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日常里的他
周末的午后，阳光把世纪广场的地砖晒得发烫。我踩着树荫慢慢走，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广场舞旋律——是《最炫民族风》，节奏欢快得和当年一模一样。顺着声音望去，一群穿着亮色运动服的阿姨正跟着节拍扭动，队列整齐，笑容灿烂。我站在原地没动，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广场东侧的老槐树下——那里曾是他固定的位置，藏着他为跳舞偷偷练习的小秘密，也藏着一段他跟我念叨过的往事。
他以前最爱来这儿跳舞。退休后的那几年，每天吃完晚饭，他都会换上那件藏蓝色的运动外套，揣着老年机，踩着点往广场走。可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总怕跳得不好被人笑话，就把“练习场”搬回了自家院子。我好几次傍晚回家，隔着院墙就听见他哼着舞曲，调子忽高忽低，却格外认真。推开门一看，他正站在院子中间，手臂微微弯曲，像真的牵着舞伴的手一样，脚步跟着哼出的节奏慢慢挪动。有时手臂挥得太用力，差点碰到晾衣绳上的衣服；有时脚步没踩准，自己还会笑着摇摇头，重新调整姿势。
后来他终于敢去广场跳了，有天晚上跳完舞回来，刚进门就拽着我坐在院子的石凳上，手里还攥着那瓶没喝完的茶水，语气里带着点“这事你得听听”的认真。“今天碰上个怪事，”他先抿了口茶，才慢悠悠开口，“跟我搭了两天的舞伴，连着绕弯子跟我借钱，一会儿说孩子上高中交资料费，一会儿又说老伴儿不舒服要拿药。”
我当时正低头玩着手机，随口接了句：“那你没借吧？”他立刻摆手，手指还轻轻敲了敲石凳，像是怕我不信：“我哪敢啊！我跟他说‘老哥，你可别逗我了，我家哪轮得到我管钱？工资卡都在孩子手里，我兜里就十块八块买菜的零钱’。”说着他自己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后来那人就不找我搭话了，也不跟我跳舞了。”
笑完他又叹了口气，把茶杯放在石桌上，指尖摩挲着杯沿的花纹：“不是我小气，你想啊，我要是真借了，钱能不能要回来另说，你妈准得跟我闹好几天——上次我给你姥姥买了件棉袄，她都念叨我没跟她商量。”他抬头看了看我，语气软下来，带着点过来人的感慨：“再说了，借出去的是信任，万一收不回来，可不是伤心嘛？现在社会上这种事还少？你以后在外头也得记着，别轻易把钱借给不熟的人。”我那时候年纪小，没把这话往心里去，还笑着吐槽他“想太多”，他也不反驳，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夜色里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记得晚风把他的话吹得轻轻的，落在我耳边。
离开世纪广场，我沿着大庆路往洛阳石化的方向走。阳光把路面晒得发亮，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在风里轻轻晃，晃得我想起从前——他在绿化队工作那些年，这条路上的每一处绿植，几乎都沾过他的汗水，还有他总带在身边的三样“老伙计”：磨得发亮的锄头、刀刃锋利的花剪，还有那台沉甸甸的油锯。
他用工具时，总把“仔细”二字刻在骨子里。就说用油锯吧，每次启动前，他都会从工具包掏出蓝色的纱布口罩戴上，带子在耳后系得紧紧的，说“锯末子飘进肺里不好，得把自己护好”。锯树时更小心，只要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哪怕离得还远，他也会立刻关掉油锯，回头看一眼，等行人走远了才重新启动。有次我路过他干活的地方，正好看见一位奶奶牵着刚放学的孙子经过，他立马停了手，笑着朝祖孙俩喊：“您娘俩稍微走快点，我这清理树枝呢，怕灰飘到孩子身上！”奶奶连声道谢，他摆摆手，等人家走出去十几米，才重新拿起油锯，动作轻了不少，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用锄头的时候，他更是爱惜得紧。每次松土或者除草完，不管多累，他都不会随手把锄头扔在一边，总会在路边找块平整的瓦块，蹲下来，用瓦块的边缘轻轻刮锄头上的泥土。瓦块蹭过铁面，发出“沙沙”的轻响，他的动作慢而细致，连锄头根部的缝隙都不会放过，直到锄头上看不到一点泥印，才把锄头扛在肩上往回走。有次我问他“干嘛这么较真”，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铁器怕锈，把泥弄干净，下次用才顺手，工具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才给你出力。”
他对工具的上心，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绿化队的仓库里，总堆着些坏了的农具——断了柄的花剪、卡住的油锯、松动的锄头，别人都觉得这些是“废品”，他却当宝贝。一到下雨天或者冬天下雪，没法去户外干活，同事们都在休息室聊天喝茶，他却揣着螺丝刀、扳手往仓库跑，一待就是一下午。断了的花剪，他会找块新的木柄，一点点打磨光滑，再用铁丝牢牢绑紧；卡住的油锯，他会拆开零件，用煤油仔细清洗，再重新组装；锄头柄松了，他就往缝隙里塞点木楔，敲实了，比新买的还结实。
时间长了，同事们都知道“有问题找老杨”。有次队里的油锯坏了好几台，眼看要耽误给路边的雪松修枝，队长急得转圈，他主动留下来，加班到晚上八点多，愣是修好了三台。第二天上班，同事们围着他直夸：“老杨你真是个宝！咱们队里少了你可不行！”“这些活平时没人愿意干，也就你肯下这功夫，做得还这么到位！”他听了只是嘿嘿笑，挠挠头说“都是顺手的事”，转身又拿着修好的花剪去修剪花坛里的冬青了。我后来听他同事说，每次评先进，大家都先提名他，说他不仅活干得好，心还细，跟他一起干活，心里踏实。
走着走着，就到了洛阳石化的大门口。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穿着工装的员工从门里进出，热闹得像当年一样，只是再也看不到那个背着工具包、拎着蓝色水杯的身影，也再也听不到他打来的、让我送水杯的电话。
