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灭亡，若论最直接的推力，既非曹魏的雄师，也非姜维的冒进，而是“人心散了”——当荆州移民不再执着于“兴复汉室”，当益州士族放弃了“隐忍配合”，当普通百姓对“蜀汉”二字失去认同，这座看似坚固的政权大厦，便只剩下一碰就碎的空壳。人心的离散从不是瞬间发生的，它是数十年失望累积的结果：是赋税册上逐年攀升的数字，是朝堂上永远紧闭的上升之门，是战场上不断传来的败讯，更是“兴复汉室”的理想与“蜀地求生”的现实之间，那道越来越宽的裂痕。
一、荆州移民的“理想褪色”：从“精神寄托”到“现实算计”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入蜀时带来的荆州移民，约有两万户、十万人，他们是蜀汉政权最初的“核心基本盘”。这些人背井离乡，将“兴复汉室、重返荆州”视为精神支柱，诸葛亮的《出师表》能引发强烈共鸣，正因为它说出了这一群体的心声：“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根“精神支柱”逐渐被现实腐蚀。第一代荆州移民多已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生于蜀、长于蜀，对“荆州故土”的记忆模糊，对“重返中原”的热情锐减。据《三国志·蜀书》记载，景耀年间（258—263年），荆州籍官员的子弟中，“愿赴前线者不足三成”，更多人选择“求为郡吏，安守蜀地”。这种心态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
对北伐的态度从“积极”转为“消极”。诸葛亮时期，荆州籍将领（如魏延、马岱）是北伐主力，“每战必请为先锋”；到姜维时期，荆州籍将领（如诸葛瞻、董厥）多主张“据守待变”，甚至与姜维公开对立。诸葛瞻在绵竹之战前感叹：“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三国志·诸葛瞻传》）——他的愤怒，与其说是反对姜维本人，不如说是对“无休止北伐消耗蜀地”的不满，这与父辈“鞠躬尽瘁”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
利益诉求从“共享理想”转为“独占资源”。荆州移民曾因“共同的理想”形成凝聚力，但当理想褪色，便露出“维护既得利益”的底色。他们垄断着中央官职（尚书令、大将军等）、占据着成都平原的良田，却不愿与益州人分享。景耀三年（260年），蜀汉推行“限田令”，试图将荆州移民的超额土地分配给益州农民，竟遭到“荆州籍大臣集体反对”，最终不了了之。这种“利益固化”让他们从“理想的践行者”变成“特权的守护者”，失去了精神感召力。
身份认同从“汉臣”转为“蜀人”。第二代荆州移民中，越来越多人以“蜀人”自居。《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荆州籍学者李譔“虽为丞相掾，常言‘吾蜀地人士，当为蜀谋’”，他编写的《蜀本纪》，首次将“蜀地历史”与“中原正统”并列，这种“蜀地本位”意识的抬头，标志着荆州移民与“兴复汉室”理想的彻底切割。
当核心基本盘的理想褪色，蜀汉便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些人曾是政权的“心脏”，当他们开始“为自己盘算”而非“为理想献身”，政权的生命力便从根上开始衰竭。
二、益州士族的“从合作到背叛”：被长期排斥后的必然反击
益州士族（如蜀郡张氏、广汉秦氏、犍为杨氏）是蜀地的“地头蛇”，他们掌控着地方舆论、经济命脉和宗族势力。蜀汉政权若能赢得他们的支持，便能扎根蜀地；若始终将其视为“外人”，则终将被反噬。遗憾的是，蜀汉走了后一条路。
刘备、诸葛亮时期，对益州士族采取“有限合作”策略：吸纳张裔、杨洪等少数人进入中层官僚体系，却严格限制其接触核心权力。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直言：“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这种“恩威并施”的本质，是将益州士族视为“需要驯服的对象”，而非“平等的合作伙伴”。
到蒋琬、费祎时期，这种“有限合作”也难以为继。尚书台、大将军府的职位几乎全被荆州籍占据，益州士族“三十不仕、五十不迁”成为常态。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统计，蜀汉一朝，益州籍官员任九卿者仅3人，且均为“太常”“光禄勋”等虚职，无一人担任“司徒”“司空”等实权职位。这种“制度性排斥”让益州士族的态度从“隐忍”转为“敌视”：
从“建言献策”到“沉默对抗”。张裔曾多次上书建议“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被诸葛亮以“北伐急需军饷”驳回；杜琼借“天文异象”劝谏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反被斥责“妄议朝政”。多次碰壁后，益州士族选择“不说话、不配合”：征收赋税时“拖延推诿”，统计人口时“隐匿丁口”，甚至在姜维招募士兵时“暗中阻挠”，用消极对抗消耗蜀汉的统治基础。
