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三年寒露那天，赣江支流的水比往年更冷些。
于都县的老船工周三苟记得清楚，那天雾大得邪乎，站在船头望不见自家船尾。红军的草鞋在渡口石板上踩出的湿印子，到傍晚还没干透。他晌午刚送走最后一批扛枪的后生，那些年轻面孔在雾里显得模糊，像纸剪的人影。
“周老爹，革命胜利了，我们坐汽车回来看您！”一个左耳有痣的小战士上船前塞给他半块烤红薯。
周三苟收了十八年渡钱，那天分文未取。
夜里雾更浓了，浓得像能掐出水。周三苟躺在乌篷船里，听见水拍船帮的声响有些异样——不是往常的“啪嗒啪嗒”，倒像是许多人涉水的“哗啦”声。他起身提了马灯，昏黄的光照不透五尺外的雾。
对岸忽然有了火光。
先是星星点点，三两点，接着是十几点、几十点，沿着河岸蜿蜒成一条颤抖的火龙。周三苟揉了揉眼，心说怪了，红军明明晌午就走光了，哪来这许多人马？
他撑船往对岸去。竹篙入水无声，仿佛插进棉絮里。船行到江心，火光看得真切了——是松明火把，火把下隐约有人影攒动，却静得出奇，连声咳嗽都没有。最奇的是，那些火光始终离水边三丈远，不上前也不后退。
“要过河不？”周三苟喊了一嗓子。
回答他的是江面上飘来的调子。起初听不真切，像是风吹芦苇的呜咽，渐渐清晰起来，是本地送葬时才唱的《长歌行》调，词却改了：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
周三苟汗毛倒竖。这调他熟，晌午红军开拔时，岸上的妇孺确实唱过，可那是新编的《十送红军》，悲是悲，却透着股热乎气。眼下这声音冰冷冰冷的，每个字都像从水底冒出来，在雾里打了个旋才飘进耳朵。
他硬着头皮把船撑到岸边。卵石滩上空无一人，那些火光倏地灭了。只剩浓雾，和雾里若有若无的脚步声——沙沙，沙沙，像是无数湿透的草鞋在石子上磨。
此后的夜夜如此。
周三苟试过不同时辰去对岸，子时、丑时、寅时，火光总在雾最浓时亮起。他壮胆在火光最密处撒了把香灰，次日清晨去看，灰上半个脚印也没有。村里开始传言，说周三苟得了癔症，也有人私下说，那是红军阴魂不散，等着回来哩。
寒露后第七夜，事情有了变化。
那晚雾里带着焦糊味，像什么东西烧着了。火光比往常更盛，映得半条江泛红。周三苟正要撑船，忽见船头水面上浮着个东西——是顶灰色军帽，帽檐破了个洞，湿透了沉甸甸的。他认得，晌午那个左耳有痣的小战士，戴的就是这样式。
歌声又飘来了，这次近在咫尺：
“七送红军过江边，江上船儿穿梭忙……”
声音不再是冰冷的，竟带着哽咽。周三苟看见船舷旁的水面泛起涟漪，一圈套一圈，像是有人用手指轻轻划着水。他鬼使神差地伸手往水里一捞——
抓住了一只冰凉的手。
那手瘦得很，指节突出，掌心有厚茧。周三苟吓得魂飞魄散，却听见雾里有人轻声说：“老爹，红薯……真甜。”
话音落，手消失了。周三苟瘫坐船头，浑身筛糠似的抖。天亮后，他发了三天高烧，嘴里反复念叨：“他们没走远……还在等船哩……”
病愈后的周三苟变了个人。他不再惧怕夜雾，每晚准时摆渡，船上备着烤红薯、粗瓷碗盛的茶水。对岸火光依旧，歌声夜夜飘荡，他却能跟着哼上两句了。村里人说这老倌疯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次靠近对岸时，船吃水会深三分——像是载满了看不见的乘客。
霜降那夜，歌声格外清晰。周三苟听见了熟悉的嗓音，那个说“坐汽车回来”的小战士，在雾里唱最后一段：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
周三苟老泪纵横，朝着对岸火光深深作揖：“走吧，都走吧。等革命胜利了，记得回来看看……”
话音刚落，火光骤灭。江面起了阵怪风，吹得雾散月明。周三苟看见，对岸卵石滩上，整整齐齐摆着几十双磨破底的草鞋，鞋尖一律朝着北方。
从那以后，雾夜再无火光，再无歌声。只是每年寒露，于都这段江面总会起奇异的雾，雾里依稀有人低声哼唱，调子是《十送红军》，词却听不真切了。
周三苟活到九十八岁，临终前对孙子说：“那年送走的不是鬼，是没来得及上船的魂。他们在等，等一条去北方的船……”
孙子后来在县志里读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夜渡于都河。为防敌机侦察，部队分多批次秘密渡江，最后一批后卫部队在浓雾中急行军六十里，抵达渡口时已是次日凌晨，部分伤病员未能赶上渡船。
县志没写的是，那些掉队的战士后来怎样了。
只有赣江的水知道，每年十月，总有些特别沉的雾，贴着水面慢慢飘，像是要渡河，又像是已经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