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大宋文臣里的“人间不粘锅”与“谈判天花板”
第一章 初入官场：别拿“官二代”不当实力派（续）
仁宗听富弼这话，眼睛瞬间亮了——满朝文武要么喊着“干他”要么喊着“忍他”，总算有人把“干”和“忍”的坑都指出来了！他赶紧追问：“那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富弼清了清嗓子，慢悠悠说：“陛下，打得有打得名堂，和得有和得底线。先派人去边境查粮草、点兵马，把家底摸清楚——总不能饿着肚子跟人拼命；再派使者去西夏探探底，看他们到底想要啥，要是就想要点岁币，咱可以谈；要是想抢土地，那咱就算勒紧裤腰带也得扛住。”
这话一说完，仁宗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当场就拍板：“就按你说的办！朕给你个‘太常博士’的官，先去边境调研粮草！”
富弼刚领了差事，出门就遇上了几个等着看笑话的老臣。有个姓刘的御史，平时就看“官二代”不顺眼，凑过来阴阳怪气：“富博士这是一步登天呐，可别到了边境，连粮草账本都看不懂，让人把粮食骗走咯！”
富弼没跟他抬杠，只是笑了笑：“刘御史放心，下官就算看不懂账本，也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只会在京城对着地图喊‘打打打’——毕竟纸上谈兵，不如实地走一遭。”
这话怼得刘御史脸都绿了，甩着袖子就走了。富弼也不care，收拾行李就往边境跑。到了地方才发现，边境的情况比他想的还糟——有的粮仓里堆的不是粮食，是干草；有的士兵穿的铠甲，连箭都挡不住；更离谱的是，有个县令为了凑“粮草充足”的政绩，居然让百姓把家里的口粮拿出来充数，等朝廷官员走了再还回去。
富弼气得差点把账本摔了，当场就把那个县令给撤了，还让人把粮仓里的干草全清出去，重新统计真实粮草数量。有下属劝他：“富大人，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上面的官员肯定不高兴，您可得小心点。”
富弼翻了个白眼：“我是来查粮草的，不是来替人捂盖子的。要是因为怕得罪人，就让士兵饿着肚子打仗，那我这个官不如不当！”
就这么着，富弼在边境待了三个月，把真实的粮草、兵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还写了份《边境时务十策》递回京城。仁宗看了之后，直呼“幸好派了富弼去”，立马下旨整顿边境粮草，还把几个虚报政绩的官员给贬了。
经此一遭，富弼在朝廷里算是“出圈”了——以前大家都觉得他是“官二代里的书呆子”，现在才发现，这小子不仅有学问，还敢干事、能干事。连之前抢他功劳的王知府，都托人给富弼带了封信，说“当年没看出富老弟这么有本事，是老哥我眼拙”。富弼看了信，笑了笑就给收起来了——毕竟跟这种人计较，没意思。
第二章 出使辽国：大宋“谈判天花板”的硬核首秀
庆历二年，大宋的边境又不消停了——这次不是西夏，是北边的辽国。辽兴宗耶律宗真派了个使者来汴京，开口就提要求：要么把“关南之地”（现在河北、天津一带）还给辽国，要么每年给辽国加“岁币”，不然就派兵打过来。
消息一传开，朝廷里又炸锅了。有的大臣吓得腿软，说“赶紧给岁币吧，不然打不过”；有的大臣又喊着“打！跟辽国拼了”；还有的大臣更离谱，说“要不咱跟西夏联手，一起对付辽国？”——合着这是把西夏当“好兄弟”了，忘了之前西夏怎么骚扰边境的。
仁宗也头疼得不行，他知道辽国这是趁火打劫——大宋刚跟西夏打了几仗，国力还没恢复，辽国想趁机捞点好处。这时候，范仲淹又站出来了，说：“陛下，要想跟辽国谈，得派个能说会道、又不怕死的人去。我看富弼行！”
仁宗一想，对啊，富弼之前分析边境问题头头是道，去辽国谈判应该靠谱。于是就召富弼进宫，跟他说：“富爱卿，辽国那边态度强硬，你去跟他们谈，一定要保住大宋的体面，也别把关系闹僵了。”
富弼一听，也没推辞，只是问了句：“陛下，要是辽国非要关南之地，怎么办？”
仁宗愣了一下，说：“关南之地是太祖、太宗打下的基业，不能给。要是他们要岁币，只要不太过分，可以商量。”
富弼点点头：“陛下放心，下官一定不辱使命。”
出发前，有朋友劝富弼：“辽国那边民风彪悍，辽兴宗又是个暴脾气，你去了可得小心点，别跟他们硬刚，实在不行就先答应下来，回来再从长计议。”
富弼拍了拍朋友的肩膀：“我是去谈判的，不是去当‘软骨头’的。该刚的时候就得刚，该谈的时候再谈——要是我软了，辽国只会更得寸进尺。”
就这样，富弼带着几个随从，背着一堆“谈判资料”，就往辽国的都城上京（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去了。一路上，随从们都紧张得不行，有的甚至偷偷准备了“遗书”，富弼倒是淡定得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还跟随从们讲“辽国的历史故事”，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到了上京，辽兴宗没给富弼好脸色——一见面就坐在龙椅上，翘着二郎腿，说：“富大人，朕听说大宋最近跟西夏打得挺惨啊，要是辽国再出兵，你们大宋扛得住吗？”
