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家湾村关于李秀婷与支书高成献之间风言风语的漩涡中,有一个人的角色显得格外微妙且常常被人忽略,那就是李秀婷的丈夫——刘永国。
刘永国是个典型的农村包工头,常年在周边乡镇奔波,承揽一些民房修建、小型工程之类的活计。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因长期日晒而显得黝黑粗糙,话不多,脸上总带着一种与世无争、甚至有些木讷的表情。在村里人看来,他似乎是个“老实巴交”、甚至有些“窝囊”的男人,对自己妻子那些沸沸扬扬的丑闻,仿佛充耳不闻。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一个能在竞争激烈的建筑行当里摸爬滚打、养活一家老小的包工头,真的会如此迟钝和懦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刘永国的“沉默”与“容忍”,背后是极其现实和精明的权衡。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各乡镇、各村都在进行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整治等项目,这给刘永国这样的本地包工头带来了大量的机会。但是,机会多,竞争也更激烈。要想拿到项目,尤其是那些有财政资金支持、利润相对可观的“好活”,光有技术和管理能力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人脉和关系。
而村支书高成献,恰恰是打通这些关节的关键人物之一。高成献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不仅在本乡镇,就连邻近几个乡镇的村干部圈子里,也有不少熟人和关系。哪个村要修路、哪个村要搞绿化、哪个村要建活动广场……这些信息,高成献往往能第一时间掌握。
于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模式逐渐形成。高成献利用自己的信息和关系网,将工程项目介绍给刘永国。刘永国凭借自己的施工队和资质去承接。事成之后,刘永国自然不会忘记高成献这个“引路人”,会给予一定比例的“介绍费”或“辛苦费”。这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有时候,为了确保项目顺利中标或结算,刘永国还需要通过高成献的关系,去打点发包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这又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通过这条“捷径”,刘永国这几年确实赚了不少钱,比他自己漫无目的地到处找活要稳定和高效得多。他家新盖的二层小楼,新买的皮卡车,都得益于这种“合作”。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对于高成献和自己妻子李秀婷之间那些几乎公开的秘密,他必须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里关于他“戴绿帽子”的风言风语,他不可能不知道。甚至,几年前他亲手捉奸在床,暴打马保平的经历,更让他对妻子的品行和背后的混乱关系心知肚明。那次事件后,他和李秀婷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更多是基于孩子、家庭财产以及这种隐秘利益链条的维系。
刘永国的逻辑是现实而残酷的:闹开了,撕破脸,结果会怎样?和高成献翻脸,意味着断送了一条重要的财路。和李秀婷离婚,家庭破裂,财产分割,还会成为全村更大的笑柄。而像现在这样,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在高成献的“关照”下,他能拿到项目,赚到钱,改善家庭物质条件。至于李秀婷和高成献的那点事,在他看来,或许已经成为这桩“交易”中一个不成文的、丑陋的附加条件。
这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扭曲的“共谋”关系。刘永国用默许妻子与高成献的不正当关系,换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和事业的便利。他压抑着作为男人的尊严和愤怒,将这一切转化为对金钱和实际利益的追逐。在他心中,或许认为这才是最“划算”的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心态”,把头埋进利益的沙土里,对道德和尊严的羞辱视而不见。
因此,当他在村里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时,他会选择沉默,或者干脆以“在外干活忙,不清楚”为借口搪塞过去。他尽量避免和高成献、李秀婷同时出现在一个过于私密的场合,以减少尴尬。但他绝不会去主动戳破这层窗户纸,因为维持现状,符合他当前的最大利益。
然而,这种畸形的平衡是否真的稳固?刘永国内心是否真的毫无波澜?答案是否定的。每一次听到旁人的窃窃私语,每一次看到高成献那看似关切实则隐含优越感的眼神,每一次面对妻子时那种同床异梦的疏离感,都在一点点侵蚀着他的内心。那五千块钱和马保平的耳光,可以暂时平息一次捉奸的怒火,却无法抹去长期积累的屈辱。这种压抑的愤怒和屈辱,像一颗休眠的火山,暂时被现实的利益覆盖着,但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导火索,而猛烈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