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如白驹过隙。“怀仁中西医传习所”在风雨飘摇中已艰难运营了数个春秋。它规模始终不大，学生多时也不过数十人，但它像一座小小的灯塔，吸引着那些不甘被门户之见束缚、真正有志于探索医学真谛的年轻灵魂。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或许并非个个都成为一代名医，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林怀仁所倡导的“开放、务实、融通”的气质，如同星星之火，散落四方。
林怀仁本人，也已年过花甲。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了更深的沟壑，但他的眼神却愈发澄澈与坚定。这些年来，他亲历了太多的争执与对抗，也收获了宝贵的理解与合作。与仁济医院的持续合作，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病例，方维朴院长已成为他坚定的盟友；霍夫曼教授远在德国，仍不时来信交流最新的医学进展，并引荐了一些对东方医学感兴趣的欧洲学者；甚至国内一些原先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学者，在铁一般的临床事实面前，态度也有所缓和，开始愿意进行有限的对话。
然而，林怀仁深知，个别的合作与局部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整个中国医学界，乃至社会舆论，依然被“中医不科学当废”与“西医不合国情当拒”两种极端声音撕裂着。这种撕裂，消耗着本可用于医学进步的精力，也阻碍着更广泛层面的人才培养与资源整合。他感到，是时候发出一个更响亮、更清晰、更具号召力的声音了，不是为自己正名，而是为整个中国医学的未来，探寻一条可能的出路。
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在他心中成熟——起草并发表一份联合宣言，呼吁打破壁垒，共谋发展。
他将这个想法首先与方维朴院长商议。方维朴听罢，沉吟片刻，用力一拍桌面：“好！林兄，此正其时也！我辈医者，若终日陷于门户之争，实乃愧对病人，愧对科学精神！我鼎力支持！”
他们又联络了另外几位志同道合者：一位是同样留学归国、却对传统医学抱有同情与研究兴趣的生理学教授赵允恭；一位是精通伤寒、却从不排斥新知、在民间享有盛誉的老中医王仁甫；还有一位，是曾在传习所兼课、深受林怀仁影响的年轻西医外科医生，也是方维朴的得意门生，刘楚材。
这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他们多次在林怀仁的书房，有时也在仁济医院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挑灯夜谈。窗外是北平或寂静或喧嚣的夜，窗内是激烈的讨论与反复的斟酌。油灯的光芒映照着他们或苍老或年轻，却同样充满热忱的脸。
宣言的命名，便几经斟酌。有人提议用“中西医结合”，有人认为“汇通”更妥，还有人觉得“革新”更能体现时代精神。最后，林怀仁一锤定音：“《医学大同》。昔者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吾辈医者，所求者，乃生命健康之‘大道’。此道无分中西，唯求其真，唯务其实。‘大同’二字，既是我先贤之理想，亦是我医道未来之方向——超越门户，和而不同，共谋人类健康之福祉。”
题目既定，内容的打磨更是字斟句酌。林怀仁执笔起草了初稿，然后由众人反复修改、补充、辩论。他们既要避免过于激进而刺激保守者的神经，也要避免过于温和而失去引领的意义；既要充分肯定西医科学方法的巨大价值，也要旗帜鲜明地扞卫中医实践智慧的独特贡献。
最终定稿的《医学大同宣言》，以一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雄文，刊登在了北平、上海等多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并很快被各大杂志转载，引发了全国性的瞩目与讨论。
宣言开篇，并未直接切入中西医之争，而是高屋建瓴，从医学的终极使命谈起：
“夫医学者，仁术也。其道在济世活人，其任在拯溺救焚。无论源于泰西之实验分析，抑或承自华夏之整体辨证，其旨归唯一，乃在于解除病痛，护卫生命。当此民族孱弱、民生多艰之际，我辈医者，若仍固守畛域，坐视同道如水火，内耗不已，岂非南辕北辙，离医学之本意愈远？”
