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宋朝最“不省心”的文臣，活成了千年网红
第一章 卷王的童年：从“拖油瓶”到“粥界顶流”
要聊范仲淹，得先从他的“苦日子”说起——不是那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苦，是“明明能当富二代，偏要当硬核学霸”的自找苦吃。
范仲淹出生在江苏吴县，老爸范墉是个小官，可惜在他两岁时就去世了。老妈谢氏带着他，日子过不下去，只好改嫁给一个叫朱文翰的官员，范仲淹也跟着改名叫“朱说”（yuè）。
按说寄人篱下容易自卑，但范仲淹偏不。朱文翰对他挺好，想给他搞点“特殊待遇”，比如让他吃点好的、穿点好的，结果范仲淹全拒绝了。有次朱文翰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弟，拉着他去逛街买零食，范仲淹头也不回：“我要去读书，没空跟你瞎晃。”继弟一脸懵：“读书有啥好？吃好吃的不香吗？”范仲淹摇摇头：“现在吃好吃的，将来可能没饭吃；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才能靠自己吃饭。”这话放现在，就是标准的“学霸语录”。
等到范仲淹十几岁，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换别人可能要么崩溃要么摆烂，但他倒好，对着老妈磕了三个头，说：“妈，我得去考功名，等我出息了，再回来接您！”然后收拾了个小包袱，就跑去了应天书院——宋朝最牛的“高考培训班”之一。
在应天书院，范仲淹直接把“卷王”的气质拉满。当时书院里的学生，要么是官二代，要么是富二代，每天下课不是去喝酒就是去看戏，只有范仲淹雷打不动：早上天不亮就起床读书，中午啃两口自己带的“储备粮”，晚上读到半夜才睡觉。
他的“储备粮”有多硬核？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是一锅粥。每天晚上，他把米煮成粥，放凉了之后结成块，用刀切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就着点咸菜，这就是一天的饭。后来同学们知道了，都惊了：“朱说（当时还没改回原名），你这也太拼了吧？我家厨子做的红烧肉，分你点？”范仲淹笑着摆手：“不用了，吃多了油腻的，脑子会变笨，我这粥挺好，清淡又管饱。”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划粥断齑（ji，咸菜）”。放到现在，范仲淹绝对能当“减脂餐博主”，还得是“硬核版”——别人减脂是为了好看，他减脂是为了省钱读书。
更绝的是，有次朱文翰来看他，带了一堆好吃的，让他补补身子。结果范仲淹愣是把东西放坏了，也没吃一口。朱文翰纳闷：“你咋不吃啊？”范仲淹说：“我怕吃了这些好东西，就再也适应不了粥和咸菜了，那读书的心思就散了。”朱文翰听完，又心疼又佩服：“这孩子，将来肯定不一般。”
果然，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了进士，排名还不低——二甲第九名。放榜那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家，把名字改回“范仲淹”，然后接老妈去京城享福。这波操作，既有学霸的实力，又有孝子的担当，妥妥的“古代优质青年”。
第二章 职场新人范仲淹：敢怼太后的“刺头”
考上进士后，范仲淹终于进入“体制内”，开启了他的“职场生涯”。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刚入职的“新人”，上来就敢“硬刚”大领导，还是最惹不起的那种——太后。
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广德军司理参军”，说白了就是管监狱的小官。别人当这个官，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犯人只要不闹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范仲淹偏不，他每天都去查牢房，看犯人有没有被冤枉，伙食好不好，甚至还帮犯人写申诉信。有次县令判了个冤案，范仲淹直接跟县令吵了起来：“你这判得不对，得重审！”县令气坏了：“你一个小参军，敢管我的事？”范仲淹毫不退让：“我不管官大官小，只管案子对不对！”最后闹到上级那里，上级一看范仲淹说得有理，还真把案子改判了。
就这么“轴”的性格，范仲淹很快被调到了泰州，管盐仓。当时泰州的盐场在海边，海堤年久失修，一涨潮就把盐田淹了，盐工们苦不堪言。范仲淹一看这情况，立马写报告，请求修海堤。结果上级不同意：“修海堤要花好多钱，万一修不好怎么办？”范仲淹不放弃，又写了好几份报告，还拉着当地百姓一起请愿，最后终于说服了上级。
