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趣传：帝师堆里的“清流段子手”与朝堂“老对手”
第一章 科举考场的“超级学霸”：从状元郎到“帝师预备役”
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常熟的翁家添了个男娃，老爷子翁心存抱着襁褓里的小家伙，看着眉眼间的机灵劲儿，随口取了名“同龢”，字“叔平”。谁也没料到，这娃将来能成两朝皇帝的老师，还能在朝堂上把“洋务一哥”李鸿章怼得哑口无言，更没料到他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学霸光环”——毕竟翁家本就是“科举世家”，爷爷是举人，爸爸翁心存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妥妥的“书香门第顶配版”。
翁同龢打小就没辜负家族基因。别的娃还在院子里掏鸟窝时，他已经能背完《论语》；别的书生捧着《四书五经》愁眉苦脸时，他连《资治通鉴》都能批注得头头是道。更绝的是，这孩子不仅会读书，还懂“劳逸结合”——闲暇时爱练书法，写出来的字比教书先生还规整，连爸爸翁心存都忍不住夸：“我这儿子，将来要么是状元，要么是书法家。” 后来证明，翁同龢直接“双丰收”，既是状元郎，又是晚清“书法界顶流”。
咸丰六年（1856年），26岁的翁同龢揣着笔墨纸砚进京考会试。考场里的书生们要么紧张得手抖，要么偷偷翻小抄，唯独翁同龢气定神闲，提笔就写，连草稿都没打。放榜那天，他挤在人群里一看——会试第一！紧接着的殿试，面对咸丰帝的提问，他从“治国安邦”谈到“民生疾苦”，说得条理清晰、引经据典，咸丰帝听得频频点头，当场拍板：“状元就你了！”
消息传回常熟，翁家直接炸开了锅。要知道，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之前也中过进士，如今弟弟又成了状元，“翁家双杰”的名声瞬间传遍江南。有人酸溜溜地说：“还不是靠家世？” 翁同龢听见了也不恼，提笔写了副对联贴在门上：“墨翻衫袖吾方醉，腹有诗书气自华。” 那股子“学霸的自信”，隔着三条街都能飘出来。
中了状元后，翁同龢顺理成章地进了翰林院，从“修撰”干起，说白了就是“皇家出版社编辑”，每天抄抄史书、写写奏折。可他不甘心只做“文字工作”，一有空就往户部、兵部跑，缠着老臣问“税收怎么算”“军队怎么练”。有人笑话他“状元不务正业”，翁同龢却说：“读书不就是为了治国吗？光会写文章有啥用？” 这份“务实”的劲头，为他后来成为帝师埋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年），一个天大的馅饼砸在了翁同龢头上——清廷要选老师教同治帝读书，经大臣推荐，翁同龢成了“侍讲学士”，正式踏入“帝师圈”。第一次给小皇帝上课，同治帝才8岁，坐不住不说，还总爱捉弄老师：一会儿把笔扔在地上，一会儿假装肚子疼要溜。翁同龢没像别的老师那样板着脸训斥，反而从袖袋里掏出块糖，说：“陛下要是认真背书，这糖就给你。” 小皇帝眼睛一亮，居然乖乖坐了一节课。课后有人问他：“你不怕惯坏皇帝？” 翁同龢笑：“对付孩子，得讲‘兵法’。”
在同治帝身边待了几年，翁同龢不仅把小皇帝教得能背《诗经》，还成了他的“忘年交”。同治帝犯了错怕慈禧太后骂，总找翁同龢求情；翁同龢也趁机给小皇帝讲“民间疾苦”，说“百姓种地不容易，陛下将来要善待他们”。可惜同治帝命短，19岁就病逝了，翁同龢哭了整整一夜，写下“师生一场，竟成永别”的挽联，那股子伤心劲儿，比丢了官还难受。
同治帝驾崩后，光绪帝继位，慈禧太后又点了翁同龢的名——接着当帝师。这次的学生才4岁，比同治帝还小，翁同龢更上心了：每天提前半个时辰到宫里，先把课本上的字写得大大的；讲课前先讲个小故事，比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光绪帝犯困了，他就带着去院子里溜达，指着松树说“这树像不像守卫国家的士兵？” 久而久之，光绪帝对翁同龢比对亲爹还亲，一口一个“翁师傅”，连吃饭都要喊他一起。
别人当帝师都盼着“攀龙附凤”，翁同龢却净给皇帝“添堵”。光绪帝想吃蜜饯，他说“陛下要节俭，百姓还吃不上饭”；光绪帝想逃课去放风筝，他说“陛下是天下之主，不能任性”。有回慈禧太后想给光绪帝办场热闹的生日宴，翁同龢直接上书：“国库空虚，不如把钱用来赈济灾民。” 慈禧太后气得脸发黑，却也没法反驳——谁让翁同龢说得在理呢？ 就这样，翁同龢靠着“学霸功底”和“育儿技巧”，成了晚清最“出圈”的帝师，也为他后来在朝堂上的“话语权”攒足了资本。
