的位置，也许在那一刻，那种让F1车手区别于普通人的额外的预见性和情景意识消失了。
“好的，张骋，感谢你接受采访——我们刚刚得知你被召唤至赛事干事办公室。”凯瑟琳突然中断采访。
所以，看来这次碰撞事故已经提交给赛事干事办公室了，这意味着我的第六名成绩正在接受审查。
虽然失去领奖台很令人沮丧，但我仍然可以对第六名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被剥夺了这个成绩呢？那会让这个周末变得非常痛苦。
但客观而言，裁决空间十分有限：既无充足理由取消成绩，而五秒甚至十秒的罚时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排名第七、第八勒克罗瓦和哈马莱宁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比赛。
难道要对下一场比赛实施发车区处罚？
这对一场由前车失误引发的非恶意碰撞而言，显然过于严苛。
于是，我先回车库与团队沟通，随后前往干事办公室，然而，我在路上遇到了彼得?卡明斯基。
“你好，彼得，对这次事故我感到很抱歉。我没想到你能救回赛车。” 我有些尴尬地和他打招呼，清楚地知道他可能刚刚从赛事干事办公室回来，已经陈述了他对这次事故的看法。
“你好，张骋。”他简短回应。
我明白他的冷淡更多源于对事故本身的懊恼，而非针对我个人，“现在由赛事干事决定，他们决定审查这次事故，他们会做出判断。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影响了。”
“好吧。我正要去陈述。马来西亚见。” 我回答说，仍然有些尴尬，但也有点释然。
彼得似乎对这件事更多的是冷漠而不是生气，可能是因为无论我是否受到处罚，他都已经被取消资格了。
这种淡然令人尊重：人一般都会有报复心理，许多车手会偏执于惩罚对手，希望另一名车手受罚，不管这对他们或他们的团队是否有意义，而彼得更渴望在下场比赛中证明自己。
话虽如此，但这种淡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双向的，因为虽然彼得·卡明斯基认为我是否受到处罚并不重要，但这也意味着在他心中我是否保留积分也不重要。
因此，当彼得被传唤到赛事干事那里陈述时，他不会帮我任何忙。
不过这没关系，因为第一：我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第二：我认为我不需要他的帮助来保住我的位置。
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对我进行处罚。
“马来西亚见。”彼得走向宝马索伯车库，我则走向干事办公室。
这是我F1生涯首次接受调查，某种程度上也算职业清白的证明。
四位干事围坐长桌两侧，我在末席落座，正对的两台电视分别循环播放着十三号弯事故的航拍画面和我的车载镜头。
从俯拍视角可以清楚的看见，我在发现彼得向左偏移时已紧急向右避让，试图避免事故，但为时已晚。
那个特定的电视镜头，以及赛事干事们已经看了几分钟的事实，应该足以证明我是无辜的。
“你好，张骋，请坐。”其中一位赛事干事说。
这是一个我不熟悉的男人，但我确信他是一位着名的澳大利亚车手，作为特邀赛事干事参加了这次活动。
据我所知，他可能是这个国家在赛车界的传奇人物，曾六次赢得巴瑟斯特12小时耐力赛，并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过F1驾驶机会。
“你好。”我略带紧张地微笑落座。
“首先，尽可能客观、详细地描述十三号弯的事故经过。” 一位白发英国干事开口说道。
他们想要一个公正的、没有引导的事故描述。
因为他们知道车手的情况和心理，车手一般在听到问题后会试图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不一定是真实的答案。
因此，赛事干事们希望一开始就能得到尽可能中立和未经加工的描述。
“我当时紧贴卡明斯基。重启后哈里森的防守给了我机会，虽然在第47圈三号弯未能完成超越，但我持续施压，终于在48圈十三号弯等来了他的失误。我看到他锁死轮胎，预判其将滑入逃生通道，于是将视线转向弯心准备走线。当我通过后视镜观察时，他竟从外侧完成反超，我试图避让，但一切都太晚了，最终导致碰撞。彼得退赛，我的前翼严重受损，进站后赛车状态大不如前。”我尽可能客观地复述事件，并非为自我辩护，而是确信自己操作的合理性。
“那么，尽管彼得一开始在你前面，最后也在你前面，你还是在弯道中失去了对他的跟踪？”一位干事进入质询环节。
“实上，入弯时我们处于并排状态，我需要观察弯心线路。空间感知在F1中固然重要，但车手无法始终紧盯后视镜，尤其在高速弯道中。”我解释道，强调这是一次基于赛道动态的正常攻防，而非鲁莽冒进。
“你是否因有机会登上领奖台而采取激进动作？”同一干事的提问充满质疑。
“恕我直言，我已经有两个领奖台奖杯了。我认为这足以表明我不会不顾一切地想要一个领奖台。”我回应道。
诚然，我从未获得亚军，也渴望更进一步，但将这次碰撞归咎于“孤注一掷的愚蠢进攻”完全站不住脚。
我自认为截至目前，我的F1水平在赛场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足以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车手。
我对卡明斯基采取行动只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机会，而且我确实相信我可以安全地完成这次移动，事故只是意外，谁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两个当事人。
“好了，到此为止。”要求我详述事故的英国干事打断质询，“结合提交的证据及你职业生涯中清白的纪律记录，我们认定这是一次正常赛车事故。你的成绩被保留，不要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谢谢。” 我感谢了赛事干事们，微笑着离开了办公室。
我对这个裁决感到满意；我认为这是对事故的准确描述，我很自豪我的良好纪律记录在这里起了作用。
虽然理论上赛事干事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事故，但显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像冠军位置或明星车手的声誉这样的潜在因素对事故判罚影响也很大。
所以，对于一个社会性群体而言，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
坦率地说，如果你是一个鲁莽或容易受罚的“惯犯”，赛事干事们更有可能在事故中先入为主地假定你有过错，而如果你以往有清白的声誉，而且事故边界比较模糊的时候，你更有可能免于处罚。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事故发生的同事本就带着处罚——双方车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最直接的后果。
我认为这也适用于这次事故。卡明斯基退赛，我从潜在亚军跌至末位完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