这话明显是威胁，富弼也不慌，拱了拱手说：“辽主陛下，大宋跟西夏打仗，确实消耗了不少国力，但大宋的底子还在——要是辽国真要出兵，我们就算拼尽全力，也能跟辽国打几年。到时候，辽国就算赢了，也得损兵折将，得不偿失。”
辽兴宗没想到富弼这么直接，愣了一下，又说：“朕也不想打仗，就是觉得关南之地本来就是辽国的，你们大宋占了这么多年，也该还了。”
富弼笑了笑，说：“陛下这话就不对了。关南之地是后晋的时候，石敬瑭割给辽国的；后来太祖皇帝建立大宋，派兵把这块地收了回来，至今已经快百年了。要是按‘以前是谁的就是谁的’算，那辽国当年从唐朝手里抢的土地，是不是也该还给大唐？”
这话把辽兴宗问得哑口无言，脸都红了。旁边的辽国大臣赶紧打圆场：“富大人，话不能这么说！现在是辽国跟大宋谈，提唐朝干什么？”
富弼转头看向那个大臣，说：“这位大人，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土地的归属，要看现在是谁在治理，是谁在让百姓安居乐业。关南之地在大宋手里，百姓们有田种、有饭吃；要是归了辽国，辽国是不是能保证百姓们的日子不比现在差？”
辽兴宗被富弼说得没脾气了，只好转移话题：“那要是不还土地，大宋就得给辽国加岁币。不然朕在大臣们面前没面子，这事儿也不好收场。”
富弼见辽兴宗松口了，心里也松了口气，说：“岁币的事，下官可以跟陛下商量。但有个条件——辽国得跟大宋签订盟约，以后不能再随便骚扰边境，也不能帮西夏对付大宋。”
辽兴宗想了想，觉得这条件也不算过分，就答应了。最后双方约定，大宋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增加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绢，辽国则承诺不再侵犯大宋边境，也不与西夏结盟。
谈判成功后，富弼就准备回大宋复命。辽兴宗为了拉拢他，特意送了他一堆金银珠宝，说：“富大人是个人才，这些东西你拿着，就算是朕的一点心意。”
富弼当场就把东西推回去了，说：“陛下，下官是大宋的臣子，为大宋办事是应该的，不能要陛下的东西。要是陛下真想感谢我，就好好遵守盟约，让宋辽两国的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
辽兴宗见富弼这么“油盐不进”，也只好收回了礼物，心里却对他多了几分敬佩——他见过不少大宋的官员，要么贪财，要么怕死，像富弼这样又正直又有骨气的，还真不多见。
富弼回到汴京后，把谈判的结果告诉了仁宗。仁宗高兴得不行，当场就下旨表扬富弼“不辱使命，为国争光”，还把他升为“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一下子就成了朝廷的核心官员。
这下子，朝廷里那些之前看富弼不顺眼的人，也不敢再瞎逼逼了——毕竟人家是靠真本事挣来的官，不是靠关系混上来的。就连之前阴阳怪气的刘御史，见了富弼都得点头哈腰，说“富大人真是大宋的栋梁之才”。富弼也不跟他计较，只是笑了笑——毕竟跟这种人计较，掉价。
第三章 新政风波：“不粘锅”如何在党争里全身而退
富弼升为枢密副使后，正好赶上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范仲淹觉得，大宋当时存在不少问题——官员冗余、贪污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要是不改革，迟早要出大问题。于是就跟富弼、韩琦等人一起，向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包括“严明官吏考核、限制官员子弟荫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等。
仁宗也觉得改革有必要，就支持他们推行新政。一开始，新政推行得还挺顺利，不少贪官污吏被查处，有能力的官员得到提拔，百姓们也拍手叫好。可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那些被新政触动利益的官员，开始抱团反对新政，还到处造谣，说范仲淹、富弼等人“结党营私，想架空皇帝”。
当时朝廷里的“保守派”首领，是个叫吕夷简的老臣。吕夷简当了十几年宰相，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新政里的“限制官员子弟荫补”，直接断了他不少门生的“当官捷径”，所以他跟新政班子仇深似海。
吕夷简先是让人写匿名信，说范仲淹和富弼“私下里跟西夏有联系，想谋反”；然后又找了几个御史，让他们在仁宗面前告状，说“新政搞得民不聊生，百姓都怨声载道”。
仁宗一开始还不信，但架不住天天有人在他耳边说新政的坏话，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有一回，仁宗召富弼进宫，问他：“富爱卿，外面都说你跟范仲淹结党，有这事吗？”
富弼一听就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他赶紧跪下说：“陛下，臣跟范大人是朋友，也是同事，我们一起推行新政，是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不是为了结党。要是陛下觉得我们有问题，可以派人去查，要是查到我们有结党营私的证据，臣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仁宗见富弼说得诚恳，心里的疑虑消了不少，但还是说：“朕知道你们是为了国家好，但外面的谣言太多，你们也得注意点分寸，别让人家抓住把柄。”