第二章 朝堂上的“清流带头大哥”：怼天怼地怼洋务
光绪帝长大亲政后，翁同龢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从帝师一路做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成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物。可他没像别的大官那样“圆滑处世”，反而拉起了“清流党”的大旗，成了“带头大哥”。所谓“清流党”，就是一群主张“廉洁奉公、反对腐败、批评洋务”的官员，简单说就是“朝堂纪检委”，而翁同龢就是这纪检委的“主任”。
翁同龢的“怼人事业”，最先瞄准的是“洋务派”——尤其是李鸿章。这两人的恩怨，说起来能写一本小说：早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安徽打仗时失守城池，李鸿章上书弹劾，导致翁同书被流放；后来李鸿章搞洋务花钱如流水，翁同龢管着户部，总卡他的经费。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死对头”，见面不掐几句都难受。
有回李鸿章找翁同龢要经费修铁路，说“铁路能运兵运粮，对国防好”。翁同龢眼皮一抬，慢悠悠地说：“铁路要挖断祖坟，破坏风水，老百姓能答应吗？再说国库没钱，你自己想办法。” 李鸿章气得跳脚：“翁大人是读书读迂了！风水能挡洋人的枪炮吗？” 翁同龢立马回怼：“李大人花了那么多钱办洋务，北洋水师建成了，怎么还打不过日本渔船？” 这话戳中了李鸿章的痛处，两人当场在朝堂上吵了起来，连光绪帝都劝不住。
除了怼李鸿章，翁同龢连自己人都怼。有个“清流党”的同僚收了商人的好处，给人家求官，翁同龢知道后，直接把证据摆在朝堂上，逼着那同僚辞官。有人劝他：“都是自己人，留点情面。” 翁同龢说：“清流党要是不清廉，还叫什么清流？” 这下没人敢在他面前搞小动作了，连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都怕他三分——有回李莲英想让翁同龢给自家亲戚安排个官职，刚开口就被翁同龢怼了回去：“太监的亲戚也想当官？没门！”
不过这“纪检委主任”也有“温柔”的一面。他管户部时，发现地方官上报的“赈灾款”被层层克扣，气得拍桌子：“这些人是要逼死老百姓吗？” 当即派人去查，把克扣的官员抓了十几个，还亲自盯着把赈灾款发到灾民手里。有回他路过河北农村，看见老百姓吃观音土，当场掉了眼泪，回京城后就上书光绪帝，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放粮”，光绪帝被他说动，立马下了圣旨。老百姓听说后，都喊他“翁青天”。
翁同龢的“清流作风”，还体现在“生活简朴”上。别的大臣住豪宅、娶小妾，他一辈子就住个小四合院，衣服打了补丁还在穿。有回李鸿章请他吃饭，满桌子山珍海味，翁同龢一口没动，反而从袖袋里掏出个馒头，说：“我吃这个习惯。” 李鸿章尴尬得不行，心里却暗地佩服：“这翁叔平，骨头是真硬。”
可“清流”也有“局限性”——翁同龢虽然廉洁，但太固执，尤其对“洋务”有种天然的排斥。比如福州船政局要造新轮船，找户部要经费，翁同龢说“造轮船不如练弓箭，省钱又管用”；电报局要铺电线，他说“电线会惊扰地脉，不能铺”。有回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想请翁同龢帮忙推广，翁同龢翻了几页就扔了，说：“这些洋玩意儿，都是糊弄人的。” 这种“排外”的想法，后来也给甲午战争埋下了隐患。
不过翁同龢也不是“完全拒绝新事物”。他喜欢摄影，是晚清最早玩相机的官员之一，还拍过光绪帝的照片；他也支持办新式学堂，上书建议“在京城办一所学堂，教外语和算学”。有人说他“矛盾”，翁同龢却说：“好的东西要学，但不能丢了祖宗的规矩。” 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其实是当时很多传统士大夫的缩影——想救国，却又跳不出旧思想的圈子。
就这样，翁同龢在朝堂上靠着“怼人”和“廉洁”站稳了脚跟，成了光绪帝最信任的大臣，也成了李鸿章等洋务派最头疼的对手。可他没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甲午中日战争，即将把他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
