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
雪萍关掉了咖啡馆，生活的重心彻底转移到家中，转移到我的身上。
她的照顾无微不至，却像一层层透明的保鲜膜，将我紧紧包裹，喘不过气。
我放弃了所有可能引起她疑心的行为，甚至减少了在加密文档里写碎片的频率，将那个内心秘密世界的入口也堵死了大半。
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透明”，像一个精心扮演着自己的演员，生怕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出错，引爆那潜藏在温柔下的火山。
然而，王教授的那本书，却成了我灰暗生活中一个隐秘的坐标。我不敢放在显眼处，将它塞在书架最底层一堆过时的技术手册里。偶尔，在雪萍忙于家务的间隙，我会快速抽出来，摩挲着泛黄的书页，仿佛能从中汲取到一丝来自过去、来自外部世界的稀薄氧气。书页间有王教授用铅笔留下的零星批注，那沉稳有力的字迹，让我想起他当年对我的鼓励：“陈凡，你很有灵气，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如今看来，恍如隔世。
雪萍似乎对我近期的“乖顺”颇为满意，但她的警惕从未放松。她开始更频繁地“整理”我的物品，我的衣柜、书桌抽屉，甚至连床底下的储物箱都未能幸免。她的动作轻柔，像在呵护珍宝，但我知道，这是一种宣示主权和清除潜在威胁的仪式。每次她整理时，我都屏息凝神，生怕那本旧书被发现，尽管它本身并无任何问题，但我无法解释那种珍视的心情，那会暴露我内心尚未完全熄灭的火星。
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落。雪萍的母亲，我的外婆，突然病重住院了。消息传来时，雪萍正在给我熨烫衬衫，熨斗“嗤”地一声停在半空，她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整个人晃了一下。
外婆住在另一个城市，与雪萍关系复杂。记忆中，外婆对雪萍的控制欲极强，这或许是雪萍性格形成的根源之一。雪萍对外婆的感情，混杂着怨恨、恐惧，以及一种扭曲的依恋。
“我……我得去一趟。”雪萍放下熨斗，声音有些颤抖，眼神第一次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真实的慌乱和无助。她下意识地抓住我的胳膊，指甲掐得我生疼，“小凡，你跟我一起去！”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要求我离开成都，去一个她无法完全掌控的环境。我内心一震，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短暂脱离她绝对控制的缝隙。但看着她苍白的脸和依赖的眼神，那声“好”卡在喉咙里，一时竟说不出口。我悲哀地发现，长期的共生关系，让我对她这种罕见的脆弱也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负责感。
最终，我们还是连夜踏上了前往外婆所在城市的火车。雪萍一路上都紧紧抓着我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沉默地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我看着她紧绷的侧脸，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她强大控制欲的背后，是何等巨大的不安全感。那个囚禁我的牢笼，首先囚禁的是她自己。
外婆的状况比想象中严重。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浓重，走廊上来往的人面色匆匆。雪萍在外婆病床前表现得异常温顺和焦虑，对外婆的每一句抱怨都唯唯诺诺，这与她在家中对我的强势判若两人。我像个影子般跟在她身后，观察着这对母女之间诡异而压抑的互动。
在医院的三天里，雪萍对我的监控出现了短暂的松懈。她忙于应付外婆和医生，焦头烂额。我获得了片刻的、珍贵的“自由”。我会借口去打水或者买饭，在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里独自待上十几分钟。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呼吸着没有雪萍气息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短暂放出笼子的鸟，贪婪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
甚至，我鼓起勇气，用医院门口的公共电话，尝试拨打了一次王教授家里的号码。电话接通了，传来王教授温和的声音：“喂，哪位？”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告诉他我的处境？寻求帮助？这太荒谬了，谁会相信？而且，这可能会给王教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喂？”王教授又问了一遍。
“……打错了，对不起。”我慌忙挂断电话，手心全是冷汗。虽然只是一次无疾而终的联系，但听到那个熟悉而正常的声音，仿佛有一道微光，照进了我幽闭的世界。
然而，好景不长。外婆病情稍稳后，雪萍的焦虑似乎转移了目标。她开始频繁给我打电话，询问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即使我只是离开病房几分钟。有一次，我在花园里待得稍久了些，回到病房时，看到她正站在窗边，死死地盯着楼下花园的入口，眼神里的恐慌和怀疑几乎要溢出来。看到我进来，她立刻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久？！”
“就在楼下透了透气。”我试图解释。
“透气？”她尖锐地反问，声音引来了旁边病人的侧目，“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你乱跑什么？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你是不是……是不是想趁机……”
她的话没说完，但意思不言而喻。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掌控感又回来了，而且因为环境的陌生而变本加厉。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心中那点刚刚萌芽的侥幸瞬间枯萎。我意识到，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个无形的牢笼。
外婆病情稳定后，我们返回了成都。回家的路上，雪萍异常沉默。但一进家门，放下行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开始新一轮的、更彻底的大扫除。她像是要清除掉所有在外沾染的“陌生”气息，将一切回归到她所能掌控的秩序。
她甚至将我带去换洗的衣物，连同那个我用来装旧书的公文包，都里里外外仔细检查了一遍。当她的手即将触碰到书架最底层那堆技术手册时，我的心几乎跳停。万幸，她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并没有抽出来细看。
这次探病经历，非但没有让雪萍放松，反而像是一针强化剂，加剧了她的不安全感。她变得更加敏感多疑。我下班晚回家十分钟，她会连续打好几个电话；我接听任何工作电话，她都会看似不经意地在一旁聆听；她开始更频繁地“建议”我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甚至试图“建议”我调整工作项目，远离她认为“不必要的社交”。
我重新变成了那个完全透明的囚徒，甚至比以前更加小心翼翼。那本旧书，我再也不敢轻易触碰，它像一枚定时炸弹，藏在我心底最深处。王教授的那个电话号码，则成了一个遥远的、不敢再触碰的符号。
唯一的变化是，我偶尔会在深夜，回忆起医院花园里那十几分钟的自由。那种感觉，像毒瘾一样，悄悄啃噬着我。我知道，雪萍的牢笼依然坚固，但这次外出，像是一次短暂的越狱演习，让我窥见了笼外的世界。那微小的裂痕，虽然尚未能打破牢笼，却已让我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麻木地忍受。
一种新的、更加危险的念头开始萌芽：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我是否应该尝试……真正的逃离？
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雪萍端来的那杯温度永远刚好的牛奶，和她那温柔却令人脊背发凉的眼神，硬生生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