从“文化认同”到“地域割裂”。益州士族曾以“儒学正统”自居，与荆州移民共享“汉文化”认同。但长期被排斥后，他们开始强调“蜀地文化独立性”。谯周编写《蜀本纪》，将蜀地历史追溯至“黄帝之子昌意”，宣称“蜀地自有天命，非关中所能统”；成汉政权的奠基人李特（益州氐人），其先祖在蜀汉时期便被益州士族暗中资助，可见“分裂意识”早已萌芽。
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倒戈”。邓艾偷渡阴平时，益州士族的反应极具代表性：江油守将马邈（益州人）“不战而降”，绵竹令（益州人）“开城迎敌”，连谯周（益州大儒）都主动为刘禅草拟降书。他们的行为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对“荆州政权”的长期不满终于找到了宣泄口——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因余之国（蜀汉）小，而肇建之国（曹魏）大，大小不侔，强弱异势，此乃自然之理也。”在他们眼中，降魏不是“叛国”，而是“结束外来统治、恢复蜀地自主”的捷径。
益州士族的背叛，是蜀汉“外来政权”属性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将占人口多数的本土精英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就等于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而邓艾的奇袭，不过是按下了引爆按钮。
三、普通百姓的“生存理性”：当“蜀汉”二字换不来一顿饱饭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普通百姓的声音往往被忽略，但正是他们的“用脚投票”，最终决定了政权的存亡。蜀汉的百姓，无论是荆州移民后裔还是益州土着，都面临着同一个现实：“蜀汉”的存在，意味着更重的赋税、更长的徭役和更频繁的战乱。当生存压力超过临界点，所谓的“认同”便成了奢侈品。
蜀汉的赋税之重，在三国中首屈一指。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灭亡时，“民岁输布三匹，米五斛”，而曹魏仅“岁输布一匹，米二斛”，东吴为“布二匹，米三斛”。除正税外，还有“口算钱”（人头税）、“盐铁专营溢价”等附加税，成都平原的农民“终岁劳作，不得一饱”（《水经注·江水》引《蜀记》）。
徭役的繁重更让百姓不堪其苦。男子十五至六十岁“岁役三月”，女子十三至五十岁“岁役一月”，远超东汉“岁役二十天”的标准。诸葛亮北伐时，甚至出现“女子运粮、老弱守城”的极端情况，《三国志·杨洪传》记载，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北伐，“蜀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无一人得免”。
长年战乱带来的死亡恐惧，彻底摧毁了百姓的归属感。姜维“九伐中原”（253—262年），平均每年战死士兵“五千人”，相当于蜀地每百户就有一户失去男丁。江油、绵竹等地的农民，“见魏军如见救星”，因为邓艾“先登者，赐粮三斛”的承诺，比蜀汉“为国捐躯、荫及子孙”的空头支票更实在。史载邓艾入蜀时，“百姓持牛酒迎军者，日以千计”（《三国志·邓艾传》），这种“箪食壶浆”的场景，不是对曹魏的认同，而是对蜀汉统治的彻底失望。
普通百姓的逻辑很简单：谁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们就支持谁。当蜀汉的统治与“饥饿”“死亡”绑定，“兴复汉室”的口号再响亮，也敌不过“一顿饱饭”的诱惑。人心的离散，在百姓这里，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政治选择，而是最朴素的生存本能。
四、信念崩塌的终极表现：成都围城时的“无人死战”
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邓艾兵临成都城下，此时的成都仍有“兵三万，粮可支一年”（《三国志·后主传》注引），完全可以坚守待援。但刘禅最终选择投降，最根本的原因是“无人愿战”——朝堂上，谯周的“降魏论”获得压倒性支持；军队中，将士“逃亡者日夜不绝”；民间，“百姓安堵，市不改肆”，仿佛围城与己无关。
这种“集体冷漠”是人心离散的终极表现。荆州移民后裔不愿为“不再向往的中原”拼命，益州士族不愿为“排斥自己的政权”牺牲，普通百姓不愿为“填不饱肚子的朝廷”流血。当一个政权的各个群体都在“各寻出路”，它的灭亡便成了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