第三章 甲午风云中的“尴尬主角”：从主战派到背锅侠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派兵入侵，甲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朝堂上瞬间分成两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说“北洋水师没准备好，先议和”；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拍着桌子喊“日本小国也敢欺负中国，必须打！” 这场“战和之争”，成了翁同龢人生中最“尴尬”的一段经历。
翁同龢之所以主战，一来是觉得“日本弹丸之地，打不过大清”；二来是想借战争“敲打”李鸿章——北洋水师花了朝廷几千万两银子，要是连日本都打不过，看李鸿章还有啥话说。他每天在光绪帝面前念叨：“陛下要是下令开战，臣愿亲自去前线督战！” 光绪帝本就年轻气盛，被翁同龢一鼓动，当场拍板：“打！”
可打仗不是喊口号，得有粮有枪有兵。翁同龢管着户部，本应赶紧拨经费，可他之前为了卡李鸿章，把北洋水师的经费压了又压——北洋水师好几年没添新船，炮弹都不够用。现在要开战了，翁同龢才急着凑钱，可国库早就被慈禧太后修颐和园花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四处借钱，甚至找商人募捐，可凑来的钱连买炮弹都不够。李鸿章瞅着机会讽刺他：“翁大人当初要是给经费，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翁同龢脸一红，硬着头皮说：“现在说这些没用，先打再说！”
战争一开始，清军就接连打败仗：平壤战役惨败，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损失惨重。消息传到京城，翁同龢急得睡不着觉，每天跑到光绪帝面前请罪：“是臣劝陛下开战，臣有罪。” 可他嘴上请罪，心里还是不服气，又上书说“李鸿章指挥不力，应该撤他的职”。光绪帝真就把李鸿章骂了一顿，可撤了李鸿章，又没人能指挥北洋水师，只好又让他官复原职。这下翁同龢更尴尬了——骂也骂了，撤也撤了，仗还是打不赢。
最搞笑的是，翁同龢还想搞“奇招”。他听说有个江湖术士说“能用法术打败日军”，居然真的把人请到宫里，让术士在朝堂上“作法”。术士装模作样地舞了半天剑，说“三天后日军必退”，翁同龢居然信了，还让光绪帝等着好消息。结果三天后传来的是“威海卫失守”的消息，术士早就卷着钱跑了。翁同龢气得差点吐血，再也不敢信“歪门邪道”了。
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躲进威海卫，不敢出海作战。翁同龢急得亲自跑到天津找李鸿章，说：“李大人，赶紧让水师出击啊！” 李鸿章翻了个白眼：“翁大人站着说话不腰疼，船没炮弹，怎么出击？当初经费是谁卡的？” 翁同龢被怼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回了京城。其实他心里也清楚，北洋水师打不过日军，有李鸿章指挥失误的原因，也有自己卡经费的责任，可他拉不下脸承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军彻底战败，清廷只好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李鸿章临走前，特意找翁同龢，说：“议和的条款要是太苛刻，翁大人可得帮我说话。” 翁同龢却说：“这是你去议和，跟我没关系。” 结果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才签了《马关条约》——割台湾、赔两亿两白银。消息传回京城，举国哗然，骂李鸿章“卖国贼”的同时，也有人骂翁同龢：“当初要是不主战，也不至于输这么惨！” 翁同龢成了“主战背锅侠”，有苦说不出。
更让他难受的是，光绪帝也对他有了意见。有回光绪帝问他：“翁师傅，当初你说能打赢，现在怎么成了这样？” 翁同龢跪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句：“臣识人不明，臣有罪。”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甲午战败不是“战和”的问题，而是大清的制度、技术、军队都比日本落后，可他不敢说——毕竟这话要是说出来，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一辈子信奉的“祖宗之法”。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怎么怼人了，也不骂洋务了。他开始翻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看的时候还忍不住叹气：“原来洋人的学问，真的比我们先进。” 他还上书光绪帝，建议“变法图强”，说“不能再守旧了，不然国家就完了”。谁也没料到，这场惨败居然成了翁同龢思想的“转折点”，让他从“保守清流”变成了“维新支持者”。可他没料到，支持维新，会让他迎来人生的“滑铁卢”。
