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街头巷尾，抗日的呼声从未停止。六月初，“废止内战大同盟”在沪成立，发起人里有教授、商人、工人，甚至还有一些退役的军官。他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少市民主动加入，举着标语牌在南京路游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专程从天津来上海，在大夏大学发表演讲，说：“国家都要亡了，还在打自己人，这是自寻死路！”
徐渊悄悄派何茂才给“废止内战大同盟”送去了一笔活动经费，还让旗下的报纸《沪江晚报》刊登了张伯苓演讲的节选。但他也知道，这种民间的呼声，在国民政府的高压下，显得格外脆弱。
六月下旬，公共体育场举办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上万市民自发前往，现场摆满了花圈，有人举着烈士的遗像，泣不成声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追悼会刚开了半个小时，大批军警就冲了进来，手里拿着警棍和水枪，驱散人群，还抓走了十几个带头的学生。徐渊的一个在上海求学的族侄徐康也去了现场，回来后对他说：“叔，我看见军警把一个老太太的花圈都踩烂了，还把学生往卡车里拖，太过分了！”
徐渊听着，手指紧紧攥着椅子的扶手，指节泛白。他知道，当局这么做，是怕民间的抗日情绪蔓延，影响他们的“剿共”计划。但这种压抑，就像火山下的岩浆，越压越烈，总有一天会喷发。那天晚上，他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远处军警巡逻的灯光，心里想：“南京的人，到底要把民众的心推到哪一边？”
文化界的动向，像是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下的压抑与反抗。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舆论，开始对文化界进行严厉的管控，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月报》刚创刊一期，就被查封，编辑部的门窗被贴上了“奉令查封，禁止入内”的封条；电影审查委员会也发布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说“抗日影片易引发民众过激情绪，不利于时局稳定”。
徐渊常去的一家书店，老板偷偷告诉他，最近很多进步书籍都被列为“禁书”，要是被军警查到，不仅书会被没收，老板还要被抓去坐牢。“连鲁迅先生的《呐喊》都不敢摆出来了。”老板叹着气说，“现在只能偷偷把书藏在柜台下面，有人要才拿出来。”
但压迫越重，反抗的声音就越响亮。六月底，上海文化界的两百多位知名人士，包括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里面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我们更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抵御外侮！”
这份宣言没有在任何报纸上刊登，却通过油印的方式，在上海的学校、工厂、租界里悄悄流传。徐渊是从何茂才手里拿到宣言的，他连夜读完，激动得睡不着觉——宣言里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第二天，他就让何茂才联系宣言的发起人之一、文化人郑振铎，表达了想提供资助的意愿。
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郑振铎一开始还很谨慎，直到徐渊拿出准备好的两万块银元，说：“这些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让你们能继续说话，让更多人知道真相。”郑振铎看着他，眼眶有些湿润：“徐先生，谢谢你。现在敢支持我们的人不多了。”徐渊摇了摇头：“该谢谢你们才对。战场上的士兵在流血，你们在纸上战斗，都是在为国家做事。”后来，这笔钱被用来购买了印刷设备，让《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得以印出更多份数，甚至通过洋行的关系，传到了国外。
面对六月的复杂局势，徐渊没有迷茫，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他知道，乱世之中，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洪流中站稳脚跟，甚至为国家保留一丝希望。
上次被日本黑龙会特务刺杀后，徐渊就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不亚于枪炮。六月初，他从天津请来一位曾在北洋政府做过情报工作的老人，让他负责重建自己的情报网。老人提出“三线布局”：一线盯日军，在上海的日军兵营、领事馆周边安插眼线，收集日军的兵力调动、武器装备情报；二线盯国民政府，通过与南京官员的私人关系，打探“剿共”进展和对日政策；三线盯社会动态，在学校、工厂、商会里发展信息员，及时掌握民众的情绪和社会思潮。
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传递，徐渊还专门让人在公馆里建了一个秘密电台，由专人负责收发报。每天晚上，他都会和情报负责人一起分析当天的情报，从日军巡逻舰的航线变化，到南京官员的私下谈话，再到上海学生的游行计划，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有一次，情报显示日军可能会对上海的华商工厂进行“检查”，徐渊立刻通知旗下的工厂，提前将重要的图纸和设备转移到租界内，避免了损失。“情报就是先机。”他对情报负责人说，“多知道一点，就能多准备一点，少受一点损失。”
六月中旬，徐渊亲自去了一趟重庆，考察新厂区的建设情况。重庆多山，易守难攻，而且远离沿海，日军的舰炮和飞机难以直接打击，是理想的大后方。他在重庆待了三天，每天都泡在工地上，看厂房的地基打得牢不牢，看机器的安装进度快不快，还和当地的官员谈妥了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
