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两鬓已见了霜色，眉宇间的刻痕深得能夹住纸片，唯有一双眼睛，依旧亮得骇人，像是淬了冰的刀锋。
五年。
这五年，帝国的车轮是在血与火中硬生生碾过来的。
西南，岳乐到底没让多尔衮“看着办”。用怀柔分化瓦解，用酷烈清剿顽抗，硬是在崇山峻岭间将张献忠的余部磨得粉碎。捷报传来时，随同的是一份长长的阵亡名单和请求休养生息、减免赋税的奏章。四川，算是勉强按进了版图，但也只剩下一片需要缓缓输血的焦土。
北边，萨布素用堆积如山的尸骨和源源不断运去的新炮（虽然依旧不如罗刹原品），像拔钉子一样，将雅克萨等数个罗刹据点逐一拔除。哥萨克骑兵的凶悍在绝对的人海和不怕死的索伦、达斡尔部族战士面前，终究败下阵来。最后一份来自黑龙江的军报写着：“罗刹残部已遁入漠北，短期内应不敢再犯。”代价是，辽东数年积累的民力、财力，几乎消耗一空。
东南，郑成功围困江宁半年不下，后方却传来噩耗——其父郑芝龙在清廷不断施压和其子郑世恩“劝说”下，终于病逝。郑成功急怒攻心，又闻清军援兵大至，只得黯然退守台湾。岳乐那支残破的水师，到底没能拦住。海疆的威胁，如同悬顶之剑，依旧未除。
内政，更是刀光剑影。
清丈田亩刮出的银子喂饱了战争，也彻底激化了矛盾。江南士绅的怨气从“水太凉”的讥讽变成了零星的火铳和土炮。粘杆处的屠刀从未停歇，抄家灭门的惨剧月月上演。朝堂上，满汉之争因“咨政院”和“新科举”而愈演愈烈，几个跳得最凶的满洲勋贵被多尔衮寻了由头罢黜流放，才勉强压住阵脚。
那几位被派往前线的“咨政院”学子，回来了不到一半。有的死在罗刹人的冷枪下，有的病殁于西南瘴疠，活下来的，脸上褪尽了书生气，眼神里多了沙场淬炼出的狠厉和务实。他们带回来的，不再只是书本知识，而是对火器改进的建议、对筑城工事的草图、对舆图测绘的精准要求。工部的“兵器制造总局”，终于在这些见过血的书生和老师傅鼓捣下，造出了第一批勉强堪用的仿制燧发枪，虽然哑火率依旧感人，但总算不再是烧火棍。
这一日，难得的平静。
幼子（取名福全，取福泽周全之意）已能蹒跚走路，被乳母领着在殿外磕头请安。孩子眉眼间依稀有多尔衮的影子，却更显文弱。多尔衮看着那小小的身影，目光复杂了一瞬，随即挥挥手让其退下。父子亲情，于他而言，奢侈而陌生。这孩子，更多是帝国延续的象征，一个需要精心雕琢的工具。
索尼呈上几份奏报。
“陛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再次请求扩大贸易，并希望获得更多口岸特权。”
“汤若望等人新修订的《崇祯历书》已成，请陛下御览。”
“江宁织造奏报，新式织机已推广数百架，效率倍增。”
“直隶水利工程竣工，新增良田万顷。”
好消息似乎开始多了起来。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内政的酷烈镇压后，一种畸形的平静开始降临。疮痍依旧，但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终于在多尔衮铁腕的强行驱动下，喘着粗气，开始蹒跚前行。
多尔衮走到巨大的舆图前。上面代表着大规模战事的红色标记已经很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工程、矿场、驿路的标记。
他的手指划过长江，划过黄河，划过那依旧标记为“郑逆盘踞”的台湾，划过北方广袤的、暂时平静的边疆。
“告诉荷兰人，贸易可以谈，但口岸和关税，得按朕的规矩来。让他们把最新的造船图纸和炮术教官送来。”
“历书准了。告诉钦天监，继续观测，不得有误。”
“织机、水利，有功者赏。”
“水师…”他顿了顿，“让岳乐和那些回来的学子一起，给朕拟个新章程。十年，朕要一支能纵横海上的舰队。”
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志。
回到御案前，他摊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不是批阅奏章，而是开始勾勒一些奇特的图形——那是根据“弹幕”零星信息和传教士描述想象的蒸汽机、铁轨、甚至是简陋的铁路网络…
他知道，路还很长。内部的积怨未消，外部的威胁仍在，科技的差距巨大。
但最危险的急流，似乎已经闯过。
他放下笔，望向殿外。夕阳给紫禁城的琉璃瓦镀上一层残血般的金红。
这一次，他没有说“下一个”。
而是低声自语，带着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与依旧炽烈的野心：
“该…建点东西了。”
暴风骤雨般的征服与镇压之后，一个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的建设和博弈时代，悄然拉开了序幕。而掌舵者，依旧是那个从地狱归来、心如铁石的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