修海堤的时候，范仲淹亲自上阵，白天在工地上指挥，晚上就住在工棚里，连下雨天都不休息。有次他得了风寒，发烧到39度，下属劝他休息，他说：“海堤不修完，百姓就过不好日子，我怎么能休息？”就这么干了四年，海堤终于修好了，长达一百多里，老百姓都叫它“范公堤”。现在去泰州，还能看到当年范公堤的遗迹，算是范仲淹“职场生涯”的第一个“爆款项目”。
但真正让范仲淹“一战成名”的，是他敢怼太后刘娥。天圣七年（1029年），范仲淹已经调到京城，当了个“秘阁校理”，负责整理国家藏书。这年冬至，太后刘娥要在朝堂上接受仁宗皇帝的朝拜——要知道，当时仁宗已经成年，但太后还在垂帘听政，范仲淹觉得这不符合礼制，就写了一篇奏折，直接怼上去：“太后是陛下的母亲，应该在后宫里受礼，怎么能在朝堂上让陛下朝拜？这不符合君臣之礼，也会让天下人笑话！”
这封奏折一递上去，整个朝堂都炸了。要知道，刘娥是宋朝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太后，权力比皇帝还大，没人敢跟她叫板。同事们都劝范仲淹：“你疯了？这可是太后，你不怕被开除吗？”范仲淹却很淡定：“我是朝廷官员，就得说真话，就算被开除，我也认了。”
结果不出所料，太后看完奏折，气得把杯子都摔了，立马把范仲淹贬到了河中府（现在的山西永济）。临走前，朋友们来送他，都替他可惜：“你本来前途光明，这下全完了。”范仲淹却笑着说：“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能说真话，贬官算啥？”
就这么个“刺头”，到了河中府还是不省心。他看到当地学校太少，老百姓家的孩子没学上，就自己掏钱建了所学校，还请了有名的老师来教书。不到一年，河里府的教育水平就上去了，好多家长都把孩子送到他建的学校里。后来他又被贬到陈州、睦州，每到一个地方，就搞民生工程，要么建学校，要么修水利，要么减轻百姓赋税，反正就是不让自己“闲下来”。
别人贬官都是唉声叹气，范仲淹倒好，贬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活脱脱一个“职场硬刚但业绩拉满”的典范。难怪后来仁宗皇帝想起他，会说：“范仲淹这个人，虽然脾气倔，但确实是个好官。”
第三章 文官变战神：西北边疆的“范大将军”
如果说范仲淹的“职场前期”是“文官怼权贵”，那他的“职场中期”就是“文官变战神”——谁也没想到，一个天天写文章、搞民生的文官，到了边疆居然能把西夏军打得落花流水。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国主李元昊突然派兵攻打宋朝，一路势如破竹，连破好几座城池，宋朝军队节节败退，朝堂上一片慌乱。仁宗皇帝急得睡不着觉，到处找能打仗的人。这时候，有人推荐了范仲淹：“范仲淹虽然是文官，但他有谋略，又能吃苦，不如让他去西北试试？”仁宗一听，也行，死马当活马医，就把范仲淹派到了西北，当了“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抵御西夏。
范仲淹刚到西北，就发现宋朝军队的问题：士兵战斗力差，将领指挥不力，而且边境的防御工事全是豆腐渣工程。他立马来了个“三步走”：
第一步，修城墙。他带着士兵，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堆堡垒，从庆州（现在的甘肃庆阳）到延州（现在的陕西延安），连起来有几百里，就像一道“钢铁防线”。西夏军本来想偷袭，结果一看这堡垒，根本攻不进去，只能绕着走。
第二步，练士兵。当时宋朝的士兵，好多都是临时招募的农民，没经过正规训练，上了战场就慌。范仲淹就搞了个“特种兵训练计划”：每天早上跑五公里，然后练射箭、练刀法，晚上还要学战术。他还规定，士兵只要表现好，就能升职加薪，甚至还能让家人随军。这么一来，士兵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战斗力也跟着涨。
第三步，团结少数民族。西北边疆有很多羌族人，他们本来跟宋朝和西夏都保持距离。范仲淹知道，要想守住边疆，必须拉拢羌族人。他亲自去羌族人的部落里，跟部落首领喝酒聊天，还答应给他们提供粮食和布匹，只要他们不帮西夏。羌族人一看范仲淹这么实在，就答应跟宋朝结盟。后来西夏军来犯，羌族人还主动帮忙，成了宋朝的“盟友军”。
当时跟范仲淹一起在西北的，还有个叫韩琦的将领。韩琦是个“激进派”，总想跟西夏军正面硬刚；范仲淹是“稳健派”，主张“防守反击”。两人经常吵架，韩琦说：“你这么保守，什么时候才能打败西夏？”范仲淹说：“我们现在兵力不如西夏，硬刚只会吃亏，不如先守住，等机会再反击。”
结果还真让范仲淹说中了。庆历元年（1041年），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劝，非要派兵去偷袭西夏军，结果中了埋伏，宋军大败，死伤好几万人。韩琦又愧又悔，范仲淹却没责怪他，还帮他收拾残局，重新整顿军队。后来两人慢慢磨合，一个负责进攻，一个负责防守，成了西北边疆的“黄金搭档”，连西夏人都怕了他们，还编了句顺口溜：“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吓破胆。”
