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二院内科医生办公室的打印机，总在深夜里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
那是台用了五年的旧机器，墨粉盒换过无数次，打印时总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像老人磨牙，尤其到了后半夜，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飘着，听得人心里发毛。
我是内科夜班医生林默，值了四年夜班，见过病人突发心衰时的慌乱，听过家属崩溃的哭声，却唯独忘不了那个凌晨三点——打印机自己启动，吐出一张已故患者的处方单，上面的字迹，和半年前去世的张主任一模一样。
那是深秋的一个雨夜，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雨点砸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水痕，像谁在外面哭。我刚处理完12床大爷的低血糖，回到医生办公室写病程记录，桌上的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把打印机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墙上，像个蹲在那里的人。
“终于能歇会儿了。”我揉了揉发酸的肩膀，端起桌上的冷咖啡喝了一口，刚想打开电脑，就听到身后传来“咔哒”一声——是打印机启动的声音。我愣了一下，转头看过去，打印机的电源灯亮着，滚筒开始转动，“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
“奇怪，我没点打印啊。”我嘀咕着走过去，以为是同事白天没关程序，可凑近一看，电脑屏幕是黑的，处于休眠状态，根本没人操作。就在这时，打印机“唰”地吐出一张纸，白色的处方单，边缘还带着滚筒碾压的褶皱，飘落在托盘里。
我弯腰捡起来，借着台灯的光一看，心脏猛地一缩——处方单上的患者姓名栏，写着“赵桂兰”三个字，下面的年龄、性别、诊断结果，都和半年前去世的那个老太太一模一样。赵桂兰是肺癌晚期，当时是张主任的病人，住院三个月，最后还是没保住，走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和现在的时间分毫不差。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处方单上的字迹——那是张主任的字，笔锋凌厉，“盐酸吗啡缓释片”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连最后签名的“张建国”三个字，都和他生前的签名分毫不差。可张主任，早在赵桂兰去世后一个月，就因为心梗走了，葬礼我还去了，怎么可能会开这张处方单？
“谁恶作剧？”我攥着处方单，手开始发颤。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门是锁着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除了我，没人能进来操作打印机。
我走到打印机旁，检查了一下墨粉盒和纸仓，墨粉是下午刚换的，纸仓里的A4纸整整齐齐，没有任何异常。
可就在我转身想回座位时，打印机又“咔哒”响了一声，滚筒再次转动，又吐出一张处方单——还是赵桂兰的名字，还是张主任的字迹，连药品和剂量都一模一样。
我吓得后退一步，撞到了身后的办公桌，桌上的咖啡杯“哐当”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咖啡洒在地上，和处方单上的字迹重叠，看起来像一滩深色的血。我盯着那两张处方单，脑子里乱糟糟的，半年前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赵桂兰住院的时候，疼得厉害，每天都要靠吗啡缓解。张主任对她格外上心，每次查房都会蹲在床边，问她疼不疼，要不要加剂量。
赵桂兰总说：“张医生，别给我加了，省着点给别人用。”张主任每次都笑着说：“您放心，有我在，不会让您疼的。”可到了后期，赵桂兰的疼越来越严重，吗啡的剂量加了一次又一次，还是止不住。她走的那天凌晨，还拉着张主任的手说：“张医生，我不疼了，就是有点冷。”
张主任是在赵桂兰走后一个月心梗的，那天也是夜班，他刚写完一份病程记录，就突然倒在办公桌前，手里还攥着笔，桌上放着的，正是赵桂兰的病历。当时大家都说，张主任是太自责了，觉得没留住赵桂兰，才累垮了身体。可现在，这两张处方单，又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再待在办公室，抓起处方单，就往护士站跑。夜班护士小吴正在写护理记录，看到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吓了一跳：“林医生，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你看这个！”我把处方单递过去，声音发颤，“打印机自己打的，赵桂兰的处方单，张主任的字迹！”
小吴接过处方单，脸色瞬间变了，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赵桂兰？半年前去世的那个老太太？张主任……张主任不是也走了吗？怎么会……”
“我不知道！”我抓着头发，心里又怕又乱，“打印机自己启动的，我没碰它，电脑都是关着的！已经打了两张了，一模一样的！”
小吴的嘴唇哆嗦着，眼神里满是恐惧：“林医生，你还记得吗？张主任走之前，还在给赵桂兰调整吗啡的剂量，他说赵桂兰疼得厉害，想给她加量，可还没来得及开处方，就心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