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攥着刀坐在床沿，指腹反复蹭过刀柄上的胶带——前两晚做噩梦时把胶带蹭松了，今早特意重新缠了三圈，指尖蹭过胶带粘性面时，留下几道若有若无的红印，直到那紧绷感重新裹住掌心，才敢停下。窗外的天刚蒙蒙亮，巷口传来清洁工扫地的“沙沙”声，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响动像细针，扎得我心里发慌。我赶紧拉上窗帘，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晰，生怕那道缝隙里会突然探进一双眼睛。
桌上摆着昨晚从超市买的面包，硬得能硌出牙印，我咬了一口就扔在一边，面包渣落在满是污渍的桌面上，和之前烧衣服的灰烬混在一起。脑子里反复闪回刘老头发现陈婷尸体时的尖叫，还有警察挨家挨户敲门的脚步声，那些声音缠在一起，像蛛丝一样裹住我的喉咙，让我喘不过气。我摸出藏在怀里的身份证，塑料卡片边缘有点磨手，照片上的女人在笑，嘴角有个浅浅的梨涡，可一想到她那天在理发店对我翻白眼的样子，我就把身份证又塞回兜里——这是昨天踩点时，从她晾在阳台的外套口袋里偷拿的，卡片边角还沾着点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是那种廉价的柠檬味。
那天早上，我骑着摩的去了开发区。那里全是低矮的出租屋，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住的大多是附近工厂的打工者，房东为了省钱，连门口的监控都没装，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晚上会被风吹得左右摇晃。我把摩的停在3号楼对面的废品站后面，那里堆着几大堆废纸壳，刚好能把红色的车身遮住。我蹲在废品站的阴影里，看着那个叫王芳的女人从理发店回来，她穿着粉色的睡衣，袖口还沾着点泡沫，手里拎着个外卖盒，走路时会轻轻踢路边的石子，独自上了3楼。她住的那间屋子在楼道最里面，窗户对着后面的小巷，没装防盗网，侧面爬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水管，水管一直通到地面，粗细刚好能握住——我以前在工地干过半年架子工，爬这种水管对我来说，就像走平路一样简单。
我在废品站蹲了一下午，看着太阳慢慢沉下去，巷子里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盏路灯亮起，才敢悄悄离开。回到平房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把帆布包从床底拖出来，里面装着刀和乳胶手套，又找了个黑色塑料袋——本来想装尸体碎片，可上次在杂物间藏尸时，觉得完整的尸体更容易塞进衣柜，就改了主意，想着这次可以装她的东西，顺便拿点钱，假装是抢劫。最后，我把那根撬棍也塞进包里，是上个月从工地偷偷拿的，金属柄上还沾着没清理干净的水泥，我用砂纸磨了好几遍，直到掌心摸不出粗糙的颗粒，才敢收起来。
换衣服时，我在衣柜里翻了半天，最后选了件蓝色工装。那是以前在工地干活时穿的，袖口和裤脚都磨破了边，上面还沾着点机油的痕迹，洗了好几次都没洗掉。开发区到处是工地，穿工装的人多，这样不会引人注意。出门前，我又从抽屉里翻出那瓶84消毒液，是前几天在超市买的，本来想用来擦摩的上的污渍，现在倒觉得或许能派上别的用场，就一起塞进了帆布包。
骑摩的去开发区的路上，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点工厂排放的煤烟味，呛得我鼻炎又犯了，鼻腔里痒得难受，可我不敢用手揉，怕把帽子弄歪，露出左眼角的疤。到了废品站，我把车停回早上的位置，用破布盖得严严实实，才绕到3号楼后面的小巷。巷子里没灯，只有月光从屋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水管冰凉，贴在墙上，铁锈蹭得我手心发痒，我踩着墙缝往上爬，每爬一步都要停一下，听着楼上的动静——王芳的屋里传来电视声，是部肥皂剧，女主角的哭声断断续续飘下来，刚好能盖住我攀爬的响动。
到了3楼窗户下，我侧着身子，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里看。王芳正坐在沙发上吃外卖，电视开得很大声，她时不时会笑一下，嘴角的梨涡又露出来。我深吸一口气，从帆布包里掏出撬棍，金属棍在手里沉甸甸的，我对准窗户的锁扣，用指尖轻轻推着撬棍，“咔嗒”一声轻响，锁扣就开了。那声音很小，被电视里的哭声盖得严严实实，连我自己都要竖起耳朵才能听见。
我轻轻推开窗户，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带着屋里的洗发水香味。我翻身跳进去，鞋底落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咚”声。刚站稳，就听见王芳的声音：“谁啊？”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捏着个没吃完的鸡腿，睡衣的带子松松垮垮挂在肩上，露出一小片锁骨。我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冲了过去，左手从背后捂住她的嘴，右手抓起沙发上的枕头，死死按在她的头上。