范仲淹在西北待了四年，把边疆治理得井井有条，西夏军再也不敢轻易来犯。后来李元昊实在打不下去了，就主动跟宋朝议和，宋朝的西北边疆终于安定下来。
谁能想到，一个当年靠“划粥断齑”读书的文官，居然能在边疆成为“战神”？范仲淹用实力证明：只要有能力，文官也能当将军，而且还能当得很好。
第四章 庆历新政：一场注定失败的“职场改革”
西北边疆安定后，范仲淹被调回了京城，仁宗皇帝对他特别信任，还让他当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当时宋朝的问题很多：官员太多，好多人光拿工资不干活；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没地种；军队战斗力虽然比以前强了，但军费还是居高不下。仁宗皇帝就跟范仲淹说：“老范，现在国家有很多问题，你帮我搞改革吧，我支持你！”
范仲淹一听，又热血沸腾了。他知道改革很难，但为了国家，他还是答应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仁宗皇帝提交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就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里面有十条建议，核心就两个字：“裁员”和“反腐”。
咱们来看看这十条建议有多“狠”：
1. 明黜陟（chu zhi）：以前官员升职，不管干得好不好，只要熬够年限就能升。范仲淹说不行，得看业绩，干得好的才能升，干得差的直接开除。
2. 抑侥幸：以前官二代可以靠老爸的关系直接当官，不用考试。范仲淹说不行，官二代也得考试，考不过就不能当官。
3. 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以前考的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范仲淹说要考实用的，比如兵法、法律、民生问题。
4. 择官长：选拔地方官要严格，不能随便任命，得看他的能力和品德。
5. 均公田：官员的“福利田”要重新分配，不能让大官占太多，小官没地种。
6. 厚农桑：鼓励老百姓种地养蚕，兴修水利，提高粮食产量。
7. 修武备：在京城附近招募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打仗，既节省军费，又能增强战斗力。
8. 减徭役：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种地。
9. 覃（tán）恩信：朝廷要说话算话，答应老百姓的事一定要做到。
10. 重命令：朝廷颁布的法令要严格执行，不能半途而废。
这十条建议，每一条都戳中了权贵们的“痛点”。比如“抑侥幸”，断了官二代的“躺平路”；“明黜陟”，让那些熬年限的“混日子官员”没了活路；“择官长”，让那些靠关系当官的人丢了饭碗。所以改革一推出，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保守派的首领是宰相吕夷简，他跟范仲淹本来就不对付。吕夷简到处散布谣言，说范仲淹搞改革是为了拉帮结派，想谋反。他还找了一堆官员，让他们给仁宗皇帝写奏折，弹劾范仲淹。有个叫夏竦的官员，更过分，伪造了一封范仲淹的“谋反信”，递交给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本来就有点犹豫，一看这么多人反对范仲淹，还说他要谋反，就开始怀疑范仲淹了。范仲淹知道后，很失望，他跟仁宗皇帝说：“陛下，我搞改革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如果您不信任我，那我就辞职吧。”
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皇帝终于顶不住压力，下令停止“庆历新政”，还把范仲淹贬到了邓州（现在的河南邓州）。跟范仲淹一起搞改革的官员，比如富弼、韩琦，也都被贬到了外地。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么只搞了一年多，就失败了。
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并没有消沉。他在邓州建了个“百花洲”，还修了个“春风堂”，每天在那里读书、写文章，有时候还会跟老百姓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有次老百姓跟他说：“我们这里的学校太破了，孩子们没地方读书。”范仲淹就自己掏钱，把学校修好了，还请了有名的老师来教书。邓州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说：“范大人虽然被贬了，但还是想着我们。”