富弼点点头，心里却明白，保守派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果然，没过多久，又出了个“苏舜钦案”——苏舜钦是范仲淹的门生，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他在一次聚会中，用公款请人吃饭，还让歌女陪酒。吕夷简抓住这个机会，把事情闹大，说苏舜钦“贪污公款、败坏风气”，还说这是新政班子“纵容下属”的结果。
仁宗震怒，把苏舜钦贬到了地方，还对范仲淹、富弼等人产生了不满。范仲淹见形势不对，就主动向仁宗请求调离京城，去地方任职。富弼也知道，现在新政已经推行不下去了，要是再留在京城，只会被保守派继续攻击，于是也向仁宗请辞，说“臣想去地方历练历练，为百姓做点实事”。
仁宗见他们都要走，心里也有点愧疚，但还是答应了——毕竟他也不想看到朝廷里的党争闹得太厉害。就这样，富弼被调到了青州（现在山东青州）当知州，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临走前，有朋友跟富弼说：“你这是被保守派逼走的，就这么认了？”
富弼笑了笑：“认不认又能怎么样？要是我跟他们硬拼，只会让陛下更为难，还会连累更多支持新政的人。不如去地方，至少能为百姓做点实事，总比在京城跟人吵架强。”
朋友又问：“那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逃兵’？”
富弼说：“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要问心无愧就行。再说了，我不是逃兵，我只是换个地方为大宋做事——京城有京城的事，地方有地方的事，只要能做事，在哪都一样。”
就这样，富弼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汴京。他这一走，不仅避开了党争的漩涡，还保住了自己的名声——后来不管是新政派还是保守派，提起富弼，都没人说他的坏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从来没跟人结党，也没搞过阴谋诡计，只是个想做事的官员。这就是富弼的“不粘锅”本事——不管身处多么复杂的环境，都能保持清醒，不跟人同流合污，也不被人抓住把柄，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第四章 青州治蝗：从“谈判专家”到“灭蝗达人”的跨界逆袭
富弼到了青州，刚站稳脚跟，就遇上了个大麻烦——蝗灾。庆历三年夏天，青州一带突然闹起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飞过来，把庄稼吃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甚至连树叶都被蝗虫啃光了。
百姓们吓得不行，有的烧香拜佛，求“蝗神”保佑；有的收拾行李，准备逃荒；还有的人甚至说“这是上天在惩罚大宋，因为新政得罪了神仙”——这话一听就是保守派传出来的，故意给富弼添堵。
青州的官员们也慌了神，有的说“赶紧派人去京城求救，让朝廷派军队来灭蝗”；有的说“还是祭天吧，说不定蝗神一高兴，就把蝗虫收走了”；还有个姓赵的通判，更离谱，说“蝗虫怕噪音，咱们组织百姓敲锣打鼓，把蝗虫吓跑”——结果百姓们敲了三天三夜的锣，蝗虫没吓跑，倒是把自己累得够呛，庄稼还被啃得更厉害了。
富弼看着眼前的景象，又气又急——气的是官员们只会瞎出主意，急的是再不想办法，百姓们就要饿死了。他没跟官员们废话，直接下了三道命令：
第一，派人去田间地头查看蝗灾情况，统计受灾的村庄和百姓数量，摸清蝗虫的活动规律——比如蝗虫喜欢吃什么庄稼，什么时候产卵，什么时候飞。
第二，组织百姓捕蝗，规定“捕一斤蝗虫，换二斤粮食”——这样既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又能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第三，让工匠们制作“捕蝗工具”——比如用竹篾编成长长的“捕蝗网”，用木板做“拍蝗板”，还教百姓们“挖沟埋蝗”——在蝗虫经常出没的地方挖一条深沟，在沟里放上诱饵，等蝗虫掉进沟里，就用土把它们埋了。
命令刚下，就有官员反对：“富大人，捕蝗太辛苦了，百姓们肯定不愿意干；而且咱们青州的粮食本来就不多，用粮食换蝗虫，要是粮食不够了怎么办？”
富弼瞪了他一眼：“百姓们要是没了庄稼，迟早会饿死，现在让他们捕蝗换粮食，至少能让他们活下去！至于粮食不够，我已经让人去周边州县调粮了，要是调不来，我就是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也得让百姓们有饭吃！”
官员们被富弼说得不敢再说话，只好照着他的命令去做。富弼自己也没闲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随从去田间地头，跟百姓们一起捕蝗。他穿着粗布衣服，拿着捕蝗网，不管太阳多晒，不管蝗虫多脏，都跟百姓们一起干。百姓们见知州大人都这么卖力，也都干劲十足，纷纷加入捕蝗的队伍。