第四章 维新浪潮中的“领路人”：帝师与变法的爱恨情仇
甲午战败后，光绪帝也想“变法图强”，可身边的老臣不是反对就是敷衍，只有翁同龢站出来说：“陛下要变法，臣第一个支持！” 就这样，翁同龢成了光绪帝变法的“领路人”，也成了维新派和皇帝之间的“桥梁”。
翁同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引荐”给光绪帝。之前康有为多次上书变法，都被守旧派压了下来，翁同龢看了他的奏折，说“这人有想法”，特意在光绪帝面前推荐：“康有为懂西学，能帮陛下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那天，翁同龢还特意在宫门口等着，叮嘱康有为：“陛下年轻，说话要委婉点，别吓着他。”
有了翁同龢的“牵线搭桥”，维新派终于能和皇帝直接沟通了。康有为提出“开国会、定宪法”，梁启超主张“废除科举、办新式学堂”，光绪帝都觉得不错，让翁同龢帮忙“落实”。翁同龢虽然支持变法，但也有自己的“底线”——他觉得“开国会太激进，会动摇皇权”，“废除科举太快，会得罪天下读书人”。有回康有为和他争论“开国会”的事，翁同龢说：“变法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着吃热豆腐。” 康有为说：“国家都快亡了，还能慢吗？”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翁同龢还是帮维新派做了不少实事。他上书建议“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还亲自担任“总教习”，选老师、定课程，忙得脚不沾地。有人说“办新式学堂会丢祖宗的脸”，翁同龢怼回去：“祖宗要是知道国家要亡了，也会支持办学堂！” 他还推动“废除八股文”，让科举考试考“算学、外语、时务”，虽然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但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居然真的落实了。
可变法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尤其是慈禧太后，觉得“变法是要夺她的权”，对翁同龢越来越不满。有回翁同龢请光绪帝“减免旗人俸禄，用来办实业”，慈禧太后听说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这是要逼死旗人吗？别忘了你是谁的臣子！” 翁同龢跪在地上，硬着头皮说：“臣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 慈禧太后气得发抖，心里暗下决心：“这翁同龢，留不得。”
守旧派也趁机给翁同龢“使绊子”。他们造谣说“翁同龢和康有为勾结，想废掉慈禧太后”，还拿出翁同龢给康有为写的信当“证据”（其实信里只是讨论学问）。慈禧太后本来就想收拾翁同龢，这下正好有了借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刚开始不久，慈禧太后突然下旨：“翁同龢揽权狂悖，且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交往过密，着即开缺回籍，永不叙用！”
这道圣旨下来，光绪帝当场就哭了，跑到慈禧太后面前求情：“翁师傅是我的老师，不能把他赶走！” 慈禧太后说：“你要是再护着他，这皇帝你也别当了！” 光绪帝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翁同龢被赶走。翁同龢离京那天，光绪帝偷偷派太监给他送了件貂皮大衣，附了张纸条：“翁师傅，等着我接你回来。” 翁同龢拿着大衣，哭了一路——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回不了京城了。
