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周末，那熟悉的“突突突”声由远及近，就像拉响了姐妹俩心中的警报。李道明骑着那辆组装的“嘉陵”摩托车回来了。一听到这声音，李艳和李二就像受了惊的小兔子，坐在堂屋门口一左一右的石墩上，就开始哇哇大哭。
“妈……爸爸回来了……”李二的声音带着哭腔，小脸吓得煞白。
廷秀看着心疼，却也无奈，只能低声安抚：“莫怕莫怕，好生把作业拿出来，没错就不会打。”
可李道明检查作业的方式粗暴得像在车间验收零件。任何一个红叉，都足以点燃他的怒火。“手伸出来！”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黄荆条子抽在手心，瞬间就肿起老高的红棱；有时气急了，几下子抽在腿上，那红印子几天都消不下去。
久而久之，李二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做作业就紧张，笔握得死死的，一个字要描好久，生怕写错。学堂里的李永宁老师批改她的作业时，总忍不住摇头叹气：“李玉容这孩子，资质是有的，就是太‘摸嗦’了！反应总比别人慢半拍，像是心里憋着块大石头。”
好在姐妹俩都继承了母亲的聪慧，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李艳更是出息，五年级读完，才十岁年纪，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贾嗣镇上的四中，要离家住校了。
临走那天，李二扯着姐姐的衣角，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偷偷跑到自留地里，用小锄头刨出两个肥嫩的地瓜，又在黄瓜架上摘下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一股脑塞进姐姐的包袱里。
“姐，你带到学校吃……莫饿着了。”她吸着鼻子，小声叮嘱。
李艳摸摸妹妹的头，心里也酸酸的：“你在家要听话，好好写字，莫惹妈妈生气。”
隔壁大伯娘家也是喜事连连。大儿子结了婚，大伯娘爽快地把屋子一分为二。
“老大，你们小两口住东头。我带着你兄弟住西头，不打扰你们过日子！”她乐呵呵地张罗着。
一年后，大儿媳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李安宁，大伯娘抱着孙子，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哎哟，我的乖孙哟，咱们家可有后了！”
过了两年，二哥也娶了媳妇，是从高山上嫁下来的姑娘，长得高高壮壮，模样却十分周正。第二年，二嫂生了个女儿，取名慧莲。彼时，计划生育的风声已经像箍桶一样，越来越紧。动不动就有干部下来宣传：“超生一个，扒房牵牛！绝不姑息！”
二哥本就因为头胎是女儿有些闷闷不乐，后来二嫂干农活时，体内的节育环意外脱落，又怀上了。这事儿成了个不能声张的秘密。二嫂只好躲回高山上的娘家，直到快临产了，才偷偷回来。是廷秀摸着黑，过来给接的生，又是一个丫头，取名慧英。二哥在产房外头，听着娃娃的啼哭，蹲在地上，抱着脑袋长长叹了口气。
村里的光景也在变。长石岗那片以往鸟不拉屎的石岗子，在村里组织大伙从水庙坨一担一担挑来河沙改造后，竟成了肥沃的沙土地。土地承包到户，四队的人家家户户都在那种上了花生。
“这沙土地，种出的花生又大又饱满，香得很哩！”大家伙都兴高采烈。
坡坡下那户姓贺的人家，更是靠着一股狠劲，成了种花生的能手。没几年，就传出了他成了“万元户”的消息。贺家一口气修了好几间气派的大瓦房，青砖到顶，玻璃窗户亮堂堂的，羡煞了旁人。他也顺利娶了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有了钱，男人就变了。贺家男人开始召集附近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到家里“推牌九”，赌注越下越大。他媳妇劝他：“娃他爹，咱这钱挣得不容易，别这么糟蹋啊！”
男人正在兴头上，眼睛一瞪：“婆娘家懂个屁！老子现在有钱了！”
后来听说他输了不少，竟异想天开地在马路边摆起摊子，公开拉人赌博，结果被公安逮了个正着，直接抓走了。他老婆眼看日子没了指望，心一横，抱着年幼的儿子，跟着一个外地的开车路过的司机跑了。只留下那几间空荡荡、常年紧闭门户的大瓦房，在长石岗上，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警示。