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清明前的第三天，黑河畔刮起了倒春寒。风卷着残雪，抽打着黑龙江畔那栋早已破败的知青宿舍。我是附近村子的邮递员，那天去给留守在那儿的最后一个知青刘建国送信。
刘建国快四十了，瘦得像根枯柴，眼窝深陷，说话时总盯着远处的荒草甸子。他住的土坯房漏风，墙上还挂着十年前的奖状和集体照。照片里二十多个年轻人笑得灿烂，如今大半长眠在那块知青纪念碑下。
“又来信了？”他接过信封，手有些抖，“我那点事，组织上还没结论。”
我陪他抽了根烟，听他絮叨那些往事。1968年，他们这批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响应号召开垦北大荒。冬天零下四十度，他们用冻僵的手刨开冻土；夏天沼泽地的蚊子能咬死人。最苦的是1970年春天，为了抢在化冻前开垦出五百亩地，三十多人连着干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半夜，小山东突然喊了一声‘地动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整片新垦的土方就塌了。”刘建国掐灭烟头，声音嘶哑，“七个人，连人带拖拉机，全埋下面了。等挖出来时，人已经硬了，最小的王秀梅才十七岁。”
后来农场给牺牲的知青立了碑，就在垦荒点的高坡上。石碑是当地采的青色花岗岩，刻着七个名字。奇怪的是，第二年清明，有人发现碑文在月光下泛红，像渗血。第三年，更有人说在碑面上看到了晃动的面孔。
“开始大家以为是光线问题，或是累花了眼。”刘建国站起来，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直到1974年清明，我们七个老知青去扫墓，亲眼看见了。”
那天月亮很圆，冷白色的光洒在石碑上。他们摆好祭品，烧完纸钱，正要离开时，最年轻的李卫东忽然惊叫起来。众人回头，只见碑文正从青灰色慢慢变成暗红，那红色沿着刻痕蔓延，像是血管在石头上生长。接着，七个模糊的面孔在碑面浮现，像沉在水底的倒影，五官随着月光晃动。
“我们认得，就是埋在那儿的七个人。”刘建国声音发颤，“小山东还是塌方前那副焦急的表情，王秀梅眼角有泪。他们嘴巴一张一合，可没声音。”
自那以后，每年清明前后，只要月光明亮，石碑就会显灵。农场领导说是迷信，派人把碑擦洗过，甚至想换一块，可新碑还没运到，老碑上的红痕就自动消失了，等月圆时又会出现。
“去年，最后一批知青返城了。”刘建国说，“组织上说我档案有点问题，让我再等等。我知道，是这碑把我留下了。”
清明前一天，月亮出奇地亮。刘建国突然来找我，眼里有种奇异的光：“今晚，碑肯定会显灵。你陪我去看看吧，给做个见证。”
我本不想掺和这种诡异事，但看他孤独的样子，心软答应了。
夜里十点，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向荒甸子。风停了，四野死寂，只有脚踩残雪的咯吱声。远远地，石碑立在月光下，像根插入大地的骨头。
离碑还有二十米时，刘建国停住了。他掏出半瓶白酒，自己灌了一口，又往地上洒了些：“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月光此时正好移到了石碑正中。起初毫无异样，但渐渐地，我发觉青石碑面上泛起了暗红斑点，像陈旧的血迹。那些红点沿着刻痕延伸、连接，最终填满了所有笔画。七个名字在月光下变成了血红色。
“看碑面。”刘建国低声说。
我眯眼细看，呼吸一滞。碑面上果真浮现出模糊的人脸轮廓，一张，两张……一共七张年轻的脸。他们的表情痛苦而焦虑，嘴巴开合，像是在呼喊什么。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我仿佛听到了极远处传来的、被风声撕碎的人声：
“……快……跑……”
“地……要塌了……”
刘建国突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我听见了！他们一直在喊，不是冤魂不散，是在提醒还活着的人！当年塌方前，小山东喊的就是这两句！”
话音未落，碑面上的面孔突然清晰起来，七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们。月光下的红字开始流动，真的像血一样顺着石碑淌下，渗入初春解冻的黑土地。
“我知道了！”刘建国爬起来，对着碑大喊，“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把话传出去？是不是想让后人知道，你们不是事故的牺牲品，是北大荒开垦的英雄？”
石碑上的血光骤然大盛，七个面孔同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下一秒，所有异象突然消失，石碑恢复成普通的青灰色，月光冷冷地照着。
回村的路上，刘建国沉默了很久。快到村口时，他说：“我不等了，明天就写信，把一切都说清楚。他们守在这儿，不是要吓人，是要一个交代。”
一个月后，刘建国的问题澄清了，返城手续批了下来。临走前，他请人在石碑旁立了块木牌，上面写下了当年的故事，也写下了七个名字背后的人生。
后来我听说，自那以后，石碑再也没泛过红，也没浮现过面孔。有人说刘建国带走了他们的执念，也有人说，他们终于等到了该等的东西。
去年我路过那片荒甸子，石碑还在，木牌已经腐朽。但清明时，总有人放上几束野花。黑土地沉默如初，只有风吹过荒草的声音，像是年轻的生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用热血浇灌过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