回到常熟老家后，翁同龢闭门不出，每天要么练书法，要么看史书，偶尔也会打听京城的消息。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翁同龢听说后，整整三天没吃饭，对着京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说：“是我害了你们啊！” 其实他心里清楚，变法失败不是他的错，是守旧派太强大，可他还是觉得“自己没保护好维新派，没帮光绪帝守住变法”。
那段时间，有人劝他“向慈禧太后认错，说不定能官复原职”，翁同龢说：“我没错，认错的应该是那些守旧派！” 他还写了首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那股子“清流的倔强”，到了老家也没改。
第五章 乡野间的“书法网红”：退休老头的晚年生活
被罢官回籍后，翁同龢虽然心里郁闷，但也没闲着——他把精力全放在了书法上，没想到一不小心成了“晚清书法界顶流网红”。
翁同龢的书法本来就厉害，早年学欧阳询、颜真卿，后来又学米芾、董其昌，形成了自己“浑厚大气、刚劲有力”的风格。回常熟后，他每天早上起来先练两个时辰书法，从楷书到行书，从条幅到对联，写得不亦乐乎。街坊邻居知道他是“前帝师”，还写得一手好字，纷纷上门求墨宝，有的求对联，有的求匾额，甚至还有人求“家书范本”。
翁同龢来者不拒，而且分文不取。有个商人想花一百两银子买他的一幅字，翁同龢说：“我的字是写给懂的人看的，不是卖钱的。” 商人没办法，只好拿着自家产的茶叶来换，翁同龢反而笑了：“这茶叶不错，换一幅字值了。” 久而久之，“翁同龢的字不要钱，要茶叶”的说法在常熟传开了，每天他家门口都堆着各种茶叶，龙井、碧螺春、祁门红茶，能开个茶叶店。
除了给街坊写字，翁同龢还喜欢“街头书法秀”。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搬个小桌子到院子里，铺好纸、研好墨，边写边给围观的人讲“书法技巧”：“写‘横’要像扁担，有力气；写‘竖’要像柱子，立得稳。” 有个小孩问他：“翁爷爷，我写的字总歪歪扭扭的，怎么办？” 翁同龢拿起小孩的笔，手把手教他：“握笔要稳，下笔要狠，就像做人一样，要正直。” 小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后来居然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翁同龢的书法不仅在民间受欢迎，连远在京城的光绪帝都惦记着。有回光绪帝派太监偷偷去常熟，求翁同龢写一幅“自强不息”的匾额，翁同龢写完后，特意在后面加了句“愿陛下保重龙体，变法之事，徐徐图之”。太监把匾额带回京城，光绪帝看了又哭了，把匾额挂在书房里，每天都要看几眼。
除了书法，翁同龢晚年还有个爱好——养花。他在院子里种了几十种花草，牡丹、兰花、菊花、梅花，春夏秋冬都有花开。他最喜欢兰花，说“兰花高洁，像清流一样”。每天早上练完书法，他就提着水壶浇花，边浇边跟花“说话”：“兰花啊兰花，你可要好好开，别像我一样，老了还受委屈。” 有回兰花枯萎了，他心疼得好几天没精神，后来又补种了几株，才慢慢缓过来。
他还喜欢“管闲事”。看见邻居家的小孩不上学，他会上门劝“读书才能有出息”；看见小贩缺斤少两，他会说“做生意要诚信”；看见官府欺压百姓，他会写状纸帮百姓告状。有回常熟知县想强占百姓的土地建豪宅，翁同龢直接写了封书信给江苏巡抚，把知县骂了一顿，巡抚赶紧让知县把土地还给百姓。百姓们感激不尽，给他送了块“为民做主”的牌匾，翁同龢把牌匾挂在院子里，说：“这比我的书法值钱多了。”
不过晚年的翁同龢，心里最惦记的还是京城的光绪帝。他每天都让家人打听“陛下最近怎么样了”，听说光绪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瀛台，他就对着京城的方向叹气；听说光绪帝生病了，他就吃素念佛，祈祷陛下早日康复。有回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宫里，给光绪帝讲课，醒来后发现枕头都湿了。
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病倒了。躺在床上的最后几天，他还让家人拿出笔墨，想给光绪帝写封信，可手都抬不起来了。临终前，他嘴里反复念叨着“陛下……变法……”，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享年75岁。
