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夏天，哈尔滨宾县的日头毒得很，晒得土路直冒热气，连院里的老榆树叶子都打了蔫，只有我家平房窗台上的牵牛花，还开得热热闹闹。就在这满院蝉鸣里，我大姐的哭声“哇”地一下撞开了门——这声哭可比蝉叫响亮多了，像颗刚摘的甜西瓜，一下子把我们家原本冷清的屋子，填得满当当的。
我爸回来那天，穿着洗的掉色的绿军装，肩上扛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给我大姐买的小棉袄，还有他攒了好几年的工资，和转业费。他进门先抱了抱襁褓里的大姐，又拉着我妈的手说：“以后不走了，在家陪着你们娘俩。”我妈眼眶红了，却笑着往他手里塞了碗热乎的小米粥。
说起来，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能在当地拔尖，一半靠我爸的能干，一半靠我姥姥的“名声”。我姥姥姓商，在十里八村一提“商姨”，没人不竖大拇指，都说她是“能通仙的活菩萨”。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村里谁要是得了怪病，医院治不好，就会拎着一筐鸡蛋、半袋白面，往姥姥家跑。姥姥从不推辞，每次都让病人坐在大屋的炕桌前，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对面，先问清楚病症，再闭上眼睛沉默一会儿——我妈回忆说，那是姥姥在跟身后的老仙“沟通”。
等姥姥睁开眼，就会从柜里拿出一块红布，铺在自己手心上，然后嘴里念念有词。一开始谁也看不出异样，可没一会儿，就见姥姥的手在红布上轻轻揉搓，像是在捏什么东西。揉搓了大概两三分钟，姥姥把红布掀开，手心里就躺着几颗米粒大小的黑色药丸，闻着有股淡淡的草药香。“这是老仙给的药，”姥姥每次都会把药丸递给病人，叮嘱道，“早晚各一颗，用温水送服，别吃生冷的东西。”
村里有个张大爷，当年得了哮喘，冬天一冷就喘得直不起腰，去县医院看了好几次，药吃了不少，钱花了一堆，愣是没见好。后来他儿子推着小车把他送到姥姥家，姥姥给搓了七颗黑药丸，让他连着吃七天。结果吃到第五天，张大爷就能自己拄着拐杖走路了，第七天居然能跟着村里的人去地里拾柴。后来张大爷逢人就说：“商姨是圣手啊，比医院的大夫还厉害！”久而久之，“圣手白莲花”这个名号，就慢慢传开了——“圣手”是说姥姥的医术，“白莲花”是夸她心善，从不收病人贵重的东西，有时候遇到家里穷的，连鸡蛋白面都不让带。
姥姥的名声响了，我们家的日子自然也顺了。那时候我姥爷是村里的会计，我爷爷是大队书记，俩老人在村里威望高，加上姥姥的“仙缘”，谁家有大事小情都愿意跟我们家走动。我爸回来后，看着家里的光景，又琢磨着手里的转业费，跟我妈商量：“咱开个歌舞厅吧，现在城里都时兴这个，咱这镇上还没有，肯定能火。”
我妈一开始还有点犹豫，怕赔了钱，可姥姥听说后，却拍着大腿说：“开！老仙说了，这是个好营生，能让咱家的日子更稳当。”有了姥姥这句话，我爸就放了心，找朋友打听着租了镇上最显眼的一间门面房，又找人装修，买了音响、彩灯，还请了两个会唱歌的年轻人驻场。歌舞厅开张那天，镇上的人几乎都来了，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屋里的彩灯转着圈闪，歌声、笑声能传到二里地外。
那时候我爸每天忙着歌舞厅的生意，从早到晚不着家，我妈就在家照看大姐，偶尔去姥姥家帮忙。我妈说，那时候姥姥家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在门口等，有的是来拿药的，有的是来道谢的，还有的是来请姥姥去家里看事的。姥姥从不嫌烦，每次都耐心接待，有时候忙到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我妈就帮着端水、递东西，偶尔也学着姥姥的样子，给病人拿点家常的草药。
有一回，邻村的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来求姥姥，说孩子半夜总哭，眼睛还发红，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毛病。姥姥让那妇女把孩子放在炕上，自己坐在旁边，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闭着眼睛念叨了一会儿。过了大概十分钟，姥姥睁开眼，对那妇女说：“孩子是吓着了，晚上别带他去黑地方。”说着就拿出红布，搓了颗黑药丸，让妇女给孩子喂下去。第二天一早，那妇女就抱着孩子来了，笑着说：“孩子昨晚睡了个整觉，也不哭了，眼睛也不红了！”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个布包，里面装着二十个鸡蛋，非要塞给姥姥，姥姥推辞了半天，最后只收下了两个，让人把剩下得都拿回去，说“留给孩子补补身子”。
那几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确实红火。我爸的歌舞厅生意越来越好，不仅镇上的人来，连周边村里的人都特意赶来；姥姥依旧每天帮人看事、舍药，家里的鸡蛋、白面堆得满炕都是；我妈也经常去姥姥家，帮我姥姥招待这些前来问药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