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十年（公元271年）夏，南中之地在历经疫病考验、律法初立之后，呈现出一派外松内紧的整顿气象。然卫将军诸葛瞻与北地王刘谌等核心决策者深知，刀兵之利、律法之严，可定一时之秩序，却难铸万世之基业。尤其对于这个僻处南疆、汉夷杂处、且以“继绝存亡”为己任的流亡政权而言，能否在思想文化上确立其正统性与凝聚力，使上下同心、内外归附，远比赢得一两场战役更为根本。昔日武侯平定南中，亦重“教化夷民”。今局势更为复杂，北有强晋虎视，东有吴国猜忌，内有夷部待抚，外有海客往来。若不能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教体系，将“汉室正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则军事胜利可能徒劳，律法条文亦成空壳。推行“教化”，已成关乎政权灵魂的迫切任务。然此“教化”绝非简单复兴经学，更需兼具怀柔夷夏、砥砺士气、乃至应对变局的实用功能，其推行过程，必然伴随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西郊，洱海之畔，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建筑群即将落成。此非宫室军营，而是历时近一年扩修建成的“兴汉学宫”总院。相较于旧学宫，其规制更为完备，不仅设有讲授五经的“明经馆”，更有研习律法、算学、医道、乃至夷语、海舆的“格物馆”，以及专供夷族子弟入学的“蕃学馆”。北地王刘谌、卫将军诸葛瞻率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学宫祭酒（校长）由秘书令郤正兼任，其下汇聚了来自三郡的儒生、吏员、乃至几位通晓异域知识的归化者。
刘谌亲题“声教南暨”匾额，并在典礼上宣示：“立学宫，非为徒诵章句，乃为明华夷之辨，习经世之学，养忠义之气，使我南中，文脉不绝，人才辈出，以佐王业！” 场面庄重，士子振奋。
然而盛典之下，暗流涌动。学宫的教学方针与内容，引发了朝野激烈的争议。光禄大夫谯周及其门生故吏，多为传统经学之士，主张学宫当以讲授《诗》、《书》、《礼》、《易》、《春秋》为核心，恪守汉家法度，崇尚德治，认为杂学乃是末技，夷学更是不登大雅之堂，担心会淆乱士心，动摇根本。他曾当庭对诸葛瞻言：“卫将军，学宫之设，本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今杂以夷狄之术、工匠之技，恐士子趋奇好异，舍本逐末，久之，则礼崩乐坏矣！”
而另一方面，以安南将军霍弋为代表的部分务实派将领，以及来自市舶司、利器监的官员，则希望学宫能培养更多通晓实务、尤其是军事、外交、工艺的人才。霍弋直言：“谯大夫，北疆将士浴血，需通晓舆图、算学之参谋，需能制强弓硬弩之工匠；楪榆港应对吴人、蕃商，需通晓夷情、善辩利害之吏员。若学子只知空谈仁义，何堪大用？”
就连学宫内部，也分为“经义”、“实务”两派，博士们常为课程比重、典籍选择争论不休。一些被征召或慕名而来的夷人子弟，面对深奥的汉文经典，亦感格格不入，学宫氛围看似繁荣，实则隐含着分裂的危机。
这一日，学宫“明经馆”与“格物馆”的博士们，因争夺优秀生源及教学资源，爆发了一场公开的争执。经学博士指责格物馆“引领学子追逐奇技淫巧，不修德行”；格物馆博士则反唇相讥，称“经义空疏，无补于世，当今之急，在于富国强兵”。消息传到卫将军府，诸葛瞻意识到，若不能妥善解决学宫内部的路线之争，不仅教化之策难以推行，更可能引发朝局分裂。
他并未立即压制争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深远的策略。次日，他奏请北地王刘谌，在学宫举行一场名为“洱海问对”的经筵大议，邀集谯周、郤正、霍弋、张质等重臣，以及学宫两派博士代表、甚至几位品学兼优的夷族子弟，共同研讨“南中教化之本”。
议会上，双方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争论十分激烈。谯周门生高声诵读《论语》“君子不器”，强调道德修养为根本；霍弋麾下的年轻参军则列举战国李悝、吴起变法强国的实例，说明务实之学的重要性。
就在争论相持不下之际，诸葛瞻缓缓起身，他先向谯周执弟子礼，表示对经学传统的尊重，随后走到厅中悬挂的巨幅南中舆图前，声音沉静而有力：
“谯大夫崇经重德，霍将军讲求实务，皆为国谋，用心良苦。然，瞻尝读《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闻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今日之南中，非承平之世之中原，乃存亡绝续之险地。我所欲‘化’者，非仅汉家子弟，更有归附之夷众，往来之海客；我所欲‘成’者，非仅彬彬君子，更是能持剑卫道、通晓时务、善治四方之干才。”