有一回，富弼在田间捕蝗，不小心被蝗虫咬了一口，手臂又红又肿。随从们赶紧让他回去休息，富弼却摆摆手说：“这点小伤算什么，百姓们每天都在田里捕蝗，比我辛苦多了，我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伤就回去休息？”
百姓们见了，都感动得不行，有的甚至哭着说：“富大人真是好官啊，要是换了别的官，早就躲在衙门里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富弼的带领下，青州的百姓们捕蝗捕了两个多月，总算把蝗灾控制住了。虽然还是有不少庄稼被吃掉了，但至少没让百姓们饿肚子，也没出现大规模逃荒的情况。
蝗灾过后，富弼又组织百姓们补种庄稼，还开仓放粮，帮助受灾严重的百姓恢复生产。他还写了本《捕蝗法》，把青州捕蝗的经验总结出来，发给周边州县，让大家以后再遇到蝗灾，知道该怎么应对。
消息传到京城，仁宗高兴得不行，特意下旨表扬富弼“治蝗有功，爱民如子”，还把他的《捕蝗法》在全国推广。之前说富弼是“逃兵”的人，现在也闭了嘴——人家在地方上干得这么出色，比在京城跟人吵架强多了！
就连保守派的吕夷简，也在私下里跟人说：“富弼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不仅会谈判，还会治蝗，看来我之前是小看他了。”
富弼在青州待了三年，把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们安居乐业，官员们不敢贪污，甚至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少了很多。青州的百姓们都很爱戴他，还给他建了座“生祠”（为活着的人建的祠堂），逢年过节就去祭拜，祈求富弼身体健康、官运亨通。
富弼知道后，赶紧让人把生祠拆了，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不值得百姓们这么敬重。要是你们真的感谢我，就好好种地、好好过日子，让青州越来越富，这比建生祠强多了。”
百姓们见富弼这么谦虚，更敬重他了——后来富弼调离青州的时候，百姓们都哭着拉着他的马车，不让他走，有的甚至跟着马车走了几十里路。富弼也很感动，跟百姓们约定：“要是以后青州有需要，我一定回来帮你们！”
第五章 拜相之路：大宋“老好人”如何成为“定海神针”
嘉佑六年，富弼被调回了京城。这时候，仁宗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朝廷里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有的大臣想拥立太子，有的大臣想趁仁宗病重捞点好处，还有的大臣在背后搞阴谋诡计，想争夺宰相的位置。
仁宗知道富弼为人正直、有能力，就想让他当宰相，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但富弼却推辞了，说：“陛下，臣离开京城多年，对朝廷的情况不太熟悉，而且现在朝廷里的局势复杂，臣怕自己胜任不了宰相的职位，耽误了国家大事。”
仁宗知道富弼是怕卷入权力斗争，就劝他：“富爱卿，朕知道你不想卷入纷争，但现在大宋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稳定局势。你放心，朕会支持你的，只要你一心为国家做事，没人敢为难你。”
富弼见仁宗这么诚恳，也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了。就这样，富弼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大宋的宰相。
富弼刚当上宰相，就有人给他“送礼”——有的送金银珠宝，有的送良田豪宅，还有的想把自己的亲戚推荐到朝廷当官。富弼一概拒绝，还下了道命令：“以后谁要是再给我送礼，或者想走后门当官，别怪我不讲情面，直接把他交给御史台查处！”
命令一公布，朝廷里的官员们都老实了——毕竟富弼的脾气大家都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谁也不想撞枪口上。
富弼当宰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他让人把朝廷里所有官员的档案都调出来，一个个审查——凡是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不管他背景多硬，一律贬官或撤职；凡是有能力、有政绩的官员，不管他有没有关系，一律提拔。
有个姓王的官员，是吕夷简的侄子，平时在朝廷里横行霸道，还贪污了不少公款。富弼查到他的问题后，直接把他贬到了偏远的地方当小官。吕夷简的门生们想为他求情，说“王大人是吕相公的侄子，能不能从轻处理？”
富弼说：“不管他是谁的侄子，只要犯了法，就必须依法处理。要是因为他是吕相公的侄子就从轻处理，那以后朝廷的法律还有谁会遵守？”