回来后，他立刻召开会议，要求加快产业转移的最后一步：将上海总厂的技术骨干全部派往重庆、湖南的新厂区。一开始，有些工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担心家人和生活。徐渊亲自去工厂和工人谈话，说：“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家，但上海不安全，日军随时可能再打过来。把工厂搬到重庆，不仅是为了保住我们的产业，更是为了将来能造出更多的枪炮，把鬼子赶出去，让大家能安安稳稳地回家。”他还承诺，会给工人提供安家费，还会安排家属的住宿和孩子的上学问题。工人们被他的诚意打动，纷纷同意前往西南。到六月底，徐渊旗下的核心产业已基本完成转移，为未来的长期抗战打下了工业基础。
经历了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徐渊彻底明白，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一方身上。六月里，他一边暗中资助东北义勇军，一边与国民政府内主张抗日的将领保持联系——其中一位是驻守在上海周边的实力派，两人通过私人关系，多次见面讨论抗日策略，徐渊还承诺，将来如果需要，会为他的部队提供武器和物资支持。
同时，他也没有忽视中共的力量。虽然他与中共没有直接接触，但通过文化界的关系，他了解到中共一直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在江西的“赤区”里，实行了很多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政策。他明白，这支力量虽然目前规模不大，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或许会成为未来抗日的重要力量。因此，他让何茂才多关注中共的动态，收集相关的资料，“不管将来怎么样，多了解一点，总是没错的”。
这种“多线下注”的策略，在当时看来有些冒险，但徐渊有自己的想法：“乱世之中，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多结一个朋友，多留一条后路，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徐渊一直坚持国术修炼，随着局势的紧张，尤其是形意拳练的更加频繁。六月的上海虽然闷热，但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公馆的花园里练一个小时拳，扎马步、打拳、练化劲，一招一式都不含糊。杜心五曾告诉他，化劲巅峰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让人在混乱中保持冷静——拳术练到极致，心也会变得沉稳。
法租界依旧维持着表面的繁华，但徐渊深知，这份安宁已是无根之木。《淞沪停战协定》如同一把枷锁，不仅束缚了中国军队的手脚，更让日军得以合法地在上海立足，虹口、杨树浦等地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威胁近在咫尺，徐渊不能再将家人的安危寄托于租界那脆弱的“中立”之上。迁往重庆，已是刻不容缓的战略决策。
他铺开地图，目光坚定，开始部署行前最关键的一步——对上海和南京核心不动产的处置。这些地方不仅是价值连城的资产，更是徐家在两地的象征，处理起来必须万分谨慎，既要保证资产安全，又不能引起过多注意，尤其是日本人的警觉。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徐公馆这栋见证了徐家崛起、承载了无数记忆的宅邸，是处置的重中之重。徐渊并不打算变卖，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潜在的秘密据点。
他决定留下最忠诚、最谨慎的管家周培劳作为总负责人。周管家服务徐家数十年，对徐渊忠心不二，且熟悉上海三教九流，能有效应对各种局面。同时，留下一支精干的小型护卫队，由一名老成持重的队员带领，负责日常安保，但规模大大缩小，以避免招摇。
徐公馆将对外宣称“徐先生举家赴内地考察实业”，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宅邸内部将进行改造，设置隐蔽的密室、紧急通道和物资储备点，囤积一定数量的武器、药品、现金和无线电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获得）。它将成为徐家在上海的一个秘密信息中转站和应急避难所。
周管家会定期维持与法租界巡捕房、少数关键邻居的必要社交，保持宅邸“正常有人居住”的表象，但谢绝大部分访客。重要的邮件和电报，将通过加密渠道转往重庆。
徐渊会通过德籍律师汉斯·穆勒，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将房产的部分法律监管权委托给一家信誉良好的瑞士信托机构（利用其中立国身份），确保即使发生最坏情况（如租界沦陷），房产也不至于被日方轻易强占。
颐和路126号花园别墅将成为政治中心的观察前哨，南京作为首都，政治意义特殊。这处别墅的位置和价值，决定了它不能简单关闭了事。
徐渊计划将这处别墅转变为“徐氏企业驻南京办事处”。他将派遣一位精明能干、擅长交际的经理团成员常驻，名义上是处理徐家在华东地区的业务残局和联络事宜。
驻守人员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南京是国民政府中枢，各类消息灵通。此处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节点，负责观察政府动向、派系斗争以及日军对南京的潜在威胁，定期向重庆汇报。
别墅将用于维持与南京政府内部那些主张抗日或与徐渊有旧谊的官员的非正式联系。这种联系在未来可能至关重要。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徐家人偶尔（在相对安全时）返回华东地区的一个临时落脚点。
同样，房产的法律手续会通过穆勒律师处理妥当，确保其所有权清晰，免受战时混乱的影响。
这样的安排是经过徐渊深思熟虑的结果，没得办法，国家积贫积弱，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