他环视众人，目光深邃：“故，学宫之教，当如这洱海，有容乃大。经学不可废，乃立身之基，正名之本，使上下知忠孝节义，明华夷大防。然，实务亦不可轻，乃强国之器，御侮之资。二者非但不能偏废，更需融会贯通。譬如研读《春秋》，当知今日晋吴为何物；学习算学，当为丈量田亩、计算军粮；甚至夷语海图，亦为通商、睦邻、知敌之必需。此非舍本逐末，乃是以经义为体，以实务为用，体用结合，方是真学问！”
他最后提出“佯序之教”的核心方略：“因此，学宫之制，可定为‘经义为本，兼通实务’。学子入学，皆需先通晓《孝经》、《论语》大义，明忠君爱国之道。其后，可根据资质志向，或深入经史，或专研修律、算、工、医、夷务等科。尤要者，需定期组织学子赴军营、市舶司、工坊观摩实习，使其知民间疾苦，晓实务艰难。对于夷族子弟，更需因材施教，先以汉话、礼仪启蒙，渐次引入经义，使其渐染华风，心向汉室。”
诸葛瞻的“体用”之说，高屋建瓴，既尊重了传统，又强调了现实需求，暂时平息了学宫内部的纷争。刘谌深以为然，下诏准行。郤正据此调整学宫章程，规定课程设置与考核标准。
然而“佯序之教”的推行，远非一纸诏令所能解决。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文化差异与潜在的冲突。不久，学宫内发生了一起风波：一名来自牂柯郡的夷人贵族子弟孟获后裔，在“明经馆”听讲《礼记》时，因对其中强调的丧葬礼仪与其部落习俗差异巨大而提出质疑，言辞间与一名汉人博士发生激烈争执，愤而离席，言“汉礼迂腐，不如我族简朴近自然”，险些引发夷汉学子群殴。
此事迅速上报。谯周等人认为应严惩孟获，以正学规。而霍弋等则担心激化夷汉矛盾。诸葛瞻闻讯亲自召见这个孟获后裔与当事博士。他并未责备任何一方，而是耐心询问其部落丧葬习俗的缘由与内涵，并让博士讲解《礼记》中相关礼制的本意。最后，诸葛瞻对二人说：“礼之本质，在于敬祖追远，表达哀思。形式虽有异，其心可通。学宫之要，在于相互理解，求同存异，而非强求一律。” 他鼓励将部落习俗记录下来，与汉礼进行比较研究，并让博士在讲经时注意阐释其精神内核，而非拘泥于表面仪式。此举不仅化解了矛盾，更让夷族子弟感受到尊重，反而增强了归属感。
与此同时，诸葛瞻也敏锐地意识到，教化不能仅限于学宫高墙之内。他推动了一系列延伸措施：令郤正组织博士编纂《忠义录》，宣扬姜维、霍弋等将领的抗敌事迹，以及普通士卒、百姓中的忠义故事，作为学宫教材和民间宣讲材料；鼓励学宫博士、优秀学子定期赴市井、军营、乃至边远夷寨讲学，传播汉文化，解释朝廷政策；甚至在楪榆港，由市舶司组织，向有意学习的蕃商传授简单汉语和交易规则，施以文化影响。
这些举措，逐渐显现成效。学宫学子中，不仅涌现出通经史、明时务的人才，更有一部分夷族子弟，在接触汉文化后，深感其博大，转而成为沟通夷汉的桥梁。南中各地的风气，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对汉室的认同感逐渐增强。
然而，就在“佯序之教”看似顺利推行之际，一场潜在的危机悄然逼近。北地司密报，晋国细作利用商旅渠道，携带大量宣扬“司马氏乃天命所归”、“魏禅让于晋合乎礼法”的书籍、谣谚，秘密在南中士人甚至学宫中传播，试图从思想层面瓦解南中政权的正统性。一些原本就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士人，开始出现动摇。
诸葛瞻接到密报，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文化领域的斗争，丝毫不亚于战场厮杀。他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密令北地司严密监控，查缴晋国宣传品，切断其传播渠道；另一方面，授意郤正，组织学宫博士中立场坚定、文笔犀利者，如谯周及其高足，撰写批驳文章，大力宣扬“汉贼不两立”、“蜀汉继汉正统”的理念，从历史道统上驳斥晋国的合法性。同时在学宫内加强忠义教育，举行誓师活动，坚定学子信念。
这场没有硝烟的“文战”，在暗中激烈进行。谯周虽在学宫路线上与诸葛瞻有分歧，但在维护汉室正统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却展现出坚定的立场，亲自撰文驳斥晋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章武十年秋，“佯序之教”已深深植根于南中。学宫钟声悠扬，学子诵经研技之声不绝；民间忠义故事流传，夷汉隔阂渐消；即便在边境军寨，也有学子宣讲之声。一套兼具理想与现实、包容与原则的文教体系初具雏形。
诸葛瞻巡视学宫，见夷汉学子共读一室，虽服饰各异，然神情专注，对郤正感慨道：“郤令君，可见矣！教化之力，润物无声。昔年武侯‘和抚’之策，今以学宫继之。此‘佯序’之中，所藏者，乃是我大汉复兴之种籽，文明传承之薪火。纵有万千险阻，此心此志，不可夺也。”
“佯序之教”的成功推行，标志着南中政权在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建设上取得了关键进展，为其在乱世中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更为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