门生们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吕夷简知道后，不仅没生气，还跟人说：“富弼这么做是对的，要是我还在宰相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
富弼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安抚百姓”。当时大宋的赋税很重，百姓们的生活很苦。富弼就向仁宗建议，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还让地方官员开仓放粮，帮助百姓们渡过难关。仁宗答应了，百姓们都很高兴，纷纷说“富宰相是个好官，能为百姓着想”。
富弼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稳定边境”。当时西夏又开始骚扰大宋的边境，辽国也有点蠢蠢欲动。富弼就派人去边境加强防御，还跟辽国、西夏重新签订了盟约，约定“互不侵犯，和平相处”。在他的努力下，大宋的边境又恢复了平静，百姓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富弼当宰相的几年里，大宋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稳定——官员们不敢贪污，百姓们安居乐业，边境也很平静。仁宗对他很满意，经常跟人说：“有富弼在，朕就放心了。”
但富弼也有“头疼”的时候——比如仁宗晚年，因为没有儿子，一直在为“立太子”的事情发愁。朝廷里的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立仁宗的侄子赵曙为太子，另一派支持立仁宗的弟弟为太子，两派吵得不可开交。
有一回，两派大臣在朝堂上吵了起来，甚至差点动手。富弼赶紧站出来，说：“立太子是大事，得慢慢商量，不能着急。陛下现在身体不好，我们要是因为立太子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只会让陛下更担心，也会让百姓们不安。不如我们先把这件事放一放，等陛下身体好一点，再跟陛下商量。”
大臣们见富弼这么说，也不好再吵了——毕竟富弼是宰相，而且他说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富弼又一次化解了朝廷的危机，成了大宋的“定海神针”。
嘉佑八年，仁宗去世，赵曙即位，就是宋英宗。英宗刚即位的时候，身体也不好，经常生病，不能处理朝政。朝廷里的局势又变得紧张起来，有的大臣想趁机夺权，有的大臣想把英宗的皇后曹氏推上“垂帘听政”的位置。
富弼又站了出来，说：“英宗陛下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能处理朝政的，只是需要休息。我们作为大臣，应该辅佐陛下，而不是趁机夺权，或者让太后垂帘听政。要是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朝廷的权力就会落到外戚手里，这对大宋的江山社稷不好。”
在富弼的坚持下，英宗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亲自主持朝政，朝廷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英宗很感激富弼，说：“要是没有富宰相，朕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富弼当宰相的几年里，虽然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自己的正直和能力，稳定了大宋的局势，为百姓们谋了不少福利。他就像大宋的“定海神针”，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只要有他在，大家就觉得安心。
第六章 晚年生活：洛阳城里的“老顽童”与“百姓贴心人”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推行“熙宁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跟之前的“庆历新政”不一样，更激进、更彻底，比如“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初衷是好的，想增加朝廷的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但在推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政绩”，强迫百姓贷款，或者加重百姓的赋税，导致百姓们怨声载道。
富弼觉得王安石的变法太激进了，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就多次向宋神宗（英宗去世后，神宗即位）进言，说：“陛下，变法是好事，但不能太着急，得慢慢来，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要是强行推行，只会让百姓们受苦，也会让朝廷的局势变得不稳定。”