紧接着，宣言以恢弘的历史视野，回顾了中西医各自的发展脉络与核心优势：
“西医之长，在于精微。自维萨里剖尸启奥，至巴斯德灭菌明因，乃至伦琴窥影于无形，其遵循实证，笃信逻辑，于人体结构、病原微生物、药物化学之分析，已达前人未睹之精深处。此科学精神之光，普照寰宇，我辈当虚心学习，奉为圭臬，此无疑义。”
“然，中医之蕴，亦非虚妄。肇基《内经》，发皇仲景，历数千年而不坠，赖其有效也。其观天地相应，察形神一体，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立君臣佐使以调偏颇。其所重者，乃活体之功能状态，乃个体之差异反应，乃疾病之动态传变。此整体恒动之观念，辨证论治之法则，实蕴藏着应对复杂生命系统之巨大智慧，岂可因暂时未能尽释于微观而轻言废弃？”
宣言的核心部分，尖锐地批判了当时两种极端倾向：
“今有执科学为唯一标尺者，视我数千年经验智慧如敝履，凡不能纳于其现有范式者，皆斥为迷信玄学。此无异于以管窥天，以锥指地，其褊狭亦违背科学求真之初心。反之，亦有泥古不化者，拒新知如寇仇，抱残守缺，以为古方足以应万病。此则无异于井蛙观天，其闭塞亦终将导致学术之枯萎。”
在此基础上，宣言正式提出了“医学大同”的纲领性主张：
“故我等同仁，不揣冒昧，敢倡‘医学大同’之议，吁请全国医界，消弭门户之见，共谋发展之途。其要义有三：”
“一曰，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中西医乃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之知识体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当摒弃优劣之成见，以平等心态，审视对方之价值。”
“二曰，开放学习，取长补短。西医宜深入了解中医整体调节、辨证论治之奥妙，或可从中获得解决现代医学难题之启示；中医亦当积极主动学习西医之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知识，借他山之石，使自身理论更明晰，诊断更精确，用药更安全。”
“三曰，立足临床，协同创新。理论之辩或无穷期，而疗效之验乃铁律。鼓励中西医于临床实践中真诚合作，针对疑难重症，共同研讨方案，各展其长，互补其短。尤当着力于运用科学方法，研究、验证、阐明中医药之有效性与作用机理，推动其现代化与国际化。”
宣言最后，以充满激情与使命感的笔调呼吁：
“同仁乎！时代巨轮，浩浩荡荡。抱残守缺者必遭淘汰，唯开放包容者方能新生。让我等携手，打破心中之藩篱，跨越学派之沟壑，以病人之福祉为归依，以科学之精神为指引，共同开创一条融贯中西、博采众长之医学新路！为我中华医学之复兴，为寰宇人类之健康，尽我辈应尽之天职！”
在宣言末尾，是林怀仁、方维朴、赵允恭、王仁甫、刘楚材等十余位发起人的联合签名。这份名单本身，就是“大同”精神的象征——它包含了知名的中医、杰出的西医、学院的教授、医院的院长，以及年轻的医学骨干。
《医学大同宣言》的发表，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扬者称之为“空谷足音”、“医界觉醒之先声”，认为它指明了中国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抨击者则斥其为“不伦不类的调和论”、“理想主义的空想”，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根本无法实现。但无论如何，它成功地将“中西医能否以及如何结合”这一议题，以最正式、最系统的方式，推到了整个中国社会面前，引发了从上至下、持续多年的深入讨论。
对于林怀仁而言，宣言的发表，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知道，前路依然漫长，理想的“大同”之境远非一纸宣言所能抵达。但他相信，种子已经播下，旗帜已经树起。汇聚在“医学大同”旗帜下的同道，将会越来越多。那冬日里深埋的种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与艰难的抗争后，终于在这一刻，破土而出，向着阳光，展露出了充满生命力的第一片新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