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众共情？”
分管宣传的王副局长第一个皱起了眉头，他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江远同志，你这话是不是太理想化了？现在网上是什么情况？群情激奋！我们去共情？跟谁共情？怎么共情？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骂得更凶！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负？”
他的话，说出了在场大部分人的心声。
在官僚体系的惯性思维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铁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面对危机，第一反应永远是捂盖子、降热度，而不是主动把头伸出去，任人敲打。
我直视着王副局长的眼睛，没有丝毫的退缩。
“王局，责任，现在已经砸在我们头上了，躲是躲不掉的。”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现在网友的愤怒，根源在于三点：第一，他们认为我们想掩盖真相；第二，他们觉得我们冷漠无情，对逝去的生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第三，他们不相信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三点，拿出我们的行动。堵和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坐实他们的猜疑。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反其道而行之？”一直沉默的局长陈东海，终于开口了。他的目光，像两把手术刀，锐利地剖析着我，“说具体点。”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我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逻辑缜密、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眼前这些已经被恐惧和惯性思维绑架了的领导。
我深吸一口气，大脑飞速运转，将刚才已经成型的思路，清晰地组织起来。
“我的建议，分为三步，环环相扣。”
“第一步：姿态。我们必须立刻、马上，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一份全新的公告。这份公告，不能再用以前那种官话套话。内容要极度简短，但态度必须极度真诚。核心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错了，我们对逝去的年轻生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句，‘我们绝不回避，绝不隐瞒，立刻成立由上级部门、家长代表、媒体代表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第三句，‘我们恳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结果，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布’。”
我顿了顿，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这份公告的核心，不是解释，而是‘认错’和‘承诺’。姿大低到尘埃里，才能换取公众情绪的第一个缓冲期。”
“胡闹！”王副局长几乎是跳了起来，“还没调查，就先认错？这不等于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吗？以后还怎么翻身？”
“王局，”我迎着他的目光，语气加重了几分，“人是在我们管辖的学校里没的，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责任？现在公众要的不是责任划分，是一个态度！我们先把姿态放低，把公众从我们的对立面，拉到‘等待真相’的中间地带，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调查时间。这叫以退为进！”
我的话，让王副局长一时语塞。
主席台上的周毅，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光芒。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看了陈东海一眼，又把话咽了回去。
陈东海依旧面无表情，他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继续。
“第二步：行动。公告发出去的同时，我们的人，必须立刻出现在最关键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死者家里。去的，不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局里有分量的领导，比如周局长。去的目的，不是去谈判，不是去谈赔偿，就是去吊唁，去道歉，去听家属哭，听家属骂，哪怕被打了，也绝不能还手。我们要用最真诚的行动，去安抚情绪最激动的源头。”
“第二个地方，是学校门口。我们不能再让保安去顶着了。要派最懂沟通、最有亲和力的女同志，比如办公室的张姐，去给那些围堵的家长和记者，送水，送面包，告诉他们，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情，领导已经在处理了，请大家注意身体。这个举动，叫‘人性化危机处理’，它能最大限度地瓦解现场的对立情绪。”
“第三步：透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承诺了联合调查组，就必须立刻兑现。马上联系县纪委、县政法委，请他们牵头。同时，主动邀请两家在本地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再公开征集三到五名家长代表，加入调查组。我们要把整个调查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我们越是透明，谣言就越没有生存的空间。”
我说完了。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我这一套颠覆性的方案，给彻底震住了。
不堵不删，主动认错，领导上门，现场安抚，公开调查……这套组合拳，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它太大胆，太冒险，也……太有煽动性了。
许久，陈东海才缓缓地开口，声音沙哑：“江远同志，你这个方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舆情汹涌，如洪水猛兽。你这套办法，是开闸泄洪。可你想过没有，万一闸口开得太大，洪水冲垮了堤坝，怎么办？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他的问题，一针见血。
这已经不是在问方案的可行性，而是在进行一场政治上的终极施压。
我感觉自己的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透了。我知道，我的回答，将决定我未来的仕途，甚至是人生命运。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身上。
我沉默了。
足足过了半分钟，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被这个问题压垮的时候，我抬起了头，目光清澈而坚定，直视着主席台上的陈东海和周毅。
“报告陈局长，周局长。”我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会场，“现在，堤坝已经出现了决口，洪水已经开始倒灌。我们唯一的生机，不是去赌那摇摇欲坠的堤坝还能撑多久，而是主动、可控地开闸泄洪，引导洪水的流向，保住最重要的东西。”
“至于责任……”我深吸一口气，胸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情，“如果因为这个方案，最终导致了不可控的后果，我江远，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接受组织的一切处理！”
“我，愿意立下军令状！”
这句话，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炸弹，激起了千层巨浪！
在场的科长们，无不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在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把话说死，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我，不仅揽了，还要立军令状！
这简直是政治自杀！
王副局长张大了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毅猛地站了起来，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激赏。
整个会场，所有的压力，都聚焦到了主席台最中央的那个男人身上——陈东海。
决断的时刻，到了。
陈东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眸里，风雷激荡。他在进行一场天人交战。是选择最稳妥（也最可能无效）的传统方案，还是赌一把，相信眼前这个年轻人石破天惊的破局之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质。
“好。”
许久，陈东海缓缓地，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
他站起身，目光如电，扫视全场。
“就按江远同志的方案办！”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宣布，立即成立‘11·23’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周毅同志任常务副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由江远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全权负责此次危机公关的所有具体工作！局里所有部门，所有人员，无条件配合！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给我掉链子、使绊子，就地免职，绝不姑息！”
他又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江远同志，我给你二十四小时。黄金二十四小时！天亮之前，我要看到网上舆情的初步降温！能不能做到？”
“保证完成任务！”我挺直了胸膛，立正敬礼。
这一刻，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
那个刚刚被扔进“史志办”的冷板凳，我还没坐热，就被一场滔天的风暴，直接推到了火山口。
从无人问津的冷衙门，到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危机处置操盘手，我只用了一场会议，一番话。
走出会议室，周毅快步跟了上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因为用力，捏得我生疼。
“小子，有种！”他压低了声音，只说了三个字。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