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不该沾的“人情钱”
那时候杨卫国还没进元宝厂，在镇上开了家小超市，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也算安稳。孩子刚上小学四年级，数学老师叫苏瑞——三十来岁，戴副细框眼镜，说话总带着温温柔柔的笑意，常跟杨卫国夸：“你家娃脑子灵，解题思路比别的孩子清楚，好好培养准有出息。”
一来二去，两家因孩子学习的事走得近了些：苏瑞下班顺路，会帮杨卫国带包盐、捎瓶酱油；杨卫国也记着这份情，教师节或过节时，会给苏瑞的孩子塞袋进口水果糖，或是搬箱牛奶送过去，算不上贵重，却是份心意。
苏瑞的老公叫江一博，是个游手好闲的主儿，平时没正经工作，总爱往杨卫国的超市凑。每次来都斜靠在收银台旁，夹着烟拍杨卫国的肩膀，语气里带着点羡慕：“卫国，你这生意做得红火，比我天天瞎晃强多了。”杨卫国每次都笑着打哈哈，心里却对江一博没什么好感——总觉得这人眼神飘移，说话没个准头，透着股不踏实的劲儿。
有天晚上快关店时，江一博又来了，还拎着瓶包装简陋的白酒，非要拉着杨卫国在店里喝两杯。酒过三巡，江一博脸涨得通红，眯着眼凑到杨卫国跟前：“卫国，我看你这店还能再扩个货架，进点零食饮料啥的。我这儿有3万块闲钱，放你这儿周转，不用算利息，年底你给我搞包烟钱就行——咱这关系，还能让你吃亏？”
杨卫国心里当时就犯了嘀咕，手里的酒杯顿了顿：“一博，我这店现在周转得过来，真不用麻烦你。”可江一博却摆着手，一副“你别跟我客气”的热情样子，硬要把这事定下，杨卫国没好再驳面子，只能先含糊应着。
回家后，杨卫国跟媳妇席志瑞说这事。席志瑞正坐在灯下给孩子缝校服扣子，闻言抬头皱了眉：“我总觉得江一博不靠谱，你没看他每次来都盯着收银台的钱匣子？咱跟他也就算‘认识’，远没到能随便借几万块的份上，这钱咱不能沾，免得日后惹麻烦。”杨卫国点头附和：“我也是这么想，明天我就找他说清楚，把话撇干净。”
可没等杨卫国开口，第二天江一博就拎着个黑色塑料袋，直接把钱送进了店里。当时杨卫国去批发市场进货了，只有席志瑞看店，她拦都拦不住，江一博硬把塑料袋塞到她手里：“嫂子，这钱你先收着，卫国要是跟你说啥，你就当是我的心意！咱都是熟人，还能信不过我？”
席志瑞拿着沉甸甸的塑料袋，站在摆满零食的货架旁犯了难。晚上杨卫国回来，两人商量到半夜，席志瑞叹了口气：“现在把钱送回去，他肯定觉得咱不给面子，说不定还得背后说咱坏话。要不先放着，过三天我取3万块现金，让小花给送回去，就说店里最近回款了，不缺钱周转，这样也不得罪人。”杨卫国没别的办法，只能应下这个折中方案。
三天后，店里的员工刘小花按照交代，拿着3万块现金去找江一博。刘小花是个二十出头的实诚姑娘，扎着马尾辫，做事向来认真。她想着店里有监控记录自己取了钱，又是老板亲口吩咐的事，便没让江一博打欠条，只看着江一博把钱塞进了口袋，确认他说了“收到了，你回去跟你老板说一声”，才放心地回了店。
谁知道半年后，一张法院传票直接寄到了家里——江一博起诉了他们夫妇，说当年给了他们5万块投资款，现在超市盈利了，却拒不归还本金和分红，要求他们连本带利赔偿10万块。
杨卫国当时气得手都抖了，拿着传票冲进法院，跟承办法官苏志鹏急声解释：“法官，我们只收过他3万，而且三天后就还回去了！店里有员工作证，当时取现金的监控我们也想调，可超市的监控只保存三个月，早就覆盖了！”
苏志鹏却板着脸，指了指江一博提交的“证据”——一张手写的“收条”，上面写着“今收到江一博投资款5万元”，落款是杨卫国的名字，可那字迹歪歪扭扭，跟杨卫国的笔迹差了十万八千里，明显是伪造的。杨卫国急得拍桌子：“这不是我写的！是他伪造的！”苏志鹏却冷冷反问：“那你们有证据证明还了3万吗？空口无凭，不能作数。”
他们让江一博拿出5万块的银行存取款记录，江一博支支吾吾，只说“钱是家里攒的现金，没有转账记录”；他们让刘小花去作证，苏志鹏却打断她的话，说“你是杨卫国的员工，证词有偏向性，不能采信”。
后来他们才从镇上熟人嘴里打听出来，苏志鹏跟江一博是远房表亲，江一博起诉前，还拎着烟酒去苏志鹏家“拜访”过。最终，苏志鹏罔顾事实，判他们败诉，要求他们15天内连本带利归还江一博6万块——美其名曰“5万本金加1万利息”。
判决书下来还没10天，江一博就向法院提了强制执行申请，要扣他们超市的货款，还要冻结席志瑞在社区当保洁的工资卡。那段时间，杨卫国夫妻俩天天跑法院申诉，店里的生意根本顾不上，货架上的货卖空了都没来得及补，老顾客渐渐都去了别家，原本红火的小店一天天冷清下来。
最后没办法，杨卫国只能咬牙把超市低价转让给了镇上的熟人，凑了6万块还给江一博。一家人揣着仅剩的几千块积蓄，灰溜溜地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镇子，辗转来到城里。他托人找关系，进了元宝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席志瑞在餐馆找了份洗盘子的活；孩子也转去了城郊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原本安稳的日子，就因为那笔“不该沾的钱”，彻底被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