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铁门在王勇身后“哐当”一声关上，将那弥漫着烟味、疾病和冰冷供述的空气隔绝在内。走廊里相对清新的空气涌入肺叶，却没能带来丝毫轻松，反而像沉重的铅块，压在胸口。
冯建国，或者说“病人”，已经被另外两名同事押往临时羁押室。他走得很平静，甚至在被带离时，还对着王勇和李振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告别，又像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确认。那份刚刚由他亲笔签名、按上红色指印的审讯笔录，此刻正被王勇紧紧攥在手里，薄薄的几页纸，却重逾千斤。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沾染着血腥和疯狂。
王勇靠在冰凉的墙壁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他从事刑警工作二十多年，自认见识过足够多的人性阴暗面，但像冯建国这样的，是头一遭。
那不是纯粹的恶，也不是复仇的狂热，而是一种混合了绝望、病痛、自我实现的诡异平静，一种建立在自身生命倒计时基础上的、对他人命运的肆意审判。这种冷静的疯狂，比任何冲动犯罪都更令人心悸。
他几乎是凭着肌肉记忆，从皱巴巴的烟盒里摸出两支烟，一支叼在自己嘴上，另一支递给了旁边脸色煞白、眼神还有些发直的徒弟李振。
李振机械地接过烟，手指尖冰凉，甚至有些不易察觉的颤抖。他试图将烟塞进嘴里，试了两次才成功。王勇“啪”地按动打火机，橘黄色的火苗跳跃着，先给李振点上，然后才点燃自己的。
两人靠在墙上，谁也没有说话，只是贪婪地、深深地吸着香烟。尼古丁涌入肺部，带来一丝短暂的麻痹和慰藉，却无法驱散心头那浓得化不开的阴霾。烟雾在走廊顶灯下缭绕，将两人疲惫而沉重的面容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
走廊尽头传来其他同事隐约的说话声、电话铃声，那是警局日常的喧嚣，此刻听来却显得格外遥远和不真实。他们所在的这一角，仿佛被冯建国带来的死亡阴影单独隔绝开来。
终于，李振狠狠吸了最后一口，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用力碾灭，仿佛碾灭的是某种令人烦躁的情绪。他抬起头，看向身旁烟雾缭绕、眉头紧锁的师父，声音带着一种经历巨大冲击后的沙哑和迷茫：
“师父……这个案子，到最后……会怎么办？”
王勇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吐出一个浓密的烟圈，看着它悠悠荡荡地上升、变形、最终消散在空气里，如同冯建国那即将走到尽头的生命。他又吸了一口，才用一种混合着极度疲惫和看透世事的淡漠语气，开口说道：
“怎么办？”他嗤笑一声，笑声里没有半分暖意，“不了了之呗。”
“不了了之？！”李振像是被针扎了一下，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愤怒和不解，“怎么会这样？！他杀了人！伤了人！证据确凿，他自己也全都承认了！白纸黑字，签字画押！怎么能不了了之？！”
他年轻的胸膛剧烈起伏着，法治的信念和刚才亲历的罪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如果这样的罪行都能不了了之，那他们这些警察拼死拼活、追查证据，意义何在？
王勇转过头，看着徒弟那双因为激动而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他知道李振在想什么，他年轻时也曾这样坚信过法律的铁拳能粉碎一切罪恶。
“不然呢？”王勇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像冰冷的锥子，一点点凿碎李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了，医生开的诊断证明，他刚才也说了，胃癌三期。而且，他现在还喝了那么多酒，有没有一个月，都他妈难说。”
他顿了顿，让这个残酷的事实沉淀一下。
“司法程序，不是过家家。逮捕，审讯，指认现场，证据固定，检察院审核，提起公诉，法院排期开庭……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就算一切顺利，没有任何波折，几个月都挡不住。你觉得，他等得到开庭那一天吗？”
李振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无话可说。时间是最大的障碍，对一个生命按天计算的人来说，司法程序显得如此冗长和奢侈。
“而且，”王勇继续用他那冷静到近乎残酷的语气分析着，“就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胃癌晚期，还伴有大量饮酒后的身体损伤，看守所那边，百分之百不会接收。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大概率，直接给他办理保外就医，让他死在医院里。”
“可是……他承认了！他是凶手！”李振不甘心地强调着那份笔录。
“承认了有什么用？”王勇反问道，“只要一天没有经过法院的审理判决，没有那一纸盖着法院红章的判决书，他在法律上，就永远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他的供述，只是证据链的一部分，但不是定罪的最终依据。”
他看着李振，一字一句地说道，像是在给他上最后一课：
“一个死人，又怎么可能被定罪呢？”
“死人……定罪……”李振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词，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席卷全身。他明白了师父的意思。法律程序是为活人设置的，它的威严和惩戒，无法施加于一具冰冷的尸体。冯建国正是利用了自己将死这一点，完成了他所谓的“最后一件大事”，然后，他将从容地、或者说，是法律程序被迫允许他，逃脱人间的审判。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在说谎？”李振几乎是带着最后一丝希望，问出了这个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问题，“他的癌症，他的那些供述……有没有可能是编造的？”
王勇看了李振一眼，那眼神复杂，有理解，也有一种“你该长大了”的意味。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淡淡地反问道：
“你觉得……像吗？”
像吗？
李振的脑海里瞬间闪过审讯室里的画面——冯建国那病态苍白的脸色，提到癌症和酒时那种认命般的平静，描述杀人细节时逻辑清晰、细节详实，甚至带着一种古怪的“严谨”和“审慎”。那种深入骨髓的冷静，那种对自身命运和他人生死的漠然，根本不是能演出来的。
他颓然地摇了摇头，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不像，一点都不像。冯建国说的，极大概率就是冰冷的事实。
王勇将手里早已燃尽的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用力碾灭，仿佛要将所有的烦躁和无奈都碾进这水泥地里。
“走吧，”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因为长时间审讯而有些佝偻的脊背，语气重新变得务实甚至带着一丝急切，“别愣着了，快点干活去！”
他一边说着，一边已经迈开步子，朝着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区域小步快跑起来。
“我们最好祈祷，”他的声音随着跑动传来，清晰地钻进李振的耳朵里，“那个导员李静，还有张倩，命够硬，能挺过来！”
李振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冯建国供述的罪行里，孙婷婷已死，这是命案。如果李静因为拔舌导致失血过多或其他并发症死亡，如果张倩重伤不治……那就是三起命案！三起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命案！而主犯，却可能因为死亡而无法被定罪结案……
“不然，发生了三起，不，可能是三起无头命案，”王勇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已经跑到了走廊转角，“我们局里今年的考核……怕是要垫底了！”
考核垫底。这听起来有些荒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担忧，此刻却显得如此真实和迫切。在巨大的、无法用法律彻底惩戒的罪恶面前，基层民警有时不得不先面对这些更具体、更现实的压力。
李振站在原地，看着师父略显仓促的背影消失在转角，耳边还回响着“考核垫底”的话。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和撕裂。一边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和即将逍遥法外的凶手，另一边是警局考核、破案率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指标。
他猛地打了个寒颤，仿佛走廊里的穿堂风瞬间吹透了他的警服。他不敢再深想下去，用力甩了甩头，像是要把那些混乱的思绪甩出去。然后，他迈开还有些发软的腿，朝着师父消失的方向，也小跑着跟了上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核实冯建国的供述，定位李静和何审判长的位置，组织救援（如果还来得及），勘查现场，固定证据……无论最终的司法结局如何，此刻，他们必须按照程序，把这一切做完。
只是，那份深深的无力感和笼罩在心头关于程序与正义的阴云，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