她拼命挣扎，胳膊肘一下下撞在我的肋骨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慌乱中，她的手碰到了桌上的水杯，“哗啦”一声，水洒在地板上，溅湿了我的工装裤，冰凉的液体顺着裤腿往下流，贴在小腿上，让我打了个寒颤。我用膝盖顶住她的腰，把她按在沙发上，枕头越捂越紧，能感觉到她的呼吸越来越弱，身体的挣扎也慢慢变缓，最后彻底不动了。
我松开手，喘着粗气，手还在微微发抖。我摸了摸她的鼻子，没气了，可心里还是不踏实——上次在杂物间，我以为陈婷已经死了，结果收拾现场时，她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吓得我差点把撬棍掉在地上。这次我必须确保她真的死透。我扯下她睡衣的腰带，那是根浅粉色的布条，上面还绣着朵小花，我把布条绕在她的脖子上，双手抓住两端，用力勒了两圈，直到她的脸憋得发紫，眼球都快要突出来，才敢松开手。
我把她的尸体拖到床边，床底的空间刚好能容下一个人，我把她塞进去，又拉过床边的被子，盖在床底的缝隙上——这样就算有人进来，不掀开被子，也不会发现床底下藏着人。做完这些，我才敢直起腰，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贴在工装上，凉得像冰。
接下来该清理现场了。我先去卫生间找拖把，那是个掉了毛的旧拖把，杆上还缠着几根头发。我用拖把反复拖擦地板上的水渍，拖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地面看不出任何潮湿的痕迹，才把拖把放回卫生间，特意摆回原来的角度，假装没人动过。然后我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里面放着她的手机和钱包，手机是个旧款的诺基亚，屏幕上还贴着张卡通贴纸；钱包是红色的，上面绣着“福”字，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有两百块现金，还有几张超市的小票。我把手机和钱包都装进黑色塑料袋，心里盘算着：拿点钱，再把现场弄乱点，警察肯定会以为是抢劫杀人，这样就能把他们引到错的方向。
我又检查了一遍屋里的东西，撬棍和乳胶手套都塞进帆布包，窗户也重新关好，锁扣轻轻扣上，从外面看，完全看不出被撬过的痕迹。最后，我从帆布包里掏出84消毒液，对着地板、沙发和床头柜喷了一遍，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呛得我咳嗽，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不敢停，又对着门把手喷了两下，生怕留下指纹或纤维，直到屋里的每个角落都飘着消毒液的味道，才敢停下。
我走到窗边，又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我爬上窗户，沿着水管慢慢往下爬，脚刚落地，就赶紧往废品站跑，帆布包撞在腿上，发出“砰砰”的轻响。骑上摩的后，我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开发区的下水道口，那里的井盖坏了个洞，我把装着手机的黑色塑料袋从洞里塞进去，听着塑料袋落地的“哗啦”声，才敢骑车离开——我怕警察会通过手机定位找到我，这样扔进去，就算他们找到手机，也查不出是谁扔的。
回到平房时，已经是半夜了。我把工装裤脱下来，泡在盆里，倒了半瓶84消毒液，水瞬间变成了淡蓝色，泡沫顺着盆沿往下流，滴在水泥地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撬棍我没敢留在家里，第二天一早，我骑着摩的去了之前干活的工地，把撬棍藏在仓库的一堆钢筋后面，那里堆着很多废弃的工具，没人会注意到多了一根撬棍。
晚上，我从王芳的钱包里拿出十块钱，去巷口的小卖部买了瓶二锅头，就着昨天剩下的面包喝了起来。酒很烈，烧得喉咙发疼，可我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喝，想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都压下去。喝到一半，我掏出她的身份证，照片上的她还在笑，可一想到她那天在理发店，我问能不能便宜点染头发，她翻着白眼说“没钱就别染，染坏了我可不管”，我就觉得心里的火又烧了起来。我把身份证撕成碎片，一片一片扔进煤炉里，看着那些碎片在火苗里卷曲、变黑，最后变成灰烬，心里才稍微舒服点。
酒喝到半夜，我晕乎乎地趴在桌上，觉得这次做得比之前都好——伪造了抢劫现场，又清理了痕迹，警察肯定找不到我。可迷迷糊糊中，我又想起了砖窑路的那个姑娘，想起了河堤边的李小燕，还有杂物间的陈婷，她们的脸在我脑子里混在一起，有时候会分不清谁是谁，只记得她们都曾用那种看不起的眼神看过我。我甩了甩头，想把那些念头赶走，嘴里喃喃地说：“她们都该杀，谁让她们看不起我……”
