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权
我是就读国立三中实验部时认识张金良同志的。那时，他是实验部的工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强占了我国神圣领土，他含着眼泪背井离乡，从江苏只身来到铜仁。从此，学校便成了他的家，同时他也以校为家，由三中而省中，由省中而一中，勤勤恳恳，度过了他极其平凡的一生。
我读的是六年一贯制第二届，部主任钱凤绾老师当时正在深入地作学制实验。从计划构思到管理措施，从课程设置到教材教法，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和科学的安排，准备从我们这一届起改成五年一贯制。实验的整个过程和环节（包括六年一贯制和五年一贯制两种学制实验），无不贯串了钱老师的改革精神和实干精神。
许多生动的实例和有力的数据，全都汇集在他那几本实验报告里。这几本油印的实验报告，全是张金良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手一张一张地推印出来的。为了赶印“报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手推肿了，仍然坚持着，默默地工作着；而且身兼数“职”：按作息时间准确无误地敲钟、摇铃，抽空照应办公室，送通知，打扫环境卫生，把工作干得井井有条。
说张金良同志这样以油印为主，身兼数“职”的工作结构，一直沿袭到省中和一中，一干就是好几十年。五十多岁了，他才组织一个家，结束了单身生活。但他毕竟老了！为了照顾他，学校曾把他调整到门房工作，主要是搞点外收发，可他仍然身兼数“职”。为了送好信件、报刊，为了能作好更多的工作，他还坚持学习文化。只要一有空，他就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读，认真地写。有认不得的字，遇到不懂的问题，逢人就请教，随时随地学。
所以没多么，他基本上能看书读报了，因而他的收发工作也就相应地作得更出色了。学校的作息信号长期是敲钟。学校曾把大钟悬挂在五层高楼上，用绳索通过滑轮于楼下拉敲，钟声洪亮，迎着朝阳，送走月亮，使多少心扉为理想而敞开，又使多少理想为智慧而展翅飞翔。张金良同志曾自豪地说过，：“我打钟几十年，不知打出了多少人才！……” 校门前后空地的清洁卫生是他主动包了的，只要看到地上有些纸屑，或是掉了些树叶，他就随时清扫，一天到晚总是把地面保持得干干净净的。不要认为他这项工作微不足道，还真为学校文明涂上些儿色彩。
文革后的一个春天，正当学校迎接自己春天的时候，作了一辈子校工的张金良同志，我们学校工人中唯一的“三朝元老”却与世长辞了！学校开追悼会时，只见一排排花圈和一行行送葬的人们……留给人们的是串串思念！二十来年了，老校友回校，常有人会问起或谈到张金良同志，虽然三中，省中的校友录上都不曾印上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确是那样平凡，平凡得象铺在路上的一粒砂石，可熟悉他的人们，不管是用理智还是感情的天平，都会称出他真正的人生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