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与焦糊的气味尚未散尽，林默的思绪却已在千百里外的棋盘上落子。
他转身离开单向玻璃，冰冷的金属门把手在他掌心留下一丝寒意。
程兰紧随其后，压低声音问道：“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就等穆勒在牢里发霉？”
“不，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林默的脚步没有停顿，走廊里回荡着他们单调的足音，“穆勒是诱饵，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鱼钩挂上最显眼的地方，让那些饥饿的鱼自己游过来。”
他的声音平静无波，仿佛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
回到临时办公室，桌上那份伪造的笔录稿墨迹已干。
林默拿起稿纸，目光扫过上面每一个字，特别是那个刺眼的“柏林指令”。
这是他故意放进去的炸弹，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抄送三份，”他将稿纸递给程兰，语气不容置疑，“一份，给霞飞路上的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告诉他们这是帝国圣战的重大威胁。另一份，送去公董局，交给法国领事馆政治处的那位老朋友，他最喜欢把消息卖给不同的人。最后一份，”林默顿了顿，”
程兰心领神会。
特高课会掀起腥风血雨，法国人会把水搅浑，而瑞士人，作为中立国的金融通道，最有可能直接触碰到“渡鸦”那条看不见的资金线。
三路齐下，必有一路能惊动那只藏在暗处的乌鸦。
清晨的阳光刺破薄雾，上海这座孤岛开始苏醒。
上午九点四十二分，公共租界电报局内，滴答作响的电码声此起彼伏。
一名戴着圆框眼镜的意大利籍职员，不动声色地将一份加密电文塞进了发往苏黎世的外交邮袋。
他的指尖在触碰到邮袋封口的火漆时，几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
这份电文表面上是日伪机构因穆勒“招供”而发出的紧急资产冻结追查令，十万火急。
但在它被送进译码室的那一刻，一名隶属“火种”组织的译码员，早已用另一套密钥体系对它进行了二次编码。
一行真正的指令被悄然植入其中，只有“渡鸦”的专属系统才能解读：“夜莺失声，巢穴待清。”
这是组织内部约定的最高级别警报，意味着核心节点被攻破，所有潜伏人员必须立刻终止行动并准备撤离。
林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生长。
“渡鸦”生性多疑，面对如此致命的警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即便他怀疑这是个陷阱，也必须启动核查程序来确认真伪。
而一旦他开始核查，就必然会露出马脚。
电报局外，一辆不起眼的黑色雪佛兰轿车停在街角。
林默坐在后排，透过车窗的缝隙，用真实之眼静静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当那只外交邮袋被送上邮政车时，他的视野中，街对面一个正在擦皮鞋的男人脖颈处，闪过了一丝极淡的红光——“潜在监视者，关联未知”。
鱼儿上钩了。
夜色如墨，苏州河的水面倒映着两岸零星的灯火，像一匹破碎的锦缎。
深夜十一点零五分，废弃的怡和纱厂仓库里，死寂一片。
林默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悄无声息地蹲伏在巨大的吊车臂上，冰冷的钢铁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
他的望远镜牢牢锁定着河岸边的栈桥。
十分钟前，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身影鬼魅般出现。
他没有看四周，只是走到一根粗大的木桩前，用指节富有节奏地敲击了三下。
这是接头的暗号。
随后，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镀镍的火柴盒，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根腐朽的枕木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黑暗中。
耳机里传来程兰压抑着兴奋的声音：“确认了，火柴盒编号S-17，与‘渡鸦’三年前在伊斯坦布尔使用的那批一次性通信装置完全匹配。里面应该有新的指令。”
“不要动他，也不要动火柴盒。”林默的声音冷得像河上的风，“抓一个信使没有意义。他只是棋子，真正下棋的人，在看着我们。”
他在等。
等那个信使离开，等取信的人出现。
不，他等的甚至不是取信的人。
他在等那个负责监视整个接头过程、确保万无一失的最终保险——那才是“渡鸦”留在上海的最后一双眼睛，最信任的棋子。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空气仿佛凝固了。
就在林默以为今晚不会再有动静时，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极为特殊的香气。
那是混合了朗姆酒和可可豆的古巴雪茄味，浓郁而醇厚。
“渡鸦”的标志。
林默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缓缓合上望远镜，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他来了。
不是派手下，而是亲自来了。
黑暗中，栈桥的另一端，一个火星亮起，有人点燃了雪茄。
那火光一闪即逝，却足以照亮一张轮廓分明的欧洲人面孔。
那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朝着林默藏身的方向深深看了一眼，然后将那枚火柴盒踩入脚下的淤泥，转身融入了更深的夜色里。
他放弃了接头，也暴露了自己。
这既是弃车保帅，也是一种无声的挑衅。
林默没有下令追击。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场猫鼠游戏已经结束了。
对方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也知道了猎人的存在。
这场在阴影中开始的狩猎，终将要在阳光下分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