翁同龢去世的消息传到京城，被软禁的光绪帝听说后，哭了整整一天，却连一句悼念的话都不敢说——因为慈禧太后不让。直到三年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去世了，宣统帝继位，才追赠翁同龢为“太保”，赐谥号“文恭”。可这些荣誉，翁同龢早就看不到了。
第六章 翁公身后事：“清流”的功过该怎么算？
翁同龢死了，但关于他的争论，却吵了一百多年——有人说他是“忠臣”，有人说他是“庸臣”；有人夸他“廉洁奉公”，有人骂他“误国误民”。这个“帝师清流”的功过，到底该怎么算？
先说说他的“功”。首先，他是个好老师。教了同治、光绪两朝皇帝，不仅教他们读书写字，还教他们“爱民如子”“为国担当”。光绪帝后来能支持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翁同龢的影响。要是没有翁同龢，说不定光绪帝早就成了“昏君”。
其次，他是个“清官”。在晚清那个“无官不贪”的年代，翁同龢当了几十年大官，却两袖清风，住的是小四合院，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这在当时简直是“异类”。他管户部时，严惩贪官污吏，保护百姓利益，被称为“翁青天”，这一点没人能黑。
再者，他推动了“维新变法”。虽然他一开始反对洋务，但甲午战败后，他很快转变思想，支持变法，引荐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文。要是没有翁同龢这个“桥梁”，维新派可能根本接触不到光绪帝，戊戌变法也未必能搞起来。
还有他的书法成就。翁同龢的书法被誉为“晚清第一”，他的作品现在成了博物馆的珍品，一幅字能卖几百万。他还教了很多人写书法，传承了中国的书法文化，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
再说说他的“过”。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怨”影响了国家大事。他管户部时，为了报复李鸿章，故意卡北洋水师的经费，导致北洋水师装备落后，在甲午战争中吃了大亏。虽然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经费，但翁同龢的“私心”确实起了坏作用。
其次，他的“清流作风”太固执。他反对洋务，不是因为洋务不好，而是因为“是李鸿章搞的”；他支持变法，却又怕“激进”，不敢彻底推行。这种“既想改革又怕冒险”的心态，让变法错过了最佳时机，最后失败了。
还有他的“识人不明”。甲午战争时，他居然相信江湖术士的“法术”，耽误了军情；变法时，他虽然引荐了康有为，但没看清守旧派的势力，也没保护好维新派，最后不仅自己被罢官，还连累了光绪帝。
不过话说回来，翁同龢的“过”，更多是时代造成的。他是个传统士大夫，一辈子信奉“忠君爱国”“祖宗之法”，想救国却跳不出旧思想的圈子；他有私心，却也没贪过一分钱；他犯过错，却也一直在努力弥补。就像有人说的：“翁同龢不是完美的圣人，却是个真实的好人。”
如今，翁同龢的故居还在江苏常熟，院子里的兰花每年都会开，他写的匾额还挂在老街上。有人去参观时，会说“这是那个怼李鸿章的翁同龢”，有人会说“这是那个教皇帝读书的翁师傅”，还有人会说“这是那个写一手好字的书法家”。
其实，翁同龢就是个“复杂的老头”：他是学霸，是帝师，是清流，是书法家；他怼过人，犯过错，也做过好事。在晚清那个黑暗的年代，他像一根“倔强的蜡烛”，虽然光芒不强，甚至有点摇曳，但至少努力过、燃烧过，试图照亮那个腐朽的王朝。
正如他自己写的诗：“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翁同龢一辈子没上过战场，没办过洋务，但他用自己的笔，写过奏折，骂过贪官，教过皇帝，也留下了墨宝。这杆笔，既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遗产”。
一百多年过去了，关于翁同龢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个爱国的人，是个想让国家变好的人。就凭这一点，他就值得被记住——毕竟，在那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年代，敢站出来做事、敢拍桌子骂人、敢为国家担责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个“清流段子手”，这个“帝师老头”，这个“书法网红”，终究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