但神宗很支持王安石，觉得富弼的思想太保守了，就不太听他的话。富弼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又不想跟王安石等人发生冲突，就向神宗请求退休，说：“臣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想回洛阳养老，为陛下分担不了多少事情了。”
神宗见富弼态度坚决，也不好挽留，就答应了，还赐给富弼一堆金银珠宝，让他在洛阳好好养老。
富弼回到洛阳后，并没有像其他退休官员一样，整天在家养花种草、悠闲度日，而是经常出去跟百姓们聊天，了解百姓们的生活情况。要是百姓们遇到了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帮忙——比如有的百姓家里穷，孩子没钱上学，富弼就出钱建了所“义学”，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有的百姓家里的田地被洪水淹了，富弼就让人帮他们修堤坝、补种庄稼。
洛阳的百姓们都很喜欢富弼，经常有人去他家拜访，送点自己种的蔬菜、水果。富弼也不拒绝，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就像一家人一样。
富弼在洛阳还有几个好朋友，比如司马光、邵雍等人。他们经常一起下棋、喝酒、聊天，有时候还会争论一些国家大事。司马光跟富弼一样，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吐槽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说“王安石这是在瞎折腾，迟早会把大宋折腾坏”。
有一回，富弼跟司马光下棋，下到一半，富弼突然悔棋。司马光不乐意了，说：“富老哥，下棋哪有悔棋的道理？你这是耍赖！”
富弼笑了笑，说：“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刚才那步棋走错了，悔一步怎么了？再说了，下棋就是图个乐子，没必要这么认真。”
司马光无奈地摇摇头：“你啊，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么‘老顽童’。”
邵雍在旁边听了，也笑了：“你们两个啊，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还跟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真是有意思。”
除了跟朋友下棋、聊天，富弼还喜欢写文章。他晚年写了本《富郑公集》，里面收录了他一生的奏折、书信、文章，还有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这本书后来成了研究大宋历史的重要资料，很多历史学家都很喜欢看。
富弼晚年的生活虽然很悠闲，但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当听到朝廷里有什么新的消息，他都会让人把报纸（大宋当时有“邸报”，相当于现在的报纸）拿来看看，要是看到有对百姓不利的政策，他就会写信给朝廷里的老朋友，让他们向神宗进言，希望能改变政策。
熙宁六年，富弼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洛阳的百姓们知道后，都很担心，纷纷去寺庙里烧香拜佛，祈求富弼能早日康复。神宗也派了太医去洛阳，给富弼看病。
但富弼的病情还是越来越重。临终前，他把家人和朋友都叫到身边，说：“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的——当了几十年官，没贪污过一分钱，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也没跟人结过仇。我死后，你们不要给我办隆重的葬礼，也不要跟朝廷要什么封赏，就把我埋在洛阳的郊外，跟百姓们离得近一点就行。”
熙宁六年八月，富弼去世，享年八十岁。神宗听说后，很伤心，特意下旨追赠富弼为“太尉”，谥号“文忠”，还派官员去洛阳主持富弼的葬礼。
洛阳的百姓们听说富弼去世了，都哭了，纷纷自发地去送葬，队伍从富弼家一直排到了墓地，有好几里路长。有的百姓甚至哭着说：“富大人走了，以后我们有困难，找谁帮忙啊？”
富弼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故事却一直在大宋流传着。后来的官员们都把富弼当成榜样，学习他的正直、他的能力、他的爱民如子；百姓们也一直记得他，说他是“大宋最好的宰相之一”，是“百姓的贴心人”。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研究富弼的生平事迹，喜欢他的幽默、他的智慧、他的担当。他就像一颗明亮的星星，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千年，但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告诉我们：不管身处什么时代，不管当多大的官，只要你正直、有能力、能为百姓做事，就会被人们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