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但范仲淹并没有白忙活。他的改革思想，后来被王安石借鉴，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他提拔的那些有能力的官员，后来也成了宋朝的栋梁。而且最重要的是，范仲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就算改革失败，就算被贬官，只要初心不改，就不算输。
第五章 《岳阳楼记》：云旅游写出的千古爆款
如果说“庆历新政”是范仲淹“职场生涯”的“遗憾项目”，那《岳阳楼记》就是他“文学生涯”的“超级爆款”——更绝的是，这篇千古名作，还是他“云旅游”写出来的。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被贬到邓州的第二年，他的老朋友滕子京给他写了一封信。滕子京也是个倒霉蛋，跟范仲淹一起搞过改革，后来被贬到了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滕子京在岳州干了件大事：重修了岳阳楼。
岳阳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本来很有名，但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滕子京到了岳州后，就自己掏钱，加上老百姓的捐款，把岳阳楼修得焕然一新。修好之后，滕子京想让岳阳楼更有名，就想到了范仲淹——毕竟范仲淹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要是能让他写篇文章，岳阳楼肯定能火。
于是滕子京给范仲淹写了封信，还附了一张岳阳楼的图纸和一幅《洞庭晚秋图》，信里说：“老范啊，我把岳阳楼修好了，你文笔好，帮我写篇《岳阳楼记》呗，让岳阳楼也火一把。”
范仲淹收到信后，有点犯难：他从来没去过岳州，也没见过岳阳楼，怎么写啊？但朋友开口了，他又不好意思拒绝。于是范仲淹就对着那张图纸和《洞庭晚秋图》，开始“云想象”：岳阳楼在洞庭湖边，左边是长江，右边是洞庭湖，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湖面波光粼粼，晚上月亮出来的时候，湖面风平浪静；春天的时候，洞庭湖涨水，把山都淹了，船在湖里走，就像在天上飘；秋天的时候，洞庭湖干了，山上的树都黄了，风一吹，特别凄凉。
就这么对着图纸和画，范仲淹想了好几天，终于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九月十五日，写出了《岳阳楼记》。这篇文章一共三百六十八个字，却写出了岳阳楼的美景，还写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是“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这句话不仅是范仲淹的人生信条，也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标杆，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还是语文课本的必背篇目。
《岳阳楼记》写好后，滕子京一看，立马拍案叫绝：“老范，你太牛了！你都没去过岳阳楼，居然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他赶紧把《岳阳楼记》刻在石碑上，立在岳阳楼前。结果不出所料，岳阳楼因为这篇文章，一下子就火了，成了江南最有名的景点，直到现在还是5A级景区。
后来有人问范仲淹：“你都没去过岳阳楼，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范仲淹笑着说：“我虽然没去过，但我见过很多名山大川，也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写文章不一定要实地考察，只要心里有景，有百姓，就能写出好文章。”
其实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不只是为了帮朋友宣传岳阳楼，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当时他虽然被贬官，但还是想着国家和百姓，所以才会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句子。这篇文章，既是他的“文学爆款”，也是他的“精神宣言”。