我想起他在这里上班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推着那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装满工具的帆布包，锄头把、花剪柄从包里露出来，车把上总挂着一个深蓝色的搪瓷水杯——杯身印着“洛阳石化”的字样，边缘磕掉了一块瓷，是他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每天出门前，他都会拿着水壶，把水杯灌得满满当当，拧紧盖子才放心，可偶尔还是会忘。
有段时间，他总在上午十点多给我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的急促，还夹杂着远处油锯的嗡鸣声或锄头碰撞地面的轻响：“孩子，爸今天又忘带水杯了，你要是在家，能不能给我送过来？”一开始我还会在电话里抱怨：“爸，你怎么老忘啊？自己的东西都不上心！”电话那头他只会嘿嘿笑，连声说“忙忘了，忙忘了，下次肯定记着”。
次数多了，我心里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直到有一次我骑着车把水杯送到石化门口，远远就看见他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花剪给月季修剪残枝，指尖沾着泥土，袖口也蹭了不少草屑。看到我来，他赶紧放下花剪，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快步跑过来接水杯，手指碰到杯壁时，我才发现他的手带着点凉意——应该是刚给花浇完水，没来得及擦。他拧开杯盖喝了一大口，又把杯子紧紧攥在手里，笑着说“还是我家孩子贴心”，说完就匆匆跑回花坛边，拿起花剪继续干活，连让我多待一会儿的功夫都没有。
那时候我才突然愣住，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以前总觉得他忘带水杯是粗心，却从没想想他每天要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围着大庆路和各个社区的绿植转，用锄头松土、用花剪修枝、用油锯处理枯枝，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也从没在他晚上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时，主动接过他手里的工具包和空水杯，给他倒一杯温热的水。现在每次看到家里的搪瓷杯，我都会下意识地往里面加满水，仿佛他下一秒就会推门进来，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拿着花剪，笑着说“还是孩子贴心”，可转身却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
从石化回来，我回了老房子。打开门，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是他常用的那瓶茉莉花香皂的味道，淡淡的，却格外亲切。墙角还放着他当年用的帆布工具包，里面的锄头、花剪都还在，锄头把被他握得光滑，花剪的刀刃上还能看到细微的使用痕迹，我轻轻摸了摸锄头把，仿佛还能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
我轻轻推开他的房间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张老旧的木床上。床是他和母亲结婚时买的，床头的木头上刻着简单的花纹，床垫有些凹陷，是他睡了几十年压出来的形状。以前每天早上，他都会早早起床，叠好被子，把枕头摆得整整齐齐。晚上看完电视，他会坐在床边，揉一揉因为握锄头、举花剪而酸痛的胳膊，然后慢慢躺下，打开床头的小台灯，看一会儿报纸。有一次我生病，晚上发烧，他就坐在床边守着我，时不时用手摸我的额头，给我盖好被子。我迷迷糊糊中，能感觉到他的手很温暖，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现在床上铺着干净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可我总觉得，他还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我走到书桌旁，拉开椅子坐了下来。这是他常坐的凳子，木质的椅面被他坐得光滑，边缘有些磨损，却很结实。我刚坐下，就想起小时候，他常坐在这张凳子上，教我写作业。我趴在书桌上，他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铅笔，一笔一划地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他的手很大，握着我的手，慢慢写，嘴里还念叨着“横要平，竖要直”。有一次我写不好，急得哭了，他就放下笔，把我抱在怀里，说“别急，慢慢来，爸爸陪着你”。现在我坐在这张凳子上，能感觉到椅面传来的微弱温度，就像他还坐在我身边，用温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
房间里很安静，阳光慢慢移动，照在书桌上的相框上。相框里是他的照片，穿着藏蓝色的外套，肩上扛着锄头，笑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看着照片，突然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原来他从没有离开过，他藏在世纪广场的广场舞旋律里，藏在石凳上那句关于“信任与伤心”的叮嘱里，藏在大庆路两侧被他用锄头松过土、用花剪修过枝的绿植里，藏在同事们那句“老杨是个宝”的称赞里，藏在洛阳石化门口那辆挂着水杯、绑着工具包的自行车影里，藏在我后来每一次主动加满水的搪瓷杯里，也藏在那张老旧的木床、带着温度的凳子上，藏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陪着我，走过一天又一天。
我轻轻抚摸着凳子的扶手，就像小时候他抚摸我的头一样。那一刻，我知道，他的温暖和叮嘱，会一直留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