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委调解室的金属门被推开时，小李和小王的蓝色外卖制服上还沾着晨露——两人刚送完早高峰的单子，就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车筐里还放着没来得及送的午餐。小王攥着皱巴巴的调解方案，手指在“一次性支付加班费3.2万元”那行字上反复摩挲，语气带着难掩的犹豫：“陈律师，要不……我们就按平台说的来？我妈还在医院等着交押金，这3.2万至少能解燃眉之急，社保以后再说也行。”
小李立刻拽了拽他的袖子，急得涨红了脸：“不行！社保是我们的保障，现在不争取，以后老了怎么办？平台就是想用钱打发我们，我们不能妥协！”
陈砚看着两人对立的神色，心里清楚这是调解阶段最关键的矛盾点——部分骑手因眼前的生计压力想让步，而坚持长远权益的骑手则担心妥协后再无机会。他将调解方案推到两人面前，指着“不认定劳动关系、不补缴社保”的条款说：“你们先别急，我们来算笔账。小王，你今年32岁，要是平台补缴两年社保，以后看病能报销，退休了还有养老金；要是只拿3.2万，看似能交医药费，可社保断缴的亏空，以后补起来要花更多钱，甚至可能补不了。”
他顿了顿，拿出手机调出当地社保政策：“而且根据《社会保险法》，社保是强制性缴纳的，就算你们现在同意‘不补缴’，以后也能随时要求平台补缴，平台根本躲不掉。现在妥协，反而让他们占了‘既不认定关系，又暂时不用出钱’的便宜。”
小王沉默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制服袖口。他想起昨天医院的催款单，又看着手机里母亲苍白的脸，心里像被两股力量拉扯。小李看出他的难处，轻声说：“小王，我知道你急用钱。要不这样，我的加班费先借你一部分交医药费，我们一起等平台同意补缴社保，好不好？”
小王猛地抬起头，眼眶瞬间红了：“真的吗？可是……你的钱也要给家里寄啊。”
“家里那边我已经说好了，晚两个月寄没关系。”小李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既然一起维权，就不能让你一个人难住。”
看着两人和解的样子，陈砚心里松了口气。他立刻拿起手机，拨通速达外卖法务的电话，语气坚定却不失协商的余地：“关于骑手案的调解，我们有两个新诉求：第一，平台需书面确认与小李、小王的劳动关系；第二，社保分12期补缴，每期补缴金额从平台当月利润中优先划扣；第三，加班费3.2万不变，但需在调解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用于小王母亲的医药费。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我们将放弃调解，继续走仲裁程序。”
电话那头的法务沉默了几秒，语气明显软化：“我需要跟总部汇报，特别是‘社保分期补缴’和‘优先划扣利润’这两条，涉及公司财务流程，可能需要董事会讨论。这样，我明天给你答复，行吗？”
“可以，但请你们尽快。”陈砚补充道，“小王的母亲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拖延。另外，我要提醒你们，要是调解失败，仲裁委很可能会采信我们提交的‘强制派单记录’和‘跨区域配送证据’，最终判决结果对平台更不利。”
挂了电话，陈砚将情况告知小李和小王。小王紧紧握住小李的手，声音哽咽：“谢谢你，也谢谢陈律师。要是能补缴社保，还能拿到加班费，我妈就能安心做手术了。”
第二天下午，速达外卖法务果然打来电话，带来了好消息：“总部同意你们的调解方案，但有个附加条件——劳动关系确认书里要注明‘双方基于调解自愿确认2022年至2024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追溯其他权益’。另外，社保分期补缴的协议需要去社保局备案，确保双方都不能反悔。”
陈砚立刻联系社保局，确认备案流程。工作人员表示：“只要双方签订《社保补缴分期协议》，并提交平台的财务担保文件，就能备案，备案后平台若逾期不缴，我们会直接从其银行账户划扣。”
解决了备案问题，陈砚立刻组织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签约当天，速达外卖的法务带着盖章的文件来到律所，小李和小王也特意请了半天假，穿着干净的衣服准时到场。当小王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忍不住微微发抖——从最初担心“维权无果”，到现在不仅能拿到加班费，还能确认劳动关系、补缴社保，这半年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
签约结束后，速达外卖法务主动伸出手，对陈砚说：“说实话，一开始我们觉得你们肯定会妥协，没想到你们能坚持到现在，还拿出了这么充分的证据。这次调解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以后会规范骑手的用工管理，避免再出现类似纠纷。”
陈砚握住他的手，笑着说：“其实调解不是谁赢谁输，而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平台规范用工，骑手保障权益，这才是长远之道。”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当天晚上，陈砚收到老秦发来的消息：“赵律师最近在联系其他外卖平台的法务，好像在收集‘微光公益小组’处理骑手案的材料，还说要‘联合平台抵制你们的公益维权’，你们要小心。”
陈砚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没想到，赵律师不仅没放弃，还想联合其他平台打压公益团队。他立刻召集团队会议，提醒大家：“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平台的阻力，甚至可能被联合抵制。但只要我们坚持用证据说话，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就不怕他们的打压。小张，你继续整理骑手案的调解经验，形成《灵活就业者维权操作指南》，以后再遇到类似案件，就能更快推进；小刘，你联系总工会，看看能不能推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专项行动’，借助官方力量扩大影响力，减少平台的抵制空间。”
小张和小刘立刻点头，开始行动起来。陈砚看着团队成员们忙碌的身影，心里默默盘算着——虽然赵律师的联合抵制会带来新的挑战，但骑手案的调解成功，已经为灵活就业者维权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也让更多骑手看到了希望。只要继续坚持“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撑腰”的初心，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让“微光”照亮更多维权之路。
此时的赵律师办公室里，他正对着几名外卖平台的法务，手里拿着“微光公益小组”的调解协议复印件，语气带着煽动：“陈砚的团队现在越来越难对付，这次要是让他们把骑手案的模式推广开来，以后我们所有平台的用工成本都会增加。不如我们联合起来，以后只要是他们团队接的灵活就业者维权案，我们都统一‘不调解、不妥协’，逼他们知难而退。”
一名平台法务犹豫道：“可是要是闹到仲裁或法院，我们不一定能赢，反而会影响公司形象。”
“怕什么？”赵律师冷笑一声，“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修改用工协议，把‘合作关系’的条款写得更隐蔽，再找专业的律师团队准备证据，就算陈砚有经验，也未必能赢。而且只要我们统一战线，他们的公益团队就会因为‘案件积压’而无法推进，用不了多久就会撑不下去。”
其他平台法务互相看了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一场针对“微光公益小组”的联合抵制，正在悄然酝酿。而陈砚和他的团队，还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来自整个行业的阻力，但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只要正义需要，再难的路，也会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