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胡同的那天，天刚擦黑。
王烈站在自家院门外，听着屋里传来父亲说话的声音、母亲在灶间忙活的动静。
心里那点因长途飞行而起的燥气，瞬间被熨帖得平平整整。
他轻手轻脚推开门，母亲正端着菜往桌上放，看见他愣了一下，手里的盘子差点没端稳。
“烈儿？你咋回来了？不是说要两三个月吗？”
“任务提前完成了。”王烈笑着脱鞋，把帆布包往墙角一放。
“山里太冷，领导看我冻得够呛，就让我先回来了。”
父亲从里屋走出来，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手里还捏着烟袋锅。
“回来就好，瘦了不少，也黑了。”话虽平淡，眼里的笑意却藏不住。
晚饭时，母亲一个劲往他碗里夹菜，红烧肉、炒白菜，满满当当堆成了小山。
王烈边吃边说山里的趣事——当然，都是编的，说看到了野鹿，说住的帐篷漏了雪，唯独没提雷劫和元婴。
老两口听得认真，时不时叮嘱他下次别去这么苦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王烈去厂里销假。张书记见他回来，笑着拍他肩膀。
“小王可算回来了，你那岗位离了你还真不行。”
同组的工友也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他山里的情况，他笑着应付过去，拿起工具开始干活，动作娴熟得像是从未离开过。
下午下班，他拐去供销社，凭着票证买了两斤水果糖、一块花布。
花布是给于莉的。走到于莉家门口，于莉正好要从家里出来，看见王烈，眼睛一亮，快步走过来。
“你啥时候回来的？前天去你家，阿姨说你还在山里呢。”
“昨天刚回来。”王烈把花布递过去，“看你上次说喜欢这颜色，就给你捎了块。”
于莉红着脸接过来，指尖捏着布角：“又乱花钱。”嘴上埋怨着，嘴角却翘得老高。
俩人沿着马路慢慢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
王烈说起厂里的事，于莉讲着这段时间的趣闻。
偶尔提到结婚的事，于莉会低下头，声音细细的：“我妈说，年底要是有空，就把日子定了。”
“好啊。”王烈看着她泛红的耳根，心里暖暖的。元婴期的力量能让他纵横山林，却抵不过此刻身边的烟火气。
接下来的两天，日子过得平淡又安稳。早上和父亲一起去上班，中午在厂里食堂吃饭，下午下班要么陪于莉去公园散步，要么回家帮母亲做家务。
他会陪父亲在胡同口下棋，看老头们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
也会帮于莉家劈柴，听于莉母亲念叨着结婚要准备的被褥和家具。
有人问起他去山里的事，他只说“没啥意思，净是石头和树”。
有人注意到他好像比以前沉稳了，他只笑说是“山里待久了，磨性子”。
没人知道，这个每天骑着二八大杠上下班的年轻工人，能御空飞行三千里。
没人知道，他丹田内藏着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元婴，神识一动便能洞察方圆千里。
周日下午，王烈和于莉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晒着太阳。
于莉手里拿着本毛线书，正琢磨着给王烈织件毛衣，王烈则看着远处嬉闹的孩子。
“年底结婚，婚房就用你家西厢房吧？”
于莉忽然抬头，眼里带着点期待，“我妈说，刷层白灰，再糊层报纸，就挺好。”
“好。”王烈点头，“我回头就收拾出来。”
他望着于莉认真的侧脸，心里忽然无比清晰——他拼死突破元婴。
不是为了在修真界扬名立万，就是为了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听喜欢的人规划未来，看阳光落在她发梢，过这样柴米油盐的日子。
远处的广播里，正放着轻快的歌曲。
王烈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阳光的味道，有于莉身上淡淡的肥皂香，还有他守护的、这人间最珍贵的寻常。
七月的风带着暑气，吹得胡同里的老槐树叶子沙沙响。
王烈和于莉的婚期定在了七月底，离着还有半个月，两家就已忙得脚不沾地。
头一件要紧事是打家具。那个年代不兴买现成的，讲究“自己打，实在”。
王烈托父亲在轧钢厂的老伙计找了些边角料——都是结实的硬木，虽不成材，拼拼凑凑倒也够用。
他下班后就往于莉家跑，于莉的父亲是木匠，正带着两个徒弟在院里忙活。
刨子推过木头，卷起雪白雪白的木花，带着股清冽的松香。
王烈撸起袖子，帮着扶木料、递工具，偶尔也学着拉锯，他甩甩手上的木屑，咧嘴一笑：“于叔，这活儿看着容易，真费劲。”
于父手里的凿子正凿着榫卯，闻言抬头笑：“你小子有力气，就是没章法。
慢慢来，等这套家具成了，你也能算半个木匠。”
于莉端着绿豆汤从屋里出来，额头上沁着薄汗，把碗递到王烈手里。
“歇会儿再干，看你这汗流的。”
碗沿沾着她的指温，凉丝丝的，王烈喝着绿豆汤，甜意从舌尖一直漫到心里。
家具要做五样：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还有个给于莉放针线的小方匣。
于父手艺好，床头上雕了简单的花纹，衣柜门镶了块磨得发亮的玻璃。
那是于莉攒了半年的工业券换的，擦得能照见人影。
王烈看着那些渐渐成型的家具，心里踏实得很，就像这些木头，扎实、稳妥。
除了家具，还得备“三转一响”。
自行车王烈早有了，是辆半旧的永久牌，他前阵子特意拆了重新上漆，锃亮的黑车架，看着跟新的一样。
手表和缝纫机难办些，票不好弄。王烈跑了好几趟黑市，又托厂里的张书记帮忙，才好不容易凑齐了手表票和缝纫机票。
去供销社提货那天，于莉陪着他一起去。
手表是上海牌的，银灰色表盘，戴在王烈手腕上，于丽凑过来看，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皮肤，俩人都红了脸。
缝纫机是蝴蝶牌的，深棕色机身，于莉摸着光滑的台面，眼睛亮得像含了星子。
“以后就能自己做衣裳了。”
家里的活计也不少。王烈母亲和于莉母亲凑在一起，忙着缝被褥。
红底碎花的被面，是托人从上海捎来的，摸着手感滑溜溜的。
两位老人坐在院里的树荫下，手里的针线飞快地穿梭，嘴里念叨着家长里短。
要缝几床棉的，几床单的，要在被角绣上“囍”字，还要塞点花生、红枣，讨个“早生贵子”的彩头。
王烈偶尔会坐在旁边看，看母亲和未来岳母笑着唠嗑，看于莉低头帮着穿针引线，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她们身上，暖洋洋的。
他想起在深山渡劫的日子，雷劫的轰鸣仿佛还在耳边，但此刻，缝纫机的“咔嗒”声、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却比任何惊雷都更有力量。
婚期前两天，王烈请了假，带着于莉去拍结婚照。
照相馆在王府井，人不少，得排队。于莉穿了件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抹了点头油，亮闪闪的。
王烈穿着中山装，摄影师喊“看镜头”时，于莉有点紧张，肩膀绷得紧紧的。
王烈悄悄碰了碰她的手，她愣了一下，转头看他，正好对上他眼里的笑，一下子就放松了，嘴角也弯了起来。
“咔嚓”一声，快门按下，把这瞬间的笑意定格成了永恒。
走出照相馆，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卖冰棍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混在一起。
王烈牵着于莉的手，慢慢往家走。
他知道，过两天，他就会成为丈夫，往后的日子里，除了守护胡同的安宁，还多了一份要捧在手心的牵挂。
七月的风依旧热，却吹得人心里甜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