现在去岳阳楼，还能看到刻着《岳阳楼记》的石碑，每天都有很多人在石碑前拍照、背诵。一千多年过去了，范仲淹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文章，他的精神，却一直留在了岳阳楼，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第六章 老范的晚年：把“忧乐精神”贯彻到底
范仲淹的晚年，一直在被贬官的路上“打转”——从邓州到杭州，从杭州到青州，从青州到颍州，几乎走遍了宋朝的半壁江山。但不管被贬到哪里，他都没忘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初心，一直为老百姓办实事。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被贬到杭州。当时杭州遇到了大旱灾，粮食歉收，老百姓没饭吃，好多人都逃荒去了。范仲淹一看这情况，立马想了个办法：他知道杭州人喜欢旅游，也喜欢佛事，就下令修建寺庙和景点，还组织了很多旅游活动。有人反对说：“现在老百姓都没饭吃了，你还花钱搞这些，不合适吧？”范仲淹说：“你不懂，我搞这些，是为了让富人花钱，穷人有活干。”
果然，富人都去旅游、捐钱修寺庙，穷人则可以去工地干活，赚点工钱养家糊口。而且范仲淹还降低了粮食的价格，让老百姓能买得起粮食。不到一年，杭州的旱灾就缓解了，老百姓也都回来了。这招“以工代赈”，放到现在也是很先进的救灾方法，范仲淹在一千多年前就想到了，不得不说他的脑子是真的好用。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被贬到青州。当时青州流行一种传染病，老百姓死了很多。范仲淹就亲自去研究药方，还在城里建了个“医馆”，免费给老百姓看病、发药。他还让人在城里洒石灰，清理垃圾，防止传染病扩散。不到半年，青州的传染病就控制住了，老百姓都叫他“活菩萨”。
这时候的范仲淹，已经快60岁了，身体也越来越差，经常咳嗽、发烧。下属劝他休息，他说：“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能多为老百姓办点事，就多办点。”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被调到颍州（现在的安徽阜阳）。他拖着病体，从青州出发，往颍州走。走到徐州的时候，他的病情突然加重，连路都走不动了。下属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还是没救过来，这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在徐州去世，享年64岁。
范仲淹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仁宗皇帝哭了，他说：“范仲淹是个好官，我失去了一个栋梁啊！”他还亲自给范仲淹写了墓碑，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文正”是宋朝文官的最高谥号，整个宋朝只有九个人得到过这个谥号，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
范仲淹的灵柩从徐州运回苏州的时候，老百姓都出来送行，有的哭，有的烧纸，还有的跟着灵柩走了几十里。从徐州到苏州，一路上都是送行的老百姓，场面特别感人。
范仲淹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流传了下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中国文人的座右铭；他的“划粥断齑”，成了学霸的榜样；他的“范公堤”，还在保护着海边的百姓；他的《岳阳楼记》，还在语文课本里被一代代人背诵。
现在提起范仲淹，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个好官，是个好人，是个有理想的人。”其实范仲淹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当官的时候好好当官，被贬的时候也不放弃，心里一直想着国家和百姓。
就像他在《岳阳楼记》里写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自己的处境好就高兴，也不因为自己的处境差就悲伤。这种豁达和担当，就是范仲淹最珍贵的地方，也是他能成为“千年网红”的原因。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怀念范仲淹，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更是因为他的精神——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那种“不管遇到多少困难，都不放弃初心”的精神。这种精神，不管过多少年，都不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