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伦敦，战争的阴霾如同泰晤士河上的浓雾，笼罩着这座历经轰炸却依旧坚挺的城市。街道两旁，德军空袭留下的残垣断壁被临时挡板围起，身着深灰色制服的防空队员穿梭在人群中，偶尔响起的防空警报划破天际，提醒着人们战争从未远去。
白金汉宫东北方向的切尔西区，一栋外观普通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建筑隐匿在茂密的梧桐树荫下，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两名身着便装、腰间暗藏武器的警卫全天候值守——这里便是英国军情五处（mI5）的核心办公区，负责统筹本土反间谍工作、监控轴心国动向，是大英帝国抵御情报渗透的“钢铁屏障”。
没人知道，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屏障，早已被来自东方的暗影悄然撕开一道裂缝。裂缝的另一端，连接着遥远的莫斯科，承载着苏联内务部的绝密使命。
伊利亚·科瓦廖夫，化名“亚瑟·怀特”，以“高级档案分析师”的身份进入军情五处已有七个月。
他有着一头打理整齐的浅棕色头发，鼻梁高挺，眼神温和，操着一口毫无破绽的伦敦腔，甚至能精准模仿苏格兰地区的方言。入职以来，他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出色的情报分析能力，迅速赢得了上司的信任，不仅能接触到军情五处的核心档案库，还能参与德军西线动态、海军装备研发等机密会议的资料整理工作。
但同事们眼中“可靠的亚瑟”，实则是苏联内务部精心培养的顶尖特工。1936年，科瓦廖夫从列宁格勒情报学院毕业，随后被派往柏林、巴黎等地潜伏，积累了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
1940年，他接受秘密指令，以“流亡法国学者”的身份抵达英国，凭借伪造的学术背景和内务部提前铺垫的“人脉资源”，逐步接近英国情报体系，最终成功潜入军情五处——他的核心任务只有两个：窃取英国最顶尖的海军造舰技术，以及军情五处掌握的所有关于德国的情报。
5月27日清晨，科瓦廖夫提前半小时抵达办公室，此时的办公区尚未完全苏醒，只有零星几名同事在整理文件。他熟练地打开文件，找出关于海军的绝密文件。
文件中，一份《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改进方案》的文档缓缓展开，详细记录了英国最新研发的“406毫米主炮增程系统”以及“舰载雷达精准定位模块”——这些技术是英国海军应对德国“俾斯麦级”战列舰的核心底牌，也是苏联海军梦寐以求的突破方向。
科瓦廖夫的心脏微微跳动，却依旧保持着镇定。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普通的文件，平铺在桌面上作为掩护，同时将特制的微型相机藏在文件下方，镜头对准屏幕，手指轻按快门。
短短十分钟，他便拍下了方案中的所有关键数据，随后将相机塞进西装内袋的特制夹层，能避开办公区入口的安检。
“亚瑟，今天来得真早。”身后传来同事汤姆的声音，科瓦廖夫立刻打开一份常规的德军空袭报告，回头露出温和的笑容：“昨晚整理资料到很晚，有些细节想提前核对，免得耽误上午的会议。”
汤姆点点头，递给他一杯热咖啡：“辛苦你了，对了，昨天截获的德军潜艇通讯密码，你分析得怎么样了？上司让我们上午十点前给出初步结论。”
“已经差不多了，正在核对最后一组数据，十分钟后给你。”科瓦廖夫接过咖啡，指尖不经意间擦过杯壁，掩饰着内心的波澜。他口中的“德军潜艇通讯密码”，正是他第二个任务的核心目标——军情五处通过截获德军无线电信号，破译了部分潜艇航线规划、补给点位置的密码，这些情报对苏联学习防范潜艇袭击、掌握大西洋作战部署至关重要。
上午九点，科瓦廖夫以“调取历史档案核对数据”为由，走进军情五处的核心档案库。档案库由厚重的钢门守护，需双人密码才能进入，而科瓦廖夫凭借上司授予的权限，早已单独获得了进入资格。
他直奔“德国情报区”，在一排排档案架中找到标有“德军东部兵力部署”的文件盒，从中抽出一份标注“仅限高级官员查阅”的报告——报告中记录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兵力调动、装甲部队配置，甚至提及了“针对东方某大国的秘密作战计划”。
科瓦廖夫快速翻阅报告，将关键信息记在脑海中，同时记录下报告中的核心内容。就在他准备将报告放回原位时，档案库的钢门突然响起“咔哒”的解锁声，他立刻收起录音笔，装作整理档案的样子，回头看向门口——进来的是档案管理员埃弗雷特，一位年过六十、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是科瓦廖夫在军情五处的“秘密盟友”。
埃弗雷特是英国本土的左翼人士，早年深受康米主义思想影响，对苏联的反FxS立场抱有强烈认同。
1938年，苏联内务部伦敦站通过左翼组织与他取得联系，在得知苏联需要情报对抗FxS后，埃弗雷特毅然决定提供帮助。作为军情五处的老员工，他熟悉档案库的所有布局、安保漏洞，多次为科瓦廖夫提供便利，甚至帮他掩盖过几次险些暴露的小失误。
“亚瑟，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埃弗雷特走到科瓦廖夫身边，一边整理身旁的档案，一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问道。
“很顺利，拿到了海军装甲技术和德军东部调动的情报，”科瓦廖夫低声回应，“晚上八点，老地方交接。”
埃弗雷特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不起眼的袖筒，递给科瓦廖夫：“军情五处最近在排查德国间谍，重点盯防外来人员，你最近尽量减少单独行动，有需要随时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