第二天早上，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满是酒渍的桌面上。我被巷口的喧闹声吵醒，爬起来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几个邻居围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我竖起耳朵听，只听到“开发区”“死人了”几个字，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缩回屋里，再也不敢往外看。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王芳的同事小张联系不上她，就去出租屋找她。小张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她试着推了推门，门居然没锁。走进屋里，电视还开着，播放着早间新闻，桌上的外卖盒翻在一边，米饭撒了一地。小张喊了几声王芳的名字，没人答应，她走到床边，想掀开被子找一找，结果看到床底露出一只粉色的袖子，那是王芳睡衣的颜色。小张吓得尖叫起来，连滚带爬地跑出屋，掏出手机报了警。
秦风团队很快就到了。警车停在出租屋楼下，红色的警灯闪个不停，吸引了不少人围观。秦风穿着黑色警服，眉头皱得紧紧的，让辅警把围观的人拦在警戒线外，不让任何人靠近。李佳戴着口罩和手套，蹲在床底，小心翼翼地把王芳的尸体抬出来，她的手指轻轻拂过王芳颈部的勒痕，动作很轻，像是怕碰坏了什么。
“秦队，”李佳站起身，摘下手套，声音压得很低，“致命原因是颈部受压迫导致的窒息，勒痕是衣物造成的，边缘比较模糊，没有明显的工具特征，和前几案的胶带、手臂勒痕都不一样。但我们提取到了精液斑，初步检测后，dNA和前几案完全一致，确认是同一个人作案。”
秦风点点头，目光落在窗边，那里的锁扣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可仔细看，能发现锁扣边缘有一道细微的划痕。“窗户那边怎么样？”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
“有撬动痕迹。”罗文走过来，手里拿着个证物袋，里面装着一点金属碎屑，“我们在锁扣上提取到了撬棍的划痕，根据划痕的深度和角度判断，作案工具应该是一根15厘米左右的撬棍，金属材质，顶端比较钝。另外，地板上有明显的拖擦痕迹，我们还提取到了84消毒液的残留，浓度不低，应该是凶手清理现场时留下的，没冲干净。”
秦风走到床头柜前，看着被翻动的抽屉，里面的化妆品和杂物扔得乱七八糟，可抽屉最里面的首饰盒却没被动过，里面还放着一条银色的项链。“看起来像是抢劫，”他皱着眉，手指轻轻敲着床头柜的边缘，“但贵重物品没丢，抽屉也只是表面翻动，更像是凶手刻意伪造的现场，想混淆我们的判断。”
接下来的走访里，罗文从废品站老板那里得到了线索。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话时总爱挠头：“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的，骑着辆红色的摩的，停在我这废品站后面。他戴着个帽子，帽檐压得很低，我没看清脸，只记得他走路很快，好像怕被人看见似的。”出租屋的邻居也说：“那天晚上没听见什么异常声音，就是后半夜的时候，觉得水管那边有‘沙沙’声，很轻，我还以为是老鼠在爬，就没在意。”
最关键的线索来自开发区的一个工地。工地负责人是个络腮胡的男人，听到警察问起撬棍，脸色有点不自然：“前几天确实丢了一根撬棍，大概15厘米长，是用来撬钢筋的，本来想报警，后来觉得那东西不值钱，工地里丢工具也常见，就没报。现在想想，早知道就该报警的。”
李佳把提取到的84消毒液残留送去检测，结果显示，那是本地超市常卖的“白猫”牌，这种消毒液在老城区和开发区的超市都有卖，排查范围一下子缩小了不少。罗文联合工地管理部门，开始排查所有有撬棍接触史的人员，尤其是那些有前科、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他们拿着凶手的大致特征——左眼角有疤、穿蓝色工装、骑红色摩的，跑了好几个工地，可查了两天，也没发现符合条件的人。
张宝文负责调取监控，他查了开发区下水道附近的监控，可那里的监控早就坏了，屏幕上只有一片雪花。他又排查了王芳的社交关系，发现她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和同事一起吃饭、逛街，性格很开朗，没得罪过什么人，排除了熟人作案的可能。
秦风在专案组开会时，把几张现场照片铺在桌上，手指在照片上慢慢移动：“凶手这次有了新的变化，他开始使用工具，有攀爬能力，还懂得伪造现场，反侦查意识比之前更强了。他很可能对开发区和老城区都很熟悉，甚至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活动过。”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人，声音很坚定：“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扩大排查范围，不仅要查开发区的工地，还要查老城区周边的工地，重点找那些有撬棍接触史、穿蓝色工装，而且左眼角有疤的人。绝不能让他再伤害更多人。”
散会后，秦风站在办公室的地图前，手指在开发区和老城区之间的路线上画了个圈。地图上的线条很细，却像一张无形的网，慢慢朝着某个方向收紧。而我，还坐在平房里，手里攥着从王芳钱包里拿的两百块钱，心里盘算着：下次要找个更远的地方，比如郊区的废弃仓库，那里荒无人烟，就算杀了人，也不会有人发现。我从床底拖出木箱，打开锁，看着里面的刀，刀刃上还泛着冷光，我用手指轻轻碰了碰刀尖，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安心了点——只要我够小心，警察就永远找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