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深秋，成都城内已弥漫着萧瑟之气。当邓艾的军队穿过阴平小道直抵绵竹时，朝堂之上的争论不再是如何拒敌，而是“降”与“战”的最后辩驳。此时，曾在诸葛亮治下以“忠贞死节”闻名的蜀汉士大夫群体，竟有半数以上默然附和谯周的降策——这一景象，恰是蜀汉后期士风颓变的缩影。若深究蜀国灭亡的深层肌理，除却军事失利与资源匮乏，士林生态的崩坏实是动摇政权根基的隐秘推手。
一、从“荆州士林”到“益州本土”：权力结构失衡下的认同裂痕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主成都时，蜀汉的权力核心由三类人构成：随刘备辗转的“元从集团”（如关羽、张飞）、赤壁之战后归附的“荆州集团”（如诸葛亮、蒋琬），以及被迫臣服的“益州本土集团”（如李严、张裔）。诸葛亮执政期间，虽力行“亲贤臣，远小人”的用人准则，却始终未能彻底弥合不同群体间的裂痕——这并非出于主观偏私，而是政权合法性构建的必然选择。
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其政权合法性高度依赖对“兴复汉室”目标的坚守。荆州集团作为这一目标的主要推动者，自然占据了核心权力枢纽。据《三国志·蜀书》记载，诸葛亮执政时期，尚书令、护军、中领军等关键职位几乎全由荆州籍士人担任，益州本土士人多被安置在郡守、县令等地方职务，或从事经学传授等“清职”。这种权力分配模式在政权初建时可通过“北伐大义”凝聚共识，但当北伐屡屡受挫、“兴复汉室”的愿景渐趋渺茫时，隐藏的矛盾便逐渐浮出水面。
延熙年间（公元238-257年），随着荆州集团核心人物相继离世，益州本土士人的话语权开始抬头。但此时的权力交接并非平稳过渡，而是伴随着激烈的派系倾轧。姜维与费祎的“北伐之争”背后，实则是荆州军事集团与益州文治集团的路线冲突：姜维坚持诸葛亮的北伐策略，试图以军事胜利重塑政权合法性；费祎则主张休养生息，其支持者多为益州本土士人，他们更关注蜀地的民生与利益。这种冲突不仅消耗了蜀汉的国力，更使得士大夫群体逐渐分化为“主战派”与“主和派”，难以形成合力。
更致命的是，益州本土士人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始终薄弱。在他们眼中，蜀汉不过是外来势力建立的“客居政权”，其连年北伐导致蜀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严重损害了本土利益。谯周在《仇国论》中曾尖锐指出：“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这番话表面是讨论治国之道，实则暗含对蜀汉穷兵黩武的批判，以及对“小国寡民”安稳生活的向往。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力主投降，并非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代表了益州本土士人对“改朝换代”的默许——在他们看来，曹魏（或之后的西晋）作为“中原正统”，或许更能保障蜀地的稳定与利益。
二、“经学化”与“功利化”：士大夫精神内核的蜕变
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士林，曾以“儒法合流”为精神特质。诸葛亮本人“博览群书，留心世事”，既推崇儒家的“忠君爱国”，又强调法家的“赏罚分明”，这种务实与理想兼具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士人。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姜维“心存汉室，志继武侯”，他们虽能力有别，却都坚守着“以国事为重”的操守。
然而，到了蜀汉后期，士大夫的精神内核却发生了明显蜕变，呈现出“经学化”与“功利化”的两极分化。所谓“经学化”，是指部分士人将精力投入到繁琐的经学考证中，脱离现实政治。蜀汉的经学传统本承自两汉，尹默、来敏等学者曾以“通诸经史”闻名，但到了后期，经学研究逐渐沦为逃避现实的工具。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其学术成就虽高，却对国事缺乏担当。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使得士林逐渐丧失了“经世致用”的传统。
更危险的是“功利化”的蔓延。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部分士人不再以“德才”为立身之本，而是以“投机钻营”为晋升捷径。黄皓专权时期，这种风气达到顶峰。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凭借对刘禅的迎合与黄皓的勾结，竟能“权重于姜维”；阎宇“宿有功干，于事精勤”，却因依附黄皓而觊觎姜维的兵权。这些人的得势，不仅挤压了正直士人的生存空间，更扭曲了士林的价值导向——当“忠诚”让位于“权术”，“担当”被替换为“苟且”，整个士大夫群体的精神支柱便已崩塌。
