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刘莉就跟着了魔似的，跟那堆小山似的资料较上了劲。
办公室朝北，冬天没啥太阳，阴冷阴冷的。她就整天窝在那个靠窗的座位上，披着从宿舍带来的厚外套，一手翻资料，一手拿着钢笔，时不时往那新笔记本上记点啥。遇到不认识的外国字，她就用铅笔在旁边轻轻画个圈；看到似懂非懂的术语，就老老实实抄下来。
那堆资料真是五花八门。有翻译过来的国外期刊文章，讲什么“气流纺纱”、“无梭织机”，原理图画得那叫一个复杂；有国内几个纺织机械厂报上来的难题清单，写着“锭子转速上不去”、“织针寿命短”、“噪音太大”；还有一大堆各个协作厂的生产情况汇报，里头夹杂着零件图纸、质检报告，有些数据记录得零零散散，看得人头疼。
这活儿干着是真枯燥。不像在车间，碰到问题能上手摸摸，听听声音，跟师傅们商量着来。在这儿，就是跟纸片子打交道，看得人眼晕。
周伟和孙梅他们，该看书看书，该画图画图，有时候会被陈组长叫过去讨论问题，说的都是刘莉暂时插不上嘴的内容。他们偶尔也会看刘莉一眼，见她一直埋头在那些基础资料里，眼神里多少带着点“新来的也就只能干干这个”的意味。
刘莉不是没感觉，但她没吱声。她有自己的打算。
既然让整理，那就好好整理。她不像有些人，可能随便分个类、写个摘要就交差了。她把自己当成个大夫，这些资料就是病人的病历。她得从这一大堆杂乱的信息里，找出真正的“病因”在哪里。
她发现，那些高大上的国外文献，有时候说的东西跟国内厂里实际遇到的问题，根本对不上号，好比拿着造飞机的图纸去修自行车。而厂里报上来的难题，往往只说了现象，比如“零件老坏”，但为啥坏，是材料不行？还是加工精度不够？或者是设计本身有毛病？很多都没说清楚。
她看得特别细。看到一个厂里抱怨某种轴套磨损快，她就会去翻找这种轴套的图纸，看看它的结构、标注的材质和热处理要求；看到反映织针容易断，她就去查这种织针的加工工艺记录，琢磨是不是热处理环节没控制好。
她还特意把不同厂反映的同类问题归到一块儿。嘿，这一归拢，就看出点名堂了。有好几个厂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某种关键的运动部件，在高速运转下精度保持不住，导致整机振动大、磨损快。这好像是个普遍存在的“老大难”。
几天下来，她那新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密密麻麻十几页。除了按要求做的分类，还有很多她自己的批注和疑问：
“A厂反映的罗拉振动，与b厂说的轴承座松动，是否同一根源？”
“文献中提到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能否应用于c厂报告的磨损问题？”
“这个零件的设计公差，是否过于苛刻，现有加工水平难以稳定达到？”
她没急着表现什么，也没去跟陈组长或者周伟他们讨论这些发现。她知道，自己初来乍到，底子薄，说得再多，不如最后拿出点实在的东西。
她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像个小工蚁一样，在那堆看似不起眼的资料里，一点点地扒拉着，寻找着可能被忽略的蛛丝马迹。这第一项看似边缘化的任务，她干得比谁都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