姜维的遭遇最能体现这种蜕变。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姜维始终以“北伐”为己任，其“九伐中原”虽有穷兵黩武之嫌，却不失忠贞之志。但他在朝中却屡屡受挫：黄皓与其“相恶”，欲废其兵权；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为忠臣之后，却也“与维不协”，主张削其兵权。这种来自内部的掣肘，使得姜维不得不“屯沓中种麦，以避内逼”。当士大夫群体中的多数人不再支持“兴复汉室”的理想，甚至视其为“祸国之源”时，姜维的孤军奋战便注定了悲剧结局。
三、“君臣相疑”与“上下离心”：政治信任的彻底丧失
封建政权的稳固，离不开“君信臣，臣忠君”的政治信任。蜀汉前期，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相得”，成为千古美谈；诸葛亮与蒋琬、费祎之间，亦能“推诚相待，各尽其责”。但到了刘禅统治后期，这种信任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君臣相疑”与“上下离心”。
刘禅的昏庸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士大夫群体的“失责”亦难辞其咎。刘禅幼年丧父，长期处于诸葛亮的“辅政”之下，性格中本就缺乏主见。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虽能恪守臣道，却未能像诸葛亮那样对刘禅进行有效的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禅逐渐沉湎于享乐，对朝政日益懈怠。而黄皓等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正是利用了刘禅的昏庸与士大夫群体的“不作为”。
更严重的是，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相互猜忌，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信任的丧失。姜维与诸葛瞻的矛盾，不仅是军事路线的分歧，更是权力分配的争夺；谯周与陈祗的对立，反映了本土士人与外来士人的利益冲突。当朝堂之上充斥着“党同伐异”的算计，而非“同心同德”的协作时，整个政权的决策效率便大打折扣。以绵竹之战为例，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竟因“犹豫未决”而错失战机，最终兵败身死——这种决策失误，与其说是能力不足，不如说是长期政治内耗导致的“集体失语”。
当邓艾的军队兵临成都城下时，蜀汉朝廷的反应堪称“雪崩式崩溃”。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时，“或以为当降，或以为当奔南中，或以为当奔吴”，众说纷纭却无一人提出切实可行的抵抗方案。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君臣相疑”“上下离心”的必然结果：大臣们既不信任刘禅能领导抵抗，也不信任同僚能协同作战，更不信任蜀汉政权能渡过难关。最终，谯周的降策得以通过，与其说是谯周的“说服力”太强，不如说是士大夫群体对蜀汉政权的“集体放弃”。
四、历史的镜鉴：士风与政权存亡的深层关联
蜀汉的灭亡，常被归咎于“后主昏庸”“黄皓乱政”“姜维北伐”等直接因素，但从士风变迁的角度审视，其灭亡实是政权根基被逐渐侵蚀的结果。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集团的认同裂痕，导致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士大夫精神内核的蜕变，使得“忠君爱国”的理想被“明哲保身”的现实取代；政治信任的丧失，则让整个统治集团陷入“一盘散沙”的境地。这三重因素相互交织，最终使得蜀汉在曹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秦之亡，亡于“士不敢言”；隋之亡，亡于“士无定守”；明之亡，亡于“士大夫空谈误国”。士风的清浊，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政权兴衰的“晴雨表”。当士大夫群体能够坚守“经世致用”的理想，秉持“公而忘私”的操守，维系“君臣相得”的信任时，政权便能凝聚人心、克服危机；反之，当士风颓败、人心涣散时，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也难逃覆灭的命运。
蜀汉炎兴元年的成都之降，不仅是一个政权的终结，更是一段士风变迁的注脚。当谯周的降策被写入史册，当姜维的复国计划化为泡影，当刘禅的“乐不思蜀”成为笑谈，后世看到的，不仅是王朝更迭的沧桑，更是士大夫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迷失。这段历史警示我们：一个政权的稳固，从来不止于军事的强盛与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士风的清正